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謂，宋真宗、仁宗時期著名的大臣，在當時和後世都被視為“奸臣”。
北宋是知識大爆炸的時代，文人士大夫留下了堪稱海量的文人筆記，像丁謂這樣的人自然是文人士大夫樂於載入筆記中的。
然而即便是在當時，也沒有人否定他的才華與能力。
我們來看宋人筆下的丁謂。
歐陽修《歸田錄》的記載
真宗朝，歲歲嘗花釣魚，群臣應制。嘗一歲臨池久之，而御釣不食。時丁晉公謂應制，詩云：“鶯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真宗稱賞，群臣皆自以為不及也。
——歐陽修《歸田錄》
宋真宗時期，每年都要舉行賞花釣魚活動，以示君臣同樂，期間大臣們要寫應制詩。某一年，宋真宗與大臣們釣魚時，“臨池久之，而御釣不食”，這讓宋真宗覺得很掃興。見此情形，丁謂在應制詩中寫道：
“鶯驚鳳輦穿花去，魚畏龍顏上釣遲。”
宋真宗
讀到此詩，宋真宗稱讚不已，其他大臣也自愧不如。
這個故事出自北宋歐陽修的《歸田錄》，這個故事既可以反映丁謂的詩詞才華，也可見其拍馬屁的功力。
歐陽修
丁謂的文才即便過了數百年到了明代也令人敬佩，明末馮夢龍編撰的《智囊》記載了丁謂解詩謎的一個故事。
廣州押衙崔慶成抵皇華驛，夜見美人，蓋鬼也。擲書雲：“川中狗，百姓眼，馬撲兒，御廚飯。”慶成不解，述於丁晉公，丁解雲：“川中狗，蜀犬也；百姓眼，民目也；馬撲兒，瓜子也；御廚飯，官食也。乃‘獨眠孤館’四字。”
故事說有個叫崔慶成的衙役，夜宿一驛站，夜半時分來一個絕色美女，扔給他一張紙，寫道：“川中狗，百姓眼，馬撲兒，御廚飯。”這是一個字謎，崔慶成左看右看不解其意。後來大臣丁謂聽說後，解道：“川中狗，蜀犬也；百姓眼，民目也；馬撲兒，瓜子也；御廚飯，官食也，乃‘獨眠孤館’。”
這是女鬼向崔慶成暗示自己“獨眠孤館”。
馮夢龍將這個故事放在《智囊》的《捷智部》，也是對丁謂文才的認同。
文瑩《玉壺清話》的記載
真宗嘗曲宴群臣於太清樓，君臣歡浹，談笑無閒。忽問：“廛沽尤佳者何處？”中貴人奏有南仁和者，亟令進之，遍賜宴席。上亦頗愛，問其價，中貴人以實對。上遽問近臣曰：“唐酒價幾何？”無能對者，唯丁晉公奏曰：“唐酒每升三十。”上曰：“安知？”丁曰：“臣嘗讀杜甫詩曰:‘蚤來就飲一斗酒，恰有三百青銅錢。’是知一升三十文。”上大喜曰：“甫之詩自可為一時之史。”
這個故事出自北宋僧人文瑩撰寫筆記《玉壺清話》，記載的還是宋真宗和丁謂的故事。
宋真宗
宋真宗在大宴群臣之際，突然發問“唐代的酒價格是多少？”那麼多大臣能人都不知道，“無能對者”，只有丁謂知道，答道“唐酒每升三十”。宋真宗問其原因，他答道是從杜甫的詩中得出的。
關於這個故事，很多宋人都在筆記中記載了。
如與司馬光一同修撰《資治通鑑》的劉攽，在《中山詩話》也記載道：
真宗問近臣：“唐酒價幾何？”莫能對。丁晉公獨曰：“鬥值三百。”上問何以知之，曰：“臣觀杜甫詩曰：‘速須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亦一時之善對。
劉攽認為丁謂的回答是“善對”，是臣子面對皇上提問時機智的表現，而不是杜詩真的記錄了唐代的酒價。
然而不可否認，丁謂的頭腦極為靈活，他能從一句唐詩得出唐代酒的價格，這絕不僅僅博聞強記那麼簡單，不是死讀書的書呆子。
