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找一本《推销员之死》
在美国西海岸灿烂阳光的照耀下，加利福尼亚一家书店里，玛丽莲·梦露这样轻轻地说道。陪着她在这里闲逛的，不是别人，正是《推销员之死》的作者，那时已鼎鼎大名的阿瑟·米勒。
“当我转身在戏剧专架上找到一本《推销员之死》递给她时，注意到旁边走道有一个男人一直在凝视梦露，但玛丽莲并没有发现他。那天她身穿一件极普通的裙子和衬衫，但在她的周围充满了某种让人发狂的气氛。”同样为之发狂的，也包括米勒本人。
美国戏剧的良心
1915年10月，阿瑟·米勒出生在美国纽约的曼哈顿区。富裕的犹太家庭环境给年幼的阿瑟·米勒带来的影响，在日后那场后来波及多国的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美国经济大萧条中，才更多地显现出来。这对于米勒一家，无异于一场重创。
在米勒13岁那年，全家不得已搬到了布鲁克林一个狭小的木屋里，艰难度日。极大的生活落差迫使米勒早早地就自力更生起来，投入到社会的大熔炉中历练。在1932年到1934年的这段时日里，米勒四处打工，用挣到的钱充当他在密歇根大学就读的学费。这样的经历，也让他有了更多接触真实而残酷的现实生活的机会。
“为了更好地生活”，这样的信念一直支撑着米勒。在大学期间，米勒坚持写作，发表的几部作品也陆陆续续获了些奖，加上不菲的奖金，这都坚定了他继续写作的决心。在大学期间乃至大学毕业后，米勒还做过卡车司机、侍者、海军船坞安装技工等十多种工作，有机会和更多的小人物打交道，体验更丰富的别样生活，这也恰恰成为了他日后创作的源泉，被他写在了一个个的剧本中，幻化成笔下各式各样的人物和波折多舛的命运，最终淋漓尽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困苦有时。细细品味阿瑟·米勒的著作，你似乎都可以寻到他的影子，小人物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在复杂的社会大背景下都难逃命运。这种对社会问题细致入微的观察与拷问，以及对个体与时代错综复杂的关系那鞭辟入里的剖析，逐渐成为阿瑟·米勒的写作风格。
“在我的一生中，只有一次真正地被文学作品所打动，那就是鲁恩·戈顿在杰德·哈里斯剧场演出《玩偶之家》的时候。”米勒这种写作的特点，正是源自他的“偶像”——易卜生。他对易卜生的剧作和古希腊悲剧充满着仰慕与推崇，“他像希腊人那样，体现了遥远的过去和现在之间的联系”。而这也成为他戏剧创作的指引，他认为易卜生就是“当代的希腊人”，“我要是生在创作悲剧的古希腊就好了。”
米勒于34岁那年创作的经典传世之作《推销员之死》，正是承继了易卜生剧作特点又有着他强烈的个人写作风格。1949年，《推销员之死》在美国百老汇首演成功，还创下了连续演出21个月、742场的纪录，米勒式的深刻与绝望令世人慨叹。而他更是将这种戏剧美学的信仰坚持了很多年，始终致力于在戏剧舞台上构筑真实的美国社会。
构筑真实的社会
真实？到底怎样才算是阿瑟·米勒眼中真实的美国社会？
在米勒早年亲身经历且感触颇深的大萧条背景下，美国社会的经济逐渐转型，有了些起色，然而与此同时，普通小人物的生存状况和人生境遇却也悄然发生着变化。在急功近利、想要挣脱命运枷锁的心理驱使下，他们开始投身于淘金热，竭力地找寻着自身在社会中的位置。
穿梭往来的推销工作，成为其时美国商业文化的一种代表，令人盲从。然而这些拼了命的尝试和痛苦的挣扎，却换不来所谓的功成名就，社会优胜劣汰的残酷竞争，使得人在一次次的摧残和压迫下逐渐扭曲，困苦不堪。
“一个人全力以赴地，要求公正地评价自己而带来的后果”，这不正是《推销员之死》的主人公—美国千千万万怀揣着“美国梦”的小人物中的一个—推销员威利·洛曼的真实写照吗？辛辛苦苦了大半辈子的奋斗，和现实社会中个人境遇、旁人评价、内心获得感之间的巨大落差，还真叫人难以承受呢。
推销员威利·洛曼最终选择了自杀，以实现他“蓄谋已久”的骗保计划。普通人内心那些微妙的精神寻求、岌岌可危的意志与社会游戏规则间的激烈冲突酿成的悲剧，恰恰是米勒想要深刻揭示的。
来仔细琢磨一下男主角威利·洛曼吧，这个没受过什么教育的小人物，长久地沉浸在吹嘘、夸大与谎言之中，即便思想陈腐僵化，却依旧不切实际地憧憬和幻想着自己成功发财的幸福之路，一个人开着车长途奔波于美国的各个州，推销着货物。然而赔笑脸、瞎敷衍这一套早已经行不通了，一切都在变，“跟不上趟儿”的威利最终只得被社会所淘汰。
