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說我是一個精明的商人，這個問題你怎麼不問呢？”
王菲演唱主題曲是你的主意嗎？
“還真不是我，所有人都覺得這是我的主意，說王菲是我的王牌。但我不能搶這個功，這是一個很複雜的故事，但確實不是我。”
《從你的全世界路過》就有人問你，你這個年紀為什麼還是如此執著於拍愛情片？
“我現在還在拍愛情片，這又不是什麼丟人的事。”
關於“標籤”，這是張一白永遠繞不開的話題。但關於“標籤”，張一白也用幾乎自己獨特的重慶普通話一次次回應。
如今，《我和我的祖國》進入到了收官階段。可能關於“標籤”，沒有比現在更好的時刻去說明。在上映前，七個導演聯合執導短片式的電影在電影史上從沒有成功的案例。如果再加上主旋律這樣天然具有偏見的標籤，更是如此。
但從結果來看，《我和我的祖國》用成績說明了一切。
而關於導演，偏見似乎從未消失過。其實不光是張一白，在每部電影上映的時候都會有針對導演各種各樣的言論。偏見，成為了最廉價也最便捷表達自己不滿的“武器”。
對於一個習慣性被偏見的張一白，終於拍攝了一部偏見並不大的電影。翻看張一白近期的微博評論，這次的“偏見”已經變得零碎。甚至在為數不多的“差評”裡網友會第一時間反擊：對不起，我最喜歡的就是《相遇》。”
在見到張一白的整個過程裡，張一白提到一句話“知我者我心寬慰，不知我者，我也不能敲開你腦袋，讓你理解我。”
1
談《相遇》：愛情片的“選擇”
類型。
這一代主流的年輕觀眾其實對於獻禮片的“定義”，絕大多數都來自於《建國大業》。海量明星、時代敘事、偉人事蹟成為了這類電影一致的標籤，儘管後來的主旋律電影逐漸完成了“由大到小”的人物變遷，但獻禮片實際上並沒有多少導演願意去觸碰。
而這一次，《我和我的祖國》集結了七位導演，其最大的標籤就是類型片。其中，張一白拍攝了以兩彈一星為背景的《相遇》。這其實是一個時代背景極其厚重的故事，而這個故事最一開始來自於陳凱歌對於兒時的記憶。
對於1963年出生於重慶的張一白來說，顯然對於這件事沒有太大的印象。不過類似的場景讓張一白想到了1971年第一顆人造衛星成功的時候。“我的印象裡街上都是人，大卡車上大家把人民日報的號外撒出來，喊著。晚上用半導體收音機反覆放著東方紅，那個時代的那種東西是迷人的。”
而這樣一個厚重且具有強烈時代感的故事，張一白依然用了愛情片去呈現。
“所有宏大的敘事，所有偉大的感情，最後都歸結於私人的的感情當中。”但也是因為這個選擇和張一白聯繫在一起，讓一部分人開始不解。
“為什麼一定要執著於愛情片？”
其實在《從你的全世界路過》上映之前，就有很多人問張一白。按導演代際劃分，應該被劃分到第六代但比第六代年長的張一白，為什麼還是執著的去拍愛情片。
“我現在還執著的去拍愛情片，我覺得又不是丟人的事。這個年紀怎麼了？我拍著愛情片，但是這裡面也不斷的帶著我的一些思考，我對生活的一些觀察，甚至我自己的一些改變。我對於愛情片的理念發生著變化，從青澀的、單純的感情追憶漸漸變化成對現實中間人情感的關注，對煙火氣的一種關注。這是和我之前所有愛情故事不一樣的（地方），時代洪流之中的男女私情。”
張一白對於愛情片的“執念”某種程度上體現在一些細節上。例如任素汐演的方敏描述到張譯演的高遠捧著西瓜來的時候，太陽一定得照到他的臉上。為此，這個並不是“淚點”的鏡頭拍了大概二十幾條。
不過，張一白談到了《相遇》當中在公交車上的那一場重頭戲，他罕見的轉了微博上一位讀者的微博對自己的好評。