他為真宗修宮殿時的“一舉三得”絕不是偶然的。
江休復《江鄰幾雜誌》的記載
丁晉公在崖州，方奕棋，其子哭而入，詢之，雲：“適聞有中使渡海，將至矣。”笑曰：“此王欽若使人來駭我耳。”使至，謝恩畢，乃傳宣撫問也。
這個故事出自北宋江休復的《江鄰幾雜誌》。
真宗去世後，丁謂罷相被遠貶至海南崖州。很多大臣，無論正直奸佞的，都擔心他東山再起。一日丁謂正在下棋，“其子哭而入”，丁謂“詢之”，兒子答道：“適聞有中使渡海，將至矣。”他兒子聽聞朝廷派太監渡海前來，感覺大事不妙。
丁謂聽聞卻笑道：“此王欽若使人來駭我耳。”
王欽若劇照
丁謂認為這是另一個奸臣王欽若慫恿皇帝派太監前來，是故意嚇他的。
結果也如丁謂所料，太監前來時“傳宣撫問也”。
面對貶謫，仕途渺茫，丁謂積極的心態也是很多大臣無法比擬的。不同於很多大臣被貶後的消沉抑鬱致死，丁謂卻是真正的耐挫者。
《江鄰幾雜誌》
他被貶崖州三年，雷州五年，道州四年，光州約三年，其“流落貶竄十五年，須鬢無斑白者，人服其量”。
被貶十五年，“須鬢無斑白者”，他根本不愁，連頭髮都沒有白，這份心態無疑是令人敬佩的。
魏泰《東軒筆錄》的記載
王文正公曾在中書，得光州奏秘書監致仕丁謂卒。文正顧謂同列曰：“斯人平生多智數，不可測，其在海外，猶能用智而還，若不死，數年，未必不復用。斯人複用，則天下之不幸可勝言哉？吾非幸其死也。”
這則記載出自北宋魏泰的《東軒筆錄》。
這個故事可以接著上面的那個故事，北宋丁謂被貶海南後，除了心態好外，還無時不想著回來。
從崖州、到雷州、到道州，最後到光州，雖然仍是被貶在外，但無疑是離回朝更近一步。尤其最後宋仁宗將他遷往河南光州，發出了重新啟用丁謂的信號，這更讓朝中很多大臣感到不安。
好在丁謂最終病死在光州，沒有活到回朝的那一刻。
當丁謂的死訊傳到朝中，宰相王曾長舒一口氣對同僚說：“斯人平生多智數，不可測，其在海外，猶能用智而還，若不死，數年，未必不復用。斯人複用，則天下之不幸可勝言哉？吾非幸其死也。”
在王曾看來，丁謂是用“智”一步步從海外返回朝廷的，這份“智”讓狀元出身的王曾都感到畏懼。
由此可見丁謂的可怕。
宋代人對“奸臣”的標準和以往有很大的不同，這從《宋史▪奸臣傳》中那些“奸臣”名單就能看出來。
那些人品不堪，阿諛奉承，工於心計等等都免不了“奸”的標籤，尤其是在宋代，在黨爭惡化的時代，忠奸分明，正直的人士通常將站在自己對面的人統統打上“奸臣”的烙印。
丁謂曾經表示出對唐代李林甫的稱讚，這在時人看來，也是丁謂“奸”的表現，和李林甫臭氣相投。
在與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下，宋人往往高舉道德旗號，君子與小人涇渭分明。
那些從政政績碌碌無為，甚至有過失的，但有“君子”之稱的也足以留下好名聲。
而那些從政有政績，甚至是有顯赫功績，但人品有問題的，一旦被貼上“奸臣”標籤，往往被一棍子打死，且更成為一段時期政局動盪的“替罪羊”。
或者說，他們是整個士大夫集團祭出的“替罪羊”、“犧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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