然而在现实面前，他的“美国梦”，变得那么遥不可及，他那颗脆弱的玻璃心，更是随时都有破碎的危险……只是这样虚幻的“美国梦”，终将化为泡影，一出悲剧也就不可避免。
“我怎么跟他提这件事呢？每天我都下去，把那根小橡皮管子拿走。可是，他一回家，我就又把它放回原处。我要是当面说，他的脸往哪儿放呢？我告诉你们，他脑子里怎么想我都知道。他一辈子为你们用尽了心血，可你们现在把他甩掉了！”老伴儿琳达将这一切都默默看在了眼里，即便是知道威利要自杀，她都不忍戳穿，尽己所能地体贴关心着威利，希望能给他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而被威利寄予厚望的两个儿子，却并不让人省心。威利的的希望和骄傲，很大程度上集中在大儿子比夫身上，他坚信比夫的事业定会成功。然而比夫内心空虚，宁愿去农场做工，也不愿留在充满竞争与欺诈的大城市里，多次离家出走、到处流浪。二儿子哈皮更是贪图享乐，拈花惹草，常鼓捣些旁门左道。
他想出的让大哥借钱，一家人独立经营、干出一番事业的“宏图”让威利振奋，这般“不着调儿”的空想最终换来的是餐馆中那场惊心动魄的真相大白，以及激烈争吵后的最终崩溃。
“小人物也能像大人物一样累垮”，琳达一语中的。被老板一脚踢开的威利内心痛苦而孤寂，亲情、友情、爱情，一切都在经受着一场并没有暴风骤雨的洗礼，而后还原成本来的模样。
要说老友查理，也算得上是个真朋友了。“你不懂啊，威利一辈子都是推销员。对推销员来说，生活没有结结实实的根基，他得一个人出去闯荡，靠的是脸上的笑容和皮鞋擦得倍儿亮。可不敢怪罪这个人。推销员就得靠做梦活着，孩子。干这一行就得这样。”面对孩子们的不理解，查理最终在老友威利的葬礼上说出了这番话。只是他早先务实的提议，真心的帮助，并没有让自尊的威利甘心地去接受。
威利推销的，何止是那些货物，还有他自己。他一辈子都在推销自己，想承担起家庭中理应担当的重任，但是，他却被无情的现实生活所打倒，所吞噬。“你不能吃完橘子把皮一扔就完了，人不是橘子。”个体的抗争，在强悍的命运面前，渺小卑微得着实可怜。
2012年3月，为庆祝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建院60周年，《推销员之死》重新登上了首都剧场的舞台
米勒通过《推销员之死》深刻地质疑了美国社会的主流价值体系和道德观念，也拷问着大时代背景下那些美国民众，那些看似微不足道却极具代表性的小人物的内心。“如果不去调查社会作为一个明显而关键的部分所具有的全部因果关系，就不能指望一部严肃的作品能达到真正的高度和精粹的境地。”
推销员在北京
而彼时这样真实的美国社会，却在大洋彼岸的中国，遭遇了些水土不服。
《推销员之死》初到中国，那可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儿了。中国哪里有推销员这个职业呢？别说是观众了，就是演员们也对那时的美国社会，对什么“保险”“贷款”一知半解，不甚了解。男主人公威利也就是个美国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可他们家为什么有洋房汽车，还有冰箱和彩电呢？
然而这些费解都不能阻挡这部在百老汇历史上第一个有着三项荣誉（普利策戏剧奖、纽约剧评人奖和美国舞台艺术成就最高奖托尼奖）加身的经典剧作，登上中国的话剧舞台。
“米勒先生满怀同情地洞察了普通美国人的内心世界，并不动声色地将其希望和痛楚呈现在了戏剧舞台之上。”《纽约时报》这样评价道。而促成这部戏搬演到中国的，正是后来在剧中扮演主人公威利的表演艺术家英若诚，这还得说到他收到的一个邀请。
那是1981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邀请英若诚出席美国民间代表团访华期间的活动。在邀请函的名单中，英若诚看到了阿瑟·米勒的名字。后来他与时任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的曹禺一同前往代表团所驻的北京香山探访，提出想和对方合作一部话剧。第二年，曹禺借赴美讲学的机会再次和英若诚探访了阿瑟·米勒，双方终于敲定了合作之事。阿瑟·米勒要来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他的经典作品《推销员之死》了！