“其實把別人誇你的話說出來其實也挺可笑的（笑），但是我覺得他懂我，就是張譯演的高遠摘掉口罩從公交車上下來，任素汐演的方敏還沉浸在自己的愛情當中，那個留下來的鏡頭他解讀了很多，讓我也覺得挺意外，挺感動的。”
“我看到的就有一個批評是說你不懂敘事，都是靠臺詞。我覺得可笑的是，難道我要把閃回的故事全部拍出來嗎？那你又會覺得我太膚淺。”
其實如果仔細去發掘這一次關於張一白的偏見，很多是在上映前就產生的。這其實並不只出現在張一白的身上，而是很多導演都面臨的煩惱。
“有些東西我覺得是帶有成見的，那我也沒得聊了。 有些東西就是覺得張一白你就是這麼膚淺，你就不會拍電影，他永遠帶著這個成見，那就永遠沒得聊了。比起我之前的電影，我覺得（《相遇》）幾乎都不叫爭論，甚至我都覺得都是好評如潮（大笑），但我覺得之前電影的爭議比這個大的多得多。我在片子裡選擇了很通俗的表達，有的人覺得太膚淺， 現在選擇了含蓄的表達，他還是覺得你太膚淺。”
2
談《後來的我們》：我半年後想哭
關於張一白，似乎很多人總會聯想到“那件事”。
去年五一檔，《後來的我們》退票事件至今仍是一個未解之謎。“一夜之間翻盤，你的勞動被顛覆，對創作者來說不知所云，現在都不知道真相。”
其實一年多之後再翻出來這件事，並沒有多少意義。在見到張一白談及這個話題的時候，沒想到張一白說“可以談”。
從《後來的我們》的我們開始，包括之後的《來電狂響》、《我和我的祖國》三部電影在各自的檔期都拿下了很高的票房成績，但比票房成績重要的是如果將這三部電影聯繫到張一白，細心的話會發現其中有一絲轉變。
很多人認為《後來的我們》“那件事”改變了張一白，尤其是《來電狂響》和《我和我的祖國》在不同程度上都有著強烈的“現實感”。但在張一白看來，真正的拐點或者說“改變”是《從你的全世界路過》。
“當時在重慶拍的時候，就意識到把情感置身於現實生活之間。所以當十八梯那些場景出現的時候，我覺得是帶著人間煙火氣息的愛情故事。”
這點“改變”其實也運用到了《後來的我們》身上。這個發生於臺灣的故事，被張一白提議放到了北漂的身上。
“其實北漂回鄉就像一個大遷徙，那些返鄉民工騎著摩托車，雖然不是那麼好看。但不管結婚的沒結婚的，相愛的不相愛的，都緊緊摟著對方的腰，我覺得這就是愛情。那些擠在火車站裡，密密麻麻的，想不在一起都不行。那種被世界擠壓在一起的（感覺），就是我現在想表達的愛情。”
但當外界還沒機會看到張一白的這種“轉變”時，“那件事”成為了輿論更大的焦點。作為監製，作為業內公認的“產品經理”，張一白不可避免的捲入其中。
“對導演，尤其是一個女導演（來說），遭遇了和創作完全無關的事情，這是不公平的。這件事情本身，不知道，我也去問過發行方，問到底發生了什麼。大家也拿著無數證據拍著胸脯說我們沒幹什麼，但是一而再再而三的有言論。這件事情確實對我來說覺得很委屈，也讓我憋著一口氣。”
儘管已經過去一年多，張一白“可以談”。但關於這個話題，張一白分享了一個“不知道能不能講的故事。”
“去年的12月31日，我在重慶拍戲。下午，在房間裡，看到微博上有一段視頻，是《後來的我們》片尾的那個彩蛋，我自己（停頓）哭了一場。那個時候同時也在做著《來電狂響》 ，那個時候也上了。那一年，我雖然在導演面前我裝的很堅強，我是監製，但她承受的委屈、壓力和痛苦，我同樣在承受。”
3
談監製：關於“精明”
意外。
關於張一白，很多人因為他多次成功的營銷案例，給他貼上了“產品經理”的標籤。但從“產品經理導演”到現在，張一白參與了更多電影的導演和策劃工作。
“產品經理都過時了，早都不是產品經理了，我都快成總經理了。很多人說我是一個精明的商人，對吧？有人這麼說過的，這個問題你怎麼不問呢？”
