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武德九年，六月里的一天，都城长安的天气不错，可高祖李渊的心情却不好。尽管花红柳绿，碧水涟漪，一派怡人的仲春景色，泛舟宫内湖上的他，却没有平素里雄激素蓬勃，性冲动踊跃的样子。
这位老爷子，有点精神不振，有点情绪失常，还有一种大事不好的预感。
唐时京师的规模，现在的西安包括郊区再乘以十，恐怕都赶不上。因此，李渊在隋代大兴宫基础上扩建起来的太极宫，数倍于北京的紫禁城，当是可以肯定的。
陪他乘船同游的裴寂、萧瑀、陈叔达等几位近臣，心里当然明细得很，正是他的三个儿子，老大李建成，老二李世民，老三李元吉，为权位之争，已经闹到乌天黑地，不可开交的地步，令他焦头烂额。而其中，最吃不准的，就是秦王。
此时此刻的李世民，绝对是一座开始冒出通红岩浆的活火山，只是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爆发？什么样子的爆发？是天摇地动？是翻山倒海？事情发展到这种无计可施，无能为力，无可奈何的三无境界，大家都在等待着这一触即发，非炸不可的场面.
因此，整个太极宫内，笼罩着一股不祥气氛。
而这个六月四日的清晨，秦王李世民，在京师长安的皇宫北门，也就是太极宫的玄武门，发动了一次争夺皇位继承权的武装叛乱,中国历史上的“样板”皇帝，正式登上“贞观之治”的舞台。
李世民是个好皇帝，那是后话，但他夺得权位的手段，不敢恭维。
王夫之责疑：“况太宗之以夺大位为心，有不可示人之巨慝乎？”“慝”，就是邪恶。
这位学者认为他“慝”得很。由于他的贞观之治，曾经是历史上令人憧憬的黄金时代，千年以来的中国人，通常都避而不谈他的这个“慝”。
不过，平心而论，李世民公元622年的武装政变，夺得帝位，对他个人而言，应该得到很高的评价。与他公元617年至627年的荡平群雄，建立唐朝；与他公元627年至649年的贞观之治，一统宇内，可视为他平生中并列的三大杰作。
中国的历朝历代，宫廷政变，家常便饭，不可胜数，但达到李世民这次完美水平者，找不出第二个。
李世民打江山，漂亮；治天下，漂亮；夺得帝位，也漂亮。
就政变，谈政变，你不能不佩服李世民之英明睿智，神武果断，坚定决绝，一点也不拖泥带水的王者风度。
我不知道秦王府的谋士们，在策划这次政变时，事先做过政治预案没有？敌我双方要付出多大代价？
但战果，当得上“多、快、好、省”四字。
最少的流血，最小的成本，最短的时间，最佳的善后，几乎不到一个对时，基本结束战斗，太阳尚未完全落山，战场业已打扫干净。人不知鬼不觉之间，太极宫出现了新的主人。
整个长安城几乎没有被这场政变惊动，因为这个城市太大了，加之那时没有手机，可发短信，没有网络，可传消息，也没有娱记和狗仔队，报导这次政变的一个重要诱因。
这种投入极少，产出极大的政变，可谓破天荒的纪录，不是我们中国人总爱炫耀那辉煌的过去，就拿这个“coupd’Etat”来说，翻开《不列颠百科全书》，解释这个词汇所引用的例证，简直令人笑掉大牙。
书中认为1799年11月9日（雾月18日），波那巴·拿破仑推翻督政府；1851年路易·拿破仑解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国民议会，为典型的政变。哦！天哪！那小儿科的叔侄俩，与大唐王朝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李世民政变水平何以如此之高？因为他“夺大位之心”久矣！
大唐王朝建国以来，面临着内忧外患、立足未稳，李世民当然不会搞政变。公元622年（武德四年），解决了窦建德、王世充两位军阀的内忧以后，而外患突厥颉利还在集结力量之时，他认为可以腾出手来，进行谋划了。
虽然正史有关玄武门之变的记载，非常简略，而且反复强调，是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逼迫陷害之下，李世民一再退让，退得无可再退的自卫反击。这当然是御用文人的说辞，掌握了国家机器和舆论导向的李世民，即使拍胸脯，让其秉笔直书，他们也不敢拿自己脑袋开玩笑的。
