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

荆楚这片南方的灵秀山水曾经孕育出一代代伟人：从自投汨罗的屈原，到力能扛鼎的霸王，再到近现代历史上的风云人物，无不是出自洞庭湖南北的荆楚大地。即使历史进入了近现代，先秦楚人"不服周"的蛮勇之气，在近代历史上也是时不时地浮现出来，保守和开明在这里进行着一轮轮激烈的交锋。

不同于以戎马闻名于世的左宗棠、曾国藩，近代历史上的第一个访英使者郭嵩焘的救国之路，是一条在当时并不被认可，但被历史证明有先见之明的道路。而郭嵩焘的种种进步思想，和他的思想短板，同步存在于他的著作《使西纪程》中，体现了历史阵痛期国人的认知升级和彷徨。

一、出使英国前的人生履历

郭嵩焘于1818年出生于湖南湘阴县一个富裕的家族里，由于郭家的致富门路主要是经商和放贷，不同于传统的土地地主，这一点是郭嵩焘离经叛道思想的家族根源。年轻的郭嵩焘虽然长相斯文，但是骨子里桀骜不驯，不会轻易地改变自己的观点，这位他日后发出离经叛道的言论打下了物质和家世方面的基础。虽然他和著名的曾国藩曾同窗共读于长沙岳麓书院，但是他与曾国藩对于民族危亡和时局的态度完全不同。

曾国藩

当时官吏贪婪、人民穷困，曾国藩认为可以在不改动政治制度的大前提下，通过学习先进军事制度的方式与列强相抗衡，但是在郭嵩焘看来，真正的自强之道不应当限于购买军舰、筹集军饷等办法，而且他对于当时保守士大夫"相与愤然言战守事宜"的态度深表不满，认为贸然对外开战、于国于民，非常不负责任的态度。

洋务运动

洋务派提倡"师夷长技以制夷"，认为西方的强盛在于军事技术，所以认为在 不变动现有制度的情况下，可以通过局部微调和适当改良达到强国的目的；但是郭嵩焘却非常有先见地认为，洋务派不懂得西洋强盛之本，也不知道洋务运动之本，郭嵩焘认为海防大业，包括练兵、制器、造船、用人、理财、持久，都无法解决根本问题，问题源头在于朝廷"正百官"，要从政治体制入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时局存在的问题，然后学习他们用兵制器之方法，以求积渐之功，因此改良朝廷政治才是御敌之道，而具体的升级兵器、进购机械则是御敌之术。

郭嵩焘不厌其烦地强调：“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其末在商旅。”如果没有好的朝廷制度，那么再好的商旅都无法施展其长项；而政教正是中国积贫积弱的根本。这种思路，其实非常符合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思想的中国近代变革历程，在洋务运动的时代，郭嵩焘的思想先进到了相当于"维新变法"的地步，但是对于改制的方向在哪里，其实郭嵩焘自己也没有谱，直到郭嵩焘因为一次意外走出国门之后，他的想法才找到了具体的支撑点。

马嘉理案的文件记载

后来，英国驻华使馆翻译马嘉理在云南被杀，在英方的压力之下，朝廷不得不派人去通好谢罪，于是郭嵩焘被任命为前往英国的钦差大臣。郭嵩焘接受使命之后，为进一步"通查洋情"、探究西学，毅然踏上了前往英国的旅程，并留下了《使西纪程》这部著作。

2、 全书的要旨和进步观点

《使西纪程》是1876年、郭嵩焘从上海到伦敦50天的旅行日记，他从中国出发，途径印度洋进入红海，通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然后出直布罗陀海峡，进入英伦三岛，途经5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正是这次国际之旅，改变了郭嵩焘看世界的方式，坚定了他对于清末变革的很多看法。

传统的华夷之辩

在这部奇书中，郭嵩焘最先打破的是华夷之辩：

在多数中国文化人将西方人视为蛮夷之国时，郭嵩焘抛弃了这一偏见，比如他认为，茫茫四海，含识之人民，此心此理，所以上契天心，岂有异哉？而猥曰东方一隅为中国，其余皆为夷狄之国，吾所不敢知也。"这一言论，是对四夷围绕华夏的天下观念的巨大挑战，他客观地结合世界地理知识，指出中国只是地图上北半球一隅之地，并非是位于世界的中心，这种客观而科学的态度，就区别于绝大多数同时代的中国人，而正是这一点，是郭能够在书本中客观认知世界的原点。