面對這種“質問”，張一白似乎並不渴望得到答案。“其實我沒那麼精明，真的不算（凝視）。我不是經過算計，我只是喜歡它，傾盡全力用我的知識、智慧、情感去做成。那你說《我和我的祖國》有什麼利益，是有片酬還是有分紅？但這件事情，主旋律、獻禮片、七個導演七個故事，沒人做成。這事別人都沒幹成，我（看看）能不能幹成。”
如今的張一白，監製的頻率顯然已經超過了導演的頻率，這也是外界的一個疑問，很多質疑也因為這個疑問而來。但張一白還是分享了一個讓人有點意外的故事。
“很多人來找我，說張導演，我們把錢給你，你什麼都不用幹，就來參加兩次活動，掛你的名做監製。”
張一白低著頭，微微抬起來很快速也很小聲的說“不幹，絕不幹。”
“人家覺得給你的錢也不少你的，（但我覺得）我要做的第一個是我願意全程參與的事情，第二絕對的話語權，別的都可以再談。我只能挑我感興趣的能讓我全程參與但也說話算數的事情。”
業內，“營銷找張一白”似乎早就不再是一句調侃，從直接的署名監製到出營銷點子，關於“張一白”似乎和營銷掛上了密切的聯繫。
但關於做什麼樣的監製，張一白的回答多少讓人意外。如同在《我和我的祖國》中，作為總策劃的張一白負責主導整個電影的宣傳和發行。但張一白否認邀請王菲是自己的主意，“我不能搶這個功”。
事實上，在去年年底聖誕節過後，陳凱歌、張一白、黃建新、傅若清一同來商量《我和我的祖國》。擔任總策劃的張一白，除了主導後期的宣傳和發行外，還承擔了整個電影的包裝和串聯。包括《我和我的祖國》片名、片頭設計以及故事之間的串聯，都來自於張一白的創意。
對於很多導演來說，“商業”本質上依然是一個敏感詞。如果將“商人”和“導演”掛在一起，是絕大多數導演都不願意去承受的。
“我覺得我就是熱愛（電影）這件事，但凡和電影相關的我都想嘗試。我不在乎別人怎麼定義，我在乎的是自己還有沒有熱情。我的生活其實已經沒別的樂趣了，隨著電商的增加，原來還能逛逛書店，逛逛音響店。現在也沒了，是被剝奪了。把時間和生命只能放在電影身上，我不在乎該做還是不該做，我把自己定位是一個電影人，我既能做導演，也能在其他方面帶著創作的熱情去做。”
“我有一次看劇本，過程中從頭笑到尾，管他媽的，也許拍出來，別人會說張一白他媽的那麼幼稚。但是為什麼不能簡簡單單，很單純的去做一件事呢？當然被人說肯定也不高興，不高興就不高興唄，遇到我喜歡的東西我就是想去做，所以我有可能接下來的（戲）可能是特別不高級，特別不牛逼（笑）。”
很多導演都會談到《我和我的祖國》當中那些不被大眾所輕易看到的“私貨”，但把這個問題拋給張一白的時候，張一白否定的很乾脆。“大眾都看到了，他們感動的地方也是我想讓大眾感動的地方。”
但張一白還是分享了一個關於《相遇》裡他最愛的一個場景。“我最喜歡的是張譯從醫院裡出來上公交車那一小段。雖然很短，但是花了很大的功夫。其實可以沒有，在醫院門口就可以上車。但是那一段是和平、安詳、市井，這哥們在人世最後的時候對生命的留戀，他抬頭看見鴿子飛過。”
在構圖上，似乎絕大多數觀眾沒有發現任何不同。但張一白關於這個場景的構圖，可能是他全片構圖上心思最重的一場。
“我平時喜歡攝影，馬克·呂布1957年來北京拍了一張照片，透過窗戶拍北京，這個我印象特別深刻。所以，我們也透過窗戶去拍小孩跳繩，張譯從中間走過，所以那是一個呂布或者說佈列松式的構圖，我想還原那個時代的東西，不僅僅是服裝或者說樣貌。”
但在這個故事中間，張一白不停地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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