这位“美国戏剧的良心”将他在北京经历的种种，都写在了那部《推销员在北京》中。
“我刚到中国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推销员之死》时，根本没想到要写书。影响写作的不确定因素太多了：演员里只有一人懂英语，我怎么交流？观众对这出戏能否有起码的理解？它的形式与它所讲述的社会一样，对他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实际上，一位人艺的导演在排练开始后读过剧本便宣称：‘演这样的戏完全没有可能。’好几位演员坦白地承认，刚开始排练时，他们不知道怎么办才好。”米勒真实地还原着当时的窘境。“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让大家相信：比夫反对威利追求金钱，并不是在谈论政治，这只是他从个人经验出发所持的立场。”
阿瑟·米勒对于在北京的这段岁月不无感慨：“我把自己的搬弄是非、误解和错误的判断都原封不动地留在这里。在那两个月里，我兴奋地、努力地工作，以独特的角度观察着中国。”
脑中那一幕幕
“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是一部杰出的作品，看了这个戏的演出，才真正受了震动。也许这是剧本创作的一种特性吧。”曹禺这样说道，“当有才能的导演和演员，用他们对剧本的深切的理解与热爱，将它展现在人们面前，人们才会发现，它是一块光辉四射的宝石。”
1983年的初夏，由阿瑟·米勒亲自执导的中国版话剧《推销员之死》在北京首都剧场首演，英若诚、朱琳、朱旭等演员联袂献上的精湛表演，使之成为当年戏剧界的轰动事件，更成为北京人艺里程碑式的作品。第一轮50多场演出，场场爆满，盛况空前。这一版的《推销员之死》颠覆了中国戏剧人以往演出外国戏的固有模式，他们不再戴着金色的假发，不再写实性地还原异域的场景。把一个真切的推销员威利带到中国观众面前的英若诚直言，“它会打破使我们裹足不前的常规，从而打开我国剧作的一个新局面”。
米勒这样提及《推销员之死》中对威利这个主人公的最初构思，首先进入想象中的是一张巨大的脸，“有舞台前面的拱门那么高大，显现出来，继而展开，接着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人脑中的内幕”。为此，他还半开玩笑似的将其命名为《他脑中的内幕》，“因为他的脑中充满了矛盾。”
这样的构思，在舞台上也自然显现了出来。一个白天，两个夜晚。舞台上不同的空间和区域似乎上演着不同时间里的不同故事，场景、人物各不相同，穿插其中，让人匪夷所思。这样的闪回其实只是主人公威利内心的真实反映，这种回忆，更像是一种幻觉。
威利和老友查理正打着牌，突然就想到了自己死去的哥哥本，正说着，本就上场了。威利一会儿与查理说说话，一会儿又和本聊聊天。这恰恰是《推销员之死》舞台表现的突出特点，用表现主义将人物的内心世界外化，传达出来。米勒也由此手法，将表现主义大胆地作为了现实主义的“贴补”，丰富了剧作的表现力。
“在生活当中，事事都在我们头脑中同时并存，并没有什么‘先来后到’之说”，他时时刻刻都生活在自己的往事之中。”时而是昨天，时而是数十年前，时而又回到现在，亦或是憧憬着未来。阿瑟·米勒的《推销员之死》也以这样一种有别于传统现实主义的舞台表现形式，被铭记于世界戏剧史上。伴随着它的，还有剧中萦绕始终的悠扬笛声……
2012年3月，在北京人艺建院60周年之际，“把老戏当作新戏来排”的《推销员之死》时隔29年，重新登上首都剧场的舞台。
“一个演员一生能演这么一个角色，特别是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足矣。”在其中饰演威利的演员丁志诚看来，威利是世界戏剧舞台上的经典人物形象，“在这部并非纯现实主义的戏剧中，有很多超现实和意念的东西，威利完全生活在他的意念和梦幻当中。”为了尽量避免老版的影响，丁志诚忍住不看之前的录像。“虽说是传承经典，但我还是想以今天的视角重新阐释这个人物。”
“《推销员之死》的重排，无论生活现象还是存在本质，都与我们当代心心相印。”导演李六乙说出的正是他重排《推销员之死》的意义。
文 / 田喃 标题书法 / 夏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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