第一，李世民可不是一个脓包；第二，李渊、李建成、李元吉加在一起，绝不是他的对手。
逼迫是有的，陷害也是有的，而李世民之所以一再忍受，不作反弹，正是其狡猾处。两兄弟根本不晓得他们自以为得意的，施之于李世民的一切恶行，恰好给了李世民用来制造舆论，用来邀买民心，用来激励部属，用来张大形象的绝妙卖点。
正如春秋时期郑庄公纵容他弟弟，然后一举剪除之的故事一样的道理：先占个理，你们看，我不是故意的，我是被逼的。
公元624年（武德六年），也是六月，李世民开始进行政变的试探，他搞了一次盛大阅兵式，以献俘的名义，以凯旋的形式，亲率野战部队，进入京畿重镇，直接挑战太子的近卫军和皇宫的御林军，实际上是准备武装叛乱的实兵预习。
正史是这样记载的：
“太宗亲披黄金甲，陈铁马一万骑，甲士三万人，前后部鼓吹，俘二伪主及隋氏器物辇辂献于太庙。高祖大悦，行饮至礼以享焉。”（《旧唐书》）
如此旌旗蔽日的千军万马，如此剑戟戳天的铁骑劲旅，这不是示威，还能是什么？老爷子无论如何也是“悦”不起来的。没有办法，他有亏于这个儿子，对这位拥兵自重，率部压城的秦王，他有沉重的负债心理。
怎么办？李渊只能以超规格赏赐，来安抚他，实施政治上的赎买了。
“高祖以谓太宗功高，古官号不足以称，乃加号
天策上将，领司徒，尚书令。”（《新唐书》）为什么老爷子感到歉疚呢？
权力，即诱惑，最高的权力，最高的诱惑。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官，还抢得头破血流呢，何况皇帝？
到了公元626年（武德九年），三兄弟针锋相对的权力斗争，已经公开化，白热化，基本上无法缓解了。
玄武门之变后，嘁哩喀嚓，将太子五子——李承道、李承德、李承训、李承明、李承义；元吉五子——李承业、李承鸾、李承奖、李承裕、李承度等，统统斩草除根，一个不留。
于是，李世民从玄武门这片“血泊”中，开始他“贞观之治”。后来，人们记住了“贞观之治”，而忽略了“血泊”，也就不去计较他的那些无法见诸光天化日的“慝”。
因为中国人对于统治他们的皇帝，要求其实是很不高的。你不杀他，他觉得万幸，你给他一口饭吃，他感到皇恩浩荡。经历了太多的庸君、昏君、淫君、暴君，居然在一筐烂苹果中，还有较为完好，说得过去的一个唐太宗，也属太难得，太稀罕，太金贵了。
哪怕果皮上有些锈渍斑点，有些磕碰硬伤，也就不那么当回事，也就瑕不掩瑜，帮着他把历史的这一页翻了过去。
偶读近人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惟唐武德九年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太宗所以能制胜建成元吉者，其关键实在守玄武门之禁军，而旧史记载殊多隐讳，今得巴黎图书馆藏敦煌写本伯希和号2640李义府撰常何墓志铭以供参证，于当日成败所以然之故益了然可知矣。”
看来，这次政变之关键，是玄武门禁军首领常何，史书都讳而不谈了。
这位李建成的部属，并非那天战场上的阵前倒戈、弃暗投明，而是早就被李世民所笼络，所收买，成为埋在玄武门的内应。
李建成、李元吉在六月三日夜里，已经得到张婕妤的线报，获悉李世民已伏兵太极宫。明知阴谋，仍敢大摇大摆地进宫，他也是深信不疑玄武门是他的地盘，禁军听他的指挥，常何是他的嫡系。
没想到，一进皇宫，状况丕变，立刻陷入腹背受敌的死地，只好交出性命。
可想而知，这个收买常何的过程，自非一天两天；这个将玄武门的控制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的过程，更非一年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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