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听来的一个抗战时期的真实故事，讲述人是年届七旬的赵振和老人。那是1937年深秋，日军板垣师团侵占赵州城后，留下一个叫仓本的部队长，带300小鬼子在赵州城安营扎寨。县城里家家户户都插上了日本膏药旗和五色旗。
那时的赵州城分东西南北四门，皆为“重关双阂”的瓮城。城门洞为高大的拱券式，两道城门都有铁叶镶裹的巨大木门扇，数行狼牙钉嵌于门上，十分气派。城门两侧各有日伪军把守，严防八路军进城袭击。四里八乡来赶集的老百姓，见了守门的鬼子兵，先出示良民证，再给鬼子鞠躬行礼才能放进来。
我家住在城东的南西章村，离城十来里地。那年的芒种前后，麦子黄了梢，俗话说，蚕老一食，麦熟一晌。爷爷眼瞅着地里小麦就要熟了，家里还缺些收麦的镰刀、木锨等家当，就起了个大早，推了一辆独轮车去赶集。进东门的时候走得急了些，忘了给站岗的日本兵行礼，趾高气昂的日本兵勃然大怒，叽里咕噜骂了一通，仍不解气，又抽下腰里的皮带抡起来，打的爷爷在地下打滚儿求饶，围观的老百姓一个个吓得浑身哆嗦，面如土色，小鬼子见状越发打得起劲，皮开肉绽的爷爷一身血一身土昏死过去，鬼子的皮带上沾满爷爷的鲜血。那小鬼子打累了，把血皮带扔在爷爷身上，一边抽烟去了。
后来，东门村的亲戚闻讯赶来，奄奄一息的爷爷被送回家，手里紧紧攥着小鬼子扔掉的那条血皮带。回家后，爷爷终是忍不下这口气，一病不起，没过多久就死了。临终前，拉着我爹的手叫着爹的名字：“二花，爹是被鬼子活活打死的！记住，鬼子不是他娘的好东西，有一口气也要把狗日的鬼子赶出去！”那年，爷爷才四十多岁。我爹眼睁睁看着爷爷惨死，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那年月，经常在我们这一带活动的是冀中六分区的八路军。我家是抗日“堡垒户”，区小队队长老马带着七八个战士，白天隐藏，晚上出来活动，有时会来我家吃饭。一天，爹就把那条皮带送给了老马：“给你吧，刹在腰里还能挡挡风避避寒。”老马知道皮带的来历，他往腰里一刹说：“我们一定多打鬼子，替大伯报仇。”
1940年，在共产党感召下，我爹开始秘密参加抗日活动。他在村里组织有血性的爱国青年，成立了党的外围组织——抗日联合会，担任会长。次年冬天，在地下党人石汉章介绍下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日寇“五一扫荡”开始，这是抗战最残酷的时期，日伪在赵县与宁晋之间挖了界限沟，沟沿堆土，看上去就像高高的城墙，要想通过界限沟必须走日伪军控制的吊桥。村子周边的西纪豪、王西章、换马店、东洨洋等村纷纷建起岗楼儿，隔个三五里就是一座。我村被死死围在岗楼儿中间。穿军衣的八路军都转到地下开展抗日工作。在这样恶劣的形势下，我爹又在本村发展了李二录、赵如群两个伙伴入党，组建了南西章党支部，他们带领热血青年为县大队、区小队武装传递情报，转运武器弹药、筹集军粮，掩护抗日干部和武装人员以及护送党政军人员过境。但凡抗日的事大伙都争抢着干。
我家院子里有一条秘密地道，有别于专门为县区干部防备日伪军突袭而挖的“蛤蟆蹲”。秘密地道从牲口棚通往东屋的灶间，只有短短十几米长。一个地道口隐蔽在牲口棚的粪堆下，另一个口在东屋灶坑灰下埋着，这个秘密只有我奶奶、我爹和姑姑知道。秘密地道与村里那条能守能攻的大地道仅一墙之隔，两边说话互相都能听到。有紧急情况，藏在里面的同志可以短时间内与大地道打通逃生。
1942年冬天的一个夜晚，区小队的老马带着战士刚在我家吃完饭。突然，“啪啪” 两声清脆的枪声从村北方向传来，枪声在冬夜里传得很远。紧接着，一个放哨的民兵咕咚咕咚跑过来：“不好了，皇协军偷偷进了村，直扑咱这儿来了！”“一定有汉奸报信！”我爹嘟囔了一声，抓起靠在墙上的铁锹，三下五除二把牲口棚内的地道口挖出来，冲着老马他们摆摆手：“快进去！”等大伙都钻进地道，我爹把地道口伪装好，就跑出去了。
不一会儿，十来个皇协军大呼小叫进了我家院子，里里外外开始搜查。按事先准备，奶奶抓乱头发，躺在炕上装病呻吟，头起放着气味难闻的便盆。姑姑在灶前点火支起砂锅熬药。皇协军们搜来搜去没有发现什么破绽。一个眼尖的看见了老马落在炕上的那条皮带，像发现了什么宝贝，冲奶奶大声喝道：“这是什么！八路藏到哪儿了！”说着一把将奶奶从炕上拖到地下，又从地下拖到院子里，抡起那条皮带就抽打。奶奶清楚，只要松了口，地道里的八路都就没命了，她咬紧牙关硬说是爷爷早晨拾粪捡到的。其实，我爷爷已经死去好几年了。
躲在暗处的村武委会主任赵如群看到情况紧急，撒腿跑到村南野地里当当当放了几声空枪，吸引皇协军。果然，皇协军听到枪声，慌慌张张从我家跑了出去。奶奶和藏在地道里的同志们躲过了一劫。由于这场惊吓，奶奶从此落下一个毛病，遇到急事和不顺心的事脑袋就摇个不停。
閱讀更多 聲宏紫閣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