有关沙城子的故事是从这儿开始的。
1576年秋天的一个午后，天空晴朗无云，风从草原上吹来，翻动着沙城城头上的旌旗。
一个叫罗凤翱的将军，身着戎装，站在沙城西门的城楼上，放眼长望，西边四十里外的贺兰山连绵起伏，雄关要隘，犹如一道天然屏障。
山下的拜寺口双塔清晰可辨，与拜寺口相邻的是苏峪口，苏峪口山中有一条道路可直达山的那边。那时候贺兰山西麓是鞑靼人的领地。
鞑靼人是游牧民族，几乎每到秋天，庄稼成熟，牛羊肥壮的季节，他们的骑兵常常突破山口，窜至山前，抢劫财物，扰乱地方。
所以一到了这个季节，便是战备防务最紧要的时候了。
而沙城恰位于苏峪口和宁夏府城（银川）之间，距银川城也不过就是三十里路，其军事地位十分重要。
罗凤翱时任宁夏巡抚，总揽宁夏军事，他此次视察防务，驻马沙城，远望贺兰山，触景生情，一时兴起，随赋《寻边望拜寺口》诗一首：
午下翻旌盖，阅关到水西。沙城连塞草，龙刹映睛霓。亘地层峦障，参天乔木齐。从来形胜具，胡马望中迷。这是一首写于沙城的诗，我不知道这位将军诗人是不是也把他的这篇诗作写在沙城的某个酒馆的墙壁上了，古人有在墙壁上写诗的习惯，那时候没有文学报刊，写在墙壁上，也就相当于公开发表了。
这首写于明朝万历四年的诗歌最终还是存留了下来，算来至今已有四百余年，使得沙城子有了更为深层的历史意义。
沙城从城建规模上看应该算是一座大城，20世纪60年代初，城的四角边墙还依稀可辨，此地历代皆为屯兵养马之地，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军马部在此组建贺兰山军马场，沙城子就成了军马场的场部所在地。
军马场是一个农牧兼蓄的单位，除了为部队繁育优良的骡马之外，另一个任务就是屯垦戍边，从事农业生产。
首先是军马场一队的人在城的东南角开渠引水种植了三十多亩枸杞园，紧接着场部机关的干部又在城的东北角开垦出一片二十多亩的蔬菜基地。
即便是这样，也仅仅是用去了城的一隅而已，还不到全城面积的五分之一。
有人曾经粗略地计算过，如果把十个镇北堡那样的城堡像棋子一样摆放在沙城城内，那城堡与城堡之间空隙的地方，该是一条两车道宽的马路了。
尽可以想象沙城当初建城之时，其繁华兴盛当是西北一重镇了。
人大概都习惯于住在家有院墙的地方，似乎一个家有了院墙，人才住得安稳。
沙城的城墙是早已塌毁了的，没有了城墙还叫城吗？
沙城人就沿着老城墙种树，种沙枣树。沙枣树多刺，枝干繁密，是抵御风沙的好材料。每年到了仲夏季节，沙枣花开放，整个沙城便弥漫在浓郁的沙枣花香里了。
公元1969年，也是一个秋天。
在银川火车站通往沙城的一条简易公路上，车轮滚滚，一辆接一辆的军车满载了人员或物资接连不断地向沙城驶来。
这时候的沙城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贺兰山五七干校的首脑机关所在地了，数以万计的现役军官集聚沙城。
在沉寂了数百年之后，沙城以满怀喜悦的心情迎来了它的又一个兴盛期。
这些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南京、西安、重庆、长春和大同等地的军人们，其中不乏为共和国的创建浴血沙场九死一生的高级将领，也有诸多在军事科学领域卓有建树的专家或学者。
后来担任共和国国防部长的曹刚川上将也随着这支队伍来到了沙城，一时间沙城将星云集，蓬荜生辉。
夜幕降临之时，星耀四野，来自贺兰山山口的长风在沙城的烽火墩上发出一阵又一阵啸响，让人闻之似乎有一种虎啸龙吟之势。
这些经历丰富、学识渊博的军人们给沙城所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
首先当然是文化的传播，他们在沙城创办了一所五七中学，后来更名为银川八中。
八中初创之时，从领导班子的组建到一般教员的配备，一色的现役军官，他们分别来自总后的几所军事院校。
有这样强大的教师队伍，其教学的质量在全国也堪称是一流的，后来从这所学校走出去的学生，有不少人成为各方面的精英人才，甚至连美国和英国的几所著名大学里也有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担任其教授和研究员。
这些军人们还利用他们的技术优势，在沙城创办了一个集机械修理和弹簧钢板生产的工厂。
这所工厂生产的贺兰山牌汽车钢板在以后的十多年里，为沙城的发展创造了不菲的经济效益。
这些军人来到以后，沙城的营房和生活设施建设比原有的规模扩大了数倍。
在校部机关的办公室门前，开辟了一处可容纳万人集会活动的五七广场。
1970年的“八一”建军节，来自五七干校的学员、军马场的职工、286部队的战士和干校子弟中学的学生们会聚一起，在这个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
晚间，一个会场上映的是《平原游击队》，另一个会场上映的是苏联影片《列宁在1918》，两边电影的对话可以相互听见，一边说：“李向阳在哪里……”另一边则说：“布哈林是叛徒……”
