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加紧对华侵略渗透，其中扶植各种伪政府和傀儡政权是日军侵华的一个重要举措。
1932年，扶持“满洲国”，管辖东北地区。
1933年，日军进犯热河、察哈尔等地区，扶植一系列傀儡政权。1939年，合并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内蒙古王公德王为伪政权首脑。
1937年“七七事变”后，成立了“华北政务委员会”及其前身组织，管辖河北、山东、山西三省及北京、天津、青岛三市。
1938年，日军占领上海、南京后，组织了“维新政府”，辖苏、浙、皖三省和南京、上海两特别市。
1940年 3月30日，日军扶植国民党内亲日投降派头子汪精卫成立了“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吸收合并了“维新政府”，成为日军在华扶植的最高傀儡政权。
侵华日军在华扶植的这一系列傀儡政权，目的就是对华分而治之。通过扶植各地汉奸组建各种傀儡政权，让伪政权为日军的侵略提供各种服务。
所以，除了“满洲国”以外，其他各种伪政权名义上都是汪精卫领导下“伪国民政府”的下属地方政权。但实际上，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对“华北政务委员会”、“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等没有任何实质性领导能力。
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管辖下的苏、浙、皖三省和南京、上海两特别市，以及广州、武汉附近的狭小地区，其地方官员仍然是原先的“维新政府”人员。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只不过是一个政令不出南京城门的小朝廷，根本无法发挥任何“中枢政府”的作用。
但是随着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侵华日军战线拉长，兵力开始捉襟见肘，中共领导下的敌后抗日武装在沦陷区开展各种抗日活动，给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
为了应对这一局面，侵华日军开始转变战略方针。原先中国境内多个傀儡政权割据并立的状态，已经不符合日本帝国主义的利益。侵华日军迫切需要一个“统一”且强有力的“中枢政府”，来替日军维护占领区的秩序，为日军筹措经济资源支持作战。
1943年出，日本东条英机政府开始执行“对华新政策”，强调突出汪精卫的领导地位。在日军的支持下，汪精卫领导下的“伪国民政府”开始了一场“统一”各地傀儡政权的闹剧。
首先，日本政府和军部的主要头目纷纷到南京“访问”，东条英机甚至以首相身份拜访，借此抬高汪精卫的地位，以便令各地汉奸听命于汪精卫。
其次，汪精卫方面“统一”的最大障碍，就是自成一体的“华北政务委员会”。老牌汉奸王揖唐一贯反对汪精卫、反对“统一”。1943年2月8日，“华北政务委员会”在日军授意下改组，朱琛取代王揖唐担任“委员长”。朱琛就职后第二天，就撤下“华北政务委员会”悬挂的北洋时代五色旗，改挂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此后，汪伪势力逐渐渗入到“华北政务委员会”中。
然而，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的“统一”闹剧，却在德王的“蒙疆联合自治政府”这里碰了壁。
早在1941年，汪伪政权和“蒙疆联合自治政府”就在日本人“撮合”下在青岛举行秘密会议。会上，双方签订协议书，“蒙疆联合自治政府”承认汪伪政权的中央地位，而汪伪政权则承认“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高度自治”。但此后，德王根本不允许汪伪方面对“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的大小事务有一丝一毫干涉。
1943年，汪伪政权希望借着东条英机的“对华新政策”的东风，希望将“统一”推进到“蒙疆联合自治政府”。但是当地的日本占领军对汪伪政权干涉他们在蒙疆的既得利益十分不满，“统一”计划被日本军部否决，日本方面从此不许汪伪方面过问蒙疆的事务，汪伪“统一”蒙疆的活动完全破产。
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开展的这个“统一”闹剧，根本就是日本人支持下的政治欺骗。其根本目的还是在于以另一种隐蔽的方式来实现侵略和奴役中国人民。所以，其破产和失败终将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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