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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司与云河都市研究院共同编制的《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的日文版在日本公开发行，并荣登日本亚马逊社会学参考书·白皮书类畅销排行榜第一位，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再次在国际上引发关注。
本文来源于光明网-经济频道，作者系 盘古智库学术委员、东京经济大学教授、云河都市研究院院长周牧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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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展规划司与云河都市研究院共同编制的《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的日文版在日本公开发行，并荣登日本亚马逊社会学参考书·白皮书类畅销排行榜第一位，中国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再次在国际上引发关注。《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的主编之一、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徐林表示，在过去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形成的市场化动能，促进了中国工业化进程，带动了农业富余劳动力的转移就业，推动了城市化进程。作为结果，中国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多，城市数量越来越多，城市规模越来越大，但也给城市社会治理和可持续发展带来了许多新的挑战。
8月8日，《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的另一位主编、云河都市研究院院长、东京经济大学教授周牧之接受光明网记者专访时表示，继续推进中国城镇化建设，首先要以人为本，全面改革户籍制度，均等化公共服务和保障体制，同时要提升城市的管理水平和基础设施水平，围绕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新兴产业等多方面，重新梳理城市发展机理，打造优质高密度城市社会，提高城市的生活品质和经济活动的效率。
35年间全球人口净增长100万以上城市中国占1/3
数据显示，40年间，中国城市体量不断壮大，城镇化率由1978年的17.9%提高到2017年的58.5%，城镇常住人口达到8.1亿人，城市数量由193个增加到657个。中国GDP占世界经济总量的比重从1978年的2%左右上升到2017年的15%。
周牧之告诉记者，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不能单纯的以国内40年的变化这一纵向视角来分析，事实上，20世纪，全球人口城市从2.5亿激增到28亿，增长10倍以上，称得上是全球城市化爆发性增长的世纪。特别是1980年至2015年的35年间，全球人口增长了100万人以上的城市就有274座，其中人口增长250万人以上的城市多达92座，有35座城市人口增长超过500万以上，更有11座城市的人口增长超过1000万人以上。
周牧之认为世界已经步入大城市化、超大城市化的时代。1980年以后，上述的274个城市，人口增长总计超过了7.8亿，人类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向大城市狂奔。
周牧之指出，中国的改革开放正好与世界性的大城市化、超大城市化在时间上高度吻合，于是成就了中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在上述城市人口增长100万人以上的274座城市中，中国城市多达72座，占近三分之一；城市人口增长250万人以上的92座城市中，中国城市有30座，也占近三分之一；在城市人口增长1000万人以上的11座城市中，中国城市占据5座席位，将近一半。由此可见，中国快速的城市化、大城市化、超大城市化与全球趋势高度同频共振，与全球发展格局的变化密切相关。
交流交易经济的融合变革推动中国大城市群发展
在周牧之看来，大城市的爆发性发展是世界发展格局变化的产物，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革命和全球化相辅相成地推动了不同技术、不同产业、不同领域、不同地域之间的大融合，正是这一场建立在交流交易经济基础之上的融合与变革演绎了大城市的急速发展。特别是沿海城市和行政中心城市凭借其开放性、交通便利性和中心功能，成为大融合、大变革、大重组的大舞台。
“尤其是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使中国能够真正参与到全球交流交易经济的大发展，推动了中国大城市群快速发展。”周牧之说，交流交易经济引爆了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的大发展，三大城市群已经成为创造全国37% GDP和68%货物出口的三大发展引擎。
巨大的开放空间更接纳数以亿计大规模人口流动，三大城市群非户籍常住人口今天多达6100万人。周牧之说，通过吸纳人口，三大城市群凝聚了巨大的能量。《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显示，三大城市群是科研人员最为集中的地区，R&D人员数占全国将近一半，结果在全国专利授权量中，三大城市群合计贡献了59%。创新与创业永远是相辅相成的。在沪深港主板上市企业数量上，三大城市群更是占到全国的54%。
周牧之强调，“三大城市群的大发展反映出，开放是中国发展的大前提，什么地方最开放，最能与世界同频共振，什么地方就能大发展。中国的改革是开放倒逼出来的，今后一定还要借助开放的力量推动改革。”
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关键
在谈及中国城市的发展未来该怎么走时，周牧之表示，首先要解决城市经济发展的可持续问题。包括城市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要更多减少对资源环境的消耗和破坏。同时周牧之强调，城市发展一定要以人为本。人口流动是考量城市发展的关键因素，人口流动已经不完全是从农村到城市，也有许多人是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过去的户籍制度使农民工的努力消耗在农村和城市的往返之间，“一定要尽快解决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让他们的家属特别是子女、妻儿能够一起在城市就业、就学、居住，享受城市基本权利问题，其实就是要解决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均等化问题，这对于实现城市高质量发展极其重要。”
周牧之认为，城市人口规模膨胀考验的是城市的承载能力，世界上有不少超大城市为其庞大的人口所困扰，例如巴西的圣保罗、印度的孟买，贫民窟问题严峻。相反，作为全球人口规模最大的城市，东京大都市圈通过提高基础设施水准和城市管理水平应对“大城市病”却非常成功。东京大都市圈的人口规模虽然从1950年的1000万人级爆膨到今天的3800万，但城市生活的舒适度和经济的效率都得到了非常大的改善和提高。
所以对当下中国的大城市、超大城市而言，如何在全球化格局之下，梳理城市发展机理，提升城市智力水平显得尤为关键。周牧之说，“未来城市的竞争不能仅仅以GDP来进行考量，应该从环境、社会、经济三个维度进行系统的评价，引导城市提高城市智力水平，更好的融入世界发展格局之中，这也是开发《中国城市综合发展指标》的目的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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