因为没有中夏=先进、夷狄=落后的文化包袱，所以郭嵩焘愿意冒着"以夏变夷"的危险大帽子，积极对齐国际标准，而不是希望所有人都顺从清朝的传统：比如在苏伊士运河港口里，看到欧美列国使用的旗帜大都是方形旗帜，而且形制大体相通，但是中国的旗帜大都是三角形旗或者是燕尾形旗帜，不仅与国际惯例不相符，而且在与列国旗帜并列的时候，容易输掉气势，于是主张记录西方国家的旗帜形状，然后回国后作为改制的参考。不强行要求他人顺从自己、将中外置于平等交流的位置上，这种心态在近现代跨文化交流史上很少看到的。

英国议会

在破除了传统的夷夏之辨后，郭嵩焘认为西洋世界也有2000多年的文明史，而且认为西洋国家的兴盛并非在于"行金运火"的机械，而是在于朝廷政教严明，人民与国家同仇敌忾。比如在英格兰，国会（巴丽曼衙门）的作用是维持国事方面的议论，而买爱尔（mayor，市长）则要顺应人民的请求，所以这才是真正的三代之治，比如他认为，当时英国的代议制推举首相，很接近上古尧舜禹之间相互禅让的选官方式，他认为，当时代议制的选区制度，其实很类似于孟子描述的先秦国人的民治传统："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但是相比之下，在秦帝国统一九州后，和上古的爱民恤民传统背道而驰，而且每过一个朝代就是每况愈下，所以西方人认为古代王朝大都是"半开化"，当时欧洲列强看待清朝，就像周朝强盛鄙视群雄那样看待四夷。

在对比了英国近代史和中国历史时，他大胆的提到：相比于过去的封建王朝，英国这种国家之所以享国长久，是因为"君主兼主国政故也"，因为君主是依靠议会主持国政的，而不是像封建帝王那样乾纲独断、一手遮天，所以能够保证王朝的稳定和君主家族的安全，因此他认为清朝要强盛，必须先改进政体，其次才是器物，否则就是本末倒置。

19世纪的英国学校

其次，郭嵩焘认为，西洋列国的强盛根本还在于教育发达，文化昌盛：比如郭嵩焘在香港，便四处探查文化教育结构、参观学馆，看到在英国人的治理下，无论是殖民地还是英格兰本土，都是文教兴盛，有各种学堂或者学馆，以教化包括汉人、犯罪分子、小童等不同层次人的文教机构；在香港，他看到学习中国四书五经的华人学童在教室里并排而坐，而且学习考核制度十分严格，课程安排合理；相比之下，中国的乡村私塾则显得师道不传，而且纪律松懈。在这样的机制下，很难训练出对于现实有作用、能够经世致用的人才。

郭嵩焘也曾到访过香港

在教育上，郭嵩焘经过自己的观察和与西方人交流，发现"实事求是，西洋之本也"，在历史上有亚里士多德、培根开求知风气之先，以至于当时西洋人普遍"好推求事理"；而清朝则是"群相奖视，不悟是非"，事至而不暇深求其理，西方甚至有8旬老翁深入研究汉学，在熟读汉文经典之后，还能撰写专著，这是足以令当时盲目自大的清朝士大夫汗颜的。

19世纪的英国沙龙

正是因为整体对西方文化的正面态度，所以郭嵩焘笔下的西洋人物出现了很明显的正面色彩，在此之前，清代士大夫继承了古代对于西方蛮族比如犬戎、西戎的态度，在写道外国人物和国名的时候，会在旁边加上犬字旁作贬低；但是在郭嵩涛这里，他完全没有用类似的侮辱性写法，在他的笔下，西方人大都或文雅、或矫健、或知书达理、或体格强健，比如在和英国公使的交流中，郭嵩焘发现，西方人交战，即使战败头像，也会得到军官应有的待遇，不会受到虐待和侮辱，只要在战争结束、两国议和后，依旧可以回国官复原职；相反，如俘虏自己逃回故国，反而会因为不遵守条约、没有契约精神而受到责罚，并且永不起用。这一点让郭嵩焘感慨