而主会场的一女声独唱：“我爱马场我爱马，马场就是我的家……”歌声高亢激昂，有响遏行云之壮美。
那一个暑期，沙城是极尽了喧嚣和繁华的，但喧嚣和繁华却并不久长，到了1973年，总后五七干校在完成了其历史使命后，开始逐步撤离。
将军们走了，数千位校尉级军官走了，那些为沙城的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的总后基建工程兵286部队四大队的战士也走了。
他们的远去，给沙城留下了永远难以忘怀的忆念。
1981年的夏天，沙城又迎来了三位尊贵的客人，他们是著名电影导演谢晋、作家李准和张贤亮。
那时候由谢晋执导的电影《牧马人》正在寻找外景地，他们是来找马的。
可这时候的沙城已经没有马了，军马场已经改制为农牧场了。
军马场的改制是在1975年。
20世纪的70年代中期，中国的军队开始了一次重大的军事变革，开始了由骡马化向摩托化和机械化的转换。
军队裁撤了骑兵建制，即便是那些在步兵连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骡马也退役了。
军队不需要马了，一时间，在中国广袤的草原上有数十个军马场均被裁撤，移交地方改制为国营农牧场了。
军马场的改制，让沙城人备感失落。
这些曾经身着军装，一双大头皮鞋把银川市的街道踏得咔咔响的沙城人，一夜之间失去了他们的傲气。
以往，他们在诸多方面都享受着比地方单位优越得多的生活待遇。
比如穿衣，那时候穿衣服买布要布票，国家发的布票是人均两丈，地方上的人常为票发愁，扯了被面就少了衣服，做了衣服就不能套被子。
而沙城人则从没有为布票发愁过，他们有配发的军装，冬有棉夏有单，从头到脚都是军用品。
再说吃的，具有城镇户口的银川人，每月食油的定量是三两，肉的定量是半斤，肉的质量也不能保证。
副食品公司到农村收购肉食品，常把那些不能过冬的乏羊或母猪收购回来，宰杀了出售给市民，那时候肉食品供应紧俏，平日里能吃上荤腥就算是不错了，哪还有心去挑肥拣瘦呢。
而沙城人就不同了，他们每月食油的供应量是一斤二两，至于肉食，每一个生产连队哪一个月不宰杀两头猪啊。
每年到了冬季，谁家的伙房里不挂着一两只的整羊呢，沙城人称这为“冬肉”，那是专门为过冬而储藏的肉。
另外沙城人还常常用自己生产的优质大米，到青海的贵南马场和甘肃的山丹马场换回牦牛肉、湟鱼和菜子油，用以改善职工生活。
干部职工或因工出差或回家探亲，怀里揣一张盖有中国人民解放军贺兰山军马场公章的介绍信，无论是乘车或入住旅馆，都会受到很好的礼遇和接待……
这些优越的待遇今后不会再有了，沙城人的情绪低落到了极点。
人心思动，首先是那些银川知青开始返城。
但凡有门路能走的都走了，走不了的就只有留下来开始了顽强的坚守。
日子还要继续过，地还要继续种，坚强的沙城人在坚守中开始了二次创业。
他们似乎又看到了一个美好的前景，在生产上既保持了传统农业的优势，又开创了多种经营的渠道。
他们既种麦种稻，也种植枸杞和啤酒花。
四条腿的马没有了，就养殖两条腿的鸡，于是一个科技含量很高的现代化养鸡场——沙城鸡场建成投产了。
在20个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银川市居民的餐桌上，鸡肉和鲜蛋有百分之七八十是沙城鸡场生产的。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政府加大了农业生产的投入，不仅取消了农业税收，但凡种地的农户每亩地还给一份相应的补贴，粮食和副食品调价，使得沙城人的收入成位成倍地往上翻。
当城里人为了日益增长的房价而发愁的时候，在沙城，只需花费七八百一个平米低廉的价格，就可以购买一套带院落带车库的花园洋房。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曾经挖空心思离开沙城进入城市的人们，有很大一部分由于企业的破产倒闭或下岗或买断工龄或吃“低保”，这时候回过头来又开始羡慕沙城人了。
好马也吃回头草，他们中有不少人又有了重归沙城的想法，竟也有人就真的又回到了沙城。
沙城人的胸怀是宽广的，当年他们走的时候，我们执手相送，如今他们回来，我们一样接纳欢迎，并给了他们房和地，帮助他们走上了共同富裕的道路。
沙城终又走上了辉煌。一幢一幢职工住宅拔地而起，成片成片的具有欧洲经典风格的别墅鳞次栉比。但凡到过沙城的人，无不流连忘返。
2009年的春天，曾有两位作家来沙城采风，看到那生机盎然的田园和花树掩映中的颇具城市风格的市镇，很是惊讶。
中国的文化人，大多都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山水田园情结，他们追求一种物质和精神相结合的完美，却又总不能完美，常常是近了田园却又远了都市，而近了都市却又远了田园。而在沙城，他们看到了田园和都市兼具的文化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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