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初，归义军节度使曹宗贵暗藏4万敦煌卷

敦煌经卷，又称“敦煌遗书”，是在甘肃莫高窟发现的公元4-11世纪的佛经写本，当时的敦煌是西北的宗教、佛学、政治中心，僧人写经不辍，代代沿袭，较早的经卷是隋代唐初写出的长达十七米的《羯摩经》。

据资料显示，敦煌遗书总计4万件（一说5万件），英国存有1.3万件，法国有5700件，俄罗斯藏1100卷，日本约600卷，美国、丹麦各有20余件，其余存于我国各地。

发现经书的藏经洞到底是谁封闭的？学术界共有好几种解释，如西夏避乱说、北宋边祸说和曹氏自封说等，目前，各方基本倾向于是当时的归义军节度使曹宗寿所藏。

藏经洞的封闭，是因东部甘州回鹘政权与西边于阗李家王朝相继被灭，瓜沙地区归义军曹宗贵的统治势力突然变得势单力孤，东边有来自西夏的严重军事威胁，朝不保夕，为了防患于未然，留存下文明的痕迹，他只好秘藏佛经典籍，封闭了洞口，顺带将官府文书也一并藏入，这个年份应是在北宋咸平五年（公元1002年）到公元1014年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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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研究认为是敦煌寺庙的藏经，不同于中原寺庙的藏经楼，敦煌地区的寺庙是以洞窟作为藏经之处所。

从魏晋到两宋，敦煌一带都非常崇佛。北凉创立者沮渠蒙逊曾从西域延请高僧鸠莫罗什到凉州宣讲佛法、开场译经，封其为国师，甚至让他参与军国大事。统治西北的五凉无一例外都崇佛，在境内大力扶持佛教，广修寺庙，皇帝亲自听法，参拜佛像，组织盛大法会。唐武宗会昌灭佛时统计，即使地远人稀的下州——沙州也开窟千座，窟内塑像以及窟内所绘佛像、佛本生故事、佛传故事、经变画等总面积达45万平方米之巨，这些充分说明无论在中原还是敦煌，对“佛法僧”的崇拜自魏晋至唐宋五代延绵不绝，并未受政权更迭、战乱灾害、民族变迁干扰，即使是三武灭佛的“法难”也没有波及到敦煌地区，显示了佛教思想强大而深远的影响力。而且当时僧人地位尊贵，待遇丰厚，许多文官武将都“舍官出家”。

统治沙州一带长达60年的归义军时期，许多高僧还担任高级僧官，如教授、都教授、僧统、都僧统，僧官和僧人普遍参与民众生活，举行法会，为人诵经、发愿、攘灾等，俨然是思想界的权威和统治者。而在此之前的吐蕃统治时期，还建立了寺户制度，以附属于佛教寺院的民户来奉养僧人，保证了僧人的生活供给。

僧人生活优渥，便有条件开场译经。从敦煌藏经洞出土的5万多件敦煌文书，其中大多数是佛教文书。而敦煌写经中又有大批写本带有寺院标记，其中三界寺的最多，斯坦因推测藏经洞文献的主要来源就是三界寺藏收室的藏书。有专家认为，由于敦煌一带具有浓厚的“三宝崇拜”尤其是佛经崇拜思想，所以才能够保存最早的成书于前秦时期、最晚的成于公元1002年曹氏归义军晚期的藏经。

从藏经洞出土品类来看，是寺庙供奉佛教“内藏”和“外藏”之处所。中国古代的许多寺院既收藏经律论等“内典”，也收藏传统典籍等“外典”，敦煌藏经洞所出的各类藏品就有这些特点。首先，敦煌藏经以“经律论”等佛藏为主，主要是敦煌十七个古寺中的三界寺所藏经籍；其次，还藏有丰富的中华传统典籍，六朝时期，僧俗之间交游往还，诗文酬唱，高堂论对。不少高僧“出入孔释”、“兼学六经”，儒释融通。敦煌所出的文书除佛典外，很大部分就属于“外典藏”，按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已基本齐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