在外交思路上，在亲眼目睹了英国殖民军队在各地的舰队和炮台之后，他理性的认识到了中国和对手在武力层面的差距。和以暴力解决问题的简单方式相比，郭嵩焘在出访英国前，就反对为了顺从国人的一时冲动，盲目地与外地开战，而是主张慎重的了解西洋列国的国情局势。而且郭嵩焘坚定地认为，只有从根本上强大中国、改变清朝的政治和教育体系，并了解西洋列国强盛的各种具体原因，才能与之较量。

这些言论虽然也有不成熟、不科学的一面，但是相对于那些保守的士大夫和老夫子，这已经是石破天惊的奇谈谬论了。同时，也是因为这些言论有现实根据，对于他所冲击的那些顽固分子更难以反驳，所以这些人气急败坏的表示郭嵩焘是"事夷"，而且还是"有二心于英国"，但是在当时的局面下，郭嵩焘的真话不仅没有引起足够的正面重视，反而遭到了非议和骂名。

三、受制于时代的遗憾

汉代使节

当然，郭嵩焘的很多想法有流于肤浅之嫌：比如他在没有世界历史背景的知识下，他看到西方文化中的重要分支希伯来文化的发源地以色列，位于汉书上的条支（安条克，位于叙利亚地区）附近，又认为汉代使者甘英曾经来到过条支附近，所以他认为西土文化可能是东土文化西传的结果，这显然是骨子里中国文化中心论的体现。

民本和真正的代议制有很大的区别

郭嵩焘坚定地认为西洋诸国接近中国上古的三代之治，骨子里还是以中国历史为认知世界历史的出发点，通过表面上的相似性，来认知很陌生的概念；但是这一做法却忽视了一点，那就是相似并不等于等同，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简单化的理解为中国上古之风，其实还是在本质上没有接受西方文化，而是坚持"西方的进步来源于学习中国上古文化"，但这绝对是对历史和时局的巨大误读。其实无论是哥伦布、达伽马，还是魏源、郑观应、郭嵩焘，正是在东西方早期跨文化沟通中的互不了解，导致双方喜欢习惯性的过度拔高对方，有意识地呼略对方的缺陷和不足，这一点在清末最早开眼看世界的清朝人身上体现的十分明显。

殖民地的作用不仅仅是直接财富来源而是市场

也是基于对西方国家侵略性认知有限，郭嵩焘没有弄清楚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模式，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后，出于对主权国家的尊重，君主已经不可能随意地兼并其他国家的全部领土，在殖民扩张中，对于本地的土著政权，殖民者一般是倾向于保留，而不是一网打尽、全部颠覆。而英国对于中国的殖民政策，一面是英国的殖民模式倾向于寻找贸易口岸倾销商品，一面是英国本土距离中国十分遥远，所以导致英国仅仅是攻取了中国的沿海战略要点，而在占领北京城之后，英国也没有试图长期占领中国，并灭绝清政府，而是要求中国正式和英法建交，强行将中国纳入世界外交体系中，并没有出现占领首都=灭国的情况。这也让郭嵩焘认为，西洋人开战仅仅是满足于和中国通商而已。但是通商的背后，是希望冲击中国本土的手工农业，增加中国人对英国产品的依赖性，并在后面试图进行文化侵略。而这都是单纯膜拜西方文化的郭嵩焘没有机会领略到的，毕竟任何人都受制于时间和空间，我们都注定会有知识盲点和认知盲区。

正是因为言论过于刚直，在1879年郭嵩焘被同僚诋毁举报、回国之后，就受到了同行出使的刘锡洪的举报，认为郭嵩焘的做法是崇洋媚外，而且盘点了郭嵩焘的拜见巴西国王、在甲墩炮台批洋人的衣服，这些行为被当时的士大夫视为通夷，于是在当时的中国，几乎落得人人喊打的地步，而这本书也一度遭遇毁版的命运。虽然如此，在湖南老家，在乡贤的鄙夷和士大夫的讥笑中，他还是坚定的认为："流传百代千龄后，定有人间识此人"。

在启蒙和普及科学的道路上，郭嵩焘等先贤的成败得失，都是值得我们珍惜和借鉴的，启蒙之路是路漫漫其修远兮，所有人都应当和郭嵩焘那样，敢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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