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定我們的來世沒有記憶，我們多少會惶恐地發現在這一生裡無論有多少分岔路口，我們最終走向一個共同的地方：死亡。除精神非正常者以外，我們從小就對死亡有種不可言說的恐懼，聊以慰藉的是，死後的我們不再能感受到痛苦是何物。
怎樣的人生都好，到最後都凝注成小小的石碑屹立在山間明月下，供人憑弔或者等待歲月屠刀的另一種侵蝕。
一直固執地認為日記能在我老之將至的日子裡重新呈現泛黃的從前。我設想過無數的黃昏，帶著老花鏡倚在藤椅背上翻看日記，但沒看到幾頁就打盹了，像以前在課堂的時候控制不住突如其來的睡意。
再後來我仍然寫日記，但下定決心把寫好的日記本鎖起來從此不再翻看，而且決心把日記放進我的棺木裡，築成四面窄窄的牆圍住那終會化成塵埃的小小軀體。生命中的單箭頭讓我恐懼：日益鬆弛的皮膚讓我竟察覺不出蚊蟲叮咬；我再難聽清別人的輕聲呼喚；我絲毫不再好奇這個世界；我甚至遺忘掉海誓山盟……
她，耄耋之年，依然嘗試著對抗年邁——用夾子拔掉頭上所有的白髮，用幾條稀疏的黑髮袒露著“年輕”的尊嚴；她也堅持縫補著原本完好無損的衣服以宣告著她還有活著的價值。於她而言，時間並不是最好的審判，他們用著最大的努力扮演著狡黠的被告人，在必將承受的懲罰面前固執地顯得相安無事。
她可能在暖陽中板著雙手去小公園裡打轉，以前一口氣就能走到的距離走得越來越煎熬。他們習慣並排坐在大榕樹下的階梯上，沒有特定的序列，沒有特定的話題，誰也可以隨時加入，誰也能夠突然離開。
她坐下把雙手疊在柺杖上把頭倚在上面，眯著眼睛看著眼前活蹦亂跳的小傢伙。有時她也會搭上幾句話，咧嘴笑著，她想起了很多讓她自豪的事情：她伏在私塾外的谷堆上，揹著剛出生幾個月的弟弟聽得出神。夫子在堂間不苟言笑地循著。“誰能說出‘良賓方不顧’的下一句？”一片靜默中，她在外面興奮地喊道：“‘應恐是痴人’！”
他們有時候會逗逗老頭提來的幾隻虎皮鸚鵡，黃綠色的生靈在籠子裡歡愉地跳著，幾雙墨綠色的瞳孔警惕著看籠子外混濁的眼睛，看著它們泛出少有的驚喜的亮光。數月半載，她隱約覺得未見到某人很久了，隨口提了一句：“怎麼總是沒見到那個住在安樂道的？”
“他，走了。”
“哦。”她嚥了口唾沫，顯出一絲緊張。不過也可能什麼也沒聽到，今天她把助聽器忘在枕邊了。
太陽要下山的時候，她把手支在雙膝上好不容易站起來，向同伴點點頭就板起手搖搖晃晃地回家了。這一點頭好像更加顯得鄭重其事，因為不知道明天會不會是陰雨天，會不會沒有力氣下床甚至起來，會不會一睜眼就到了另一個地方。
是時候杞人憂天了。
曾經看過一部韓劇，說神對人最大的懲罰就是讓他永生目睹著無數和自己結下情誼的人一個個老死。在暮年依靠能成為我們活下來的理由可能是我們還有環繞膝下的子孫，他們可能會把圍巾圍在我們的脖子上攙扶著我們去小公園曬太陽。我們還有一起堅守的同伴，那些跨越大半生還在的知己，我們也許會執拗地爭論大半個世紀前抽屜裡情書是誰替寫的，會嘲笑對方日漸衰老的容顏，讓兒孫幫忙設置短號在被窩裡聊到睡意侵襲。
我們還有在那些行走在我們記憶邊緣的人：這時候我們從床上蹦下來，換上新買的短裙，梳好一頭濃密的黑髮飛奔下樓。我們丟下柺杖扯下助聽器，在街上淋著雨肆無忌憚地奔跑著，一起去那個去了無數次但仍然留戀著的地方，可能是學校，可能是還沒有倒閉的小資情調的店鋪，可能是循環放映著同一部影片的電影院。
想起齊邦媛先生寫的《巨流河》，寫當年武漢大學的同學將近五十年後重聚，大家聚攏在一位彌留的同學的病榻邊，齊聲念著杜甫的《贈衛八處士》：“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訪舊半為鬼，驚呼熱中腸。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
能如此坦率地回憶往事，直面死亡大概是暮年的最高境界。
在黃昏路上跌跌撞撞地找尋出口，摸索著想要在黑暗永息，最重要的是我們都還有人陪著——在路的這端光明處也好，在出口那段黑暗地也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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