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蔡佳茵
吴汝纶
清末十年被认为是中国国族意识的发轫期，在这一近代化转向中，培育国族共同体实有赖于国家观念的输入及国民教育的展开。以往的研究多从思想史的角度考察，着眼于梁启超、章太炎、严复、孙文等人对西方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思潮的引介与改造，较多强调其中应对外族威胁的一面。近年来，学者则将注意力转向对内的认同感建设，即张之洞、袁世凯、端方等督抚所代表的体制内势力凭借文教改革塑造近代国民的努力。反抗与建设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回溯近代中国思想演变的进路，无论是因外侮而起的救国观念及卫国运动，还是寻求统一、培养认同感的共同体建构，都不能回避作为参照对象和思想资源的明治日本。
1901年清政府实行新政，对日教育视察蔚为风潮。事实上，经明治维新急遽崛起的日本，已成为晚清时人吸收外来新知识、新学术、新制度的重要媒介，“东学”所达到的渗透深度及流行广度，甚至是“西学”长久以来所无法企及的。许多学者早已注意到，清末大量日译新名词融入中国语文，成为汉语外来词汇主要来源之一，甚至可说是最大的来源，对汉语近代词汇体系建构的最终完成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因地理相近的便利，更因“同文同种同教”所蕴含的文化想象，时人多以日本为教育振兴的理想仿效对象。
志在革新的有识之士颇以教育为第一急务，长久以来被粗暴划归“守旧”一方的桐城古文家，亦有“议论专以开民智为主”的声音。譬如吴汝纶（1840-1903）就认为“中国万事颓坏，皆坐失智。仁、义、礼、智、信五常，唯智为要，无智则无不颠倒错谬”，亟亟于“普教国民”“造就成材”。吴汝纶师事曾国藩，以传承湘乡一脉古文统序自命；出入李鸿章幕府，其观念与行事，俱有北洋一系通脱务实的精神。他身处晚清文教的转捩点，享有极高盛誉。严复尝言，“吾国人中，旧学淹贯而不鄙夷新知者，湘阴郭侍郎以后，吴京卿（即吴汝纶）一人而已”，所译《天演论》《原富》，都请他撰写序言。钱钟书之父钱基博先生就将他与张之洞（1837-1909）并举，说“方清之季，吴汝纶之在北直，张之洞之在东南，虽用事不用事，得位得势攸异，而开风气之先，绾新旧之枢，则两公如出一辙也”。
吴汝纶父子肖像照
1901年7月25日的东京《读卖新闻》刊发了题为《从北京到保定》的报道，直指“吴汝纶目下虽在北京参与李鸿章的帷幄，但因主张排俄亲日之说，与李鸿章意见不合”。必须指出的是，吴汝纶对“同洲同种同文”之说的熟练运用，除却“同文”说法的流行因素外，在许多语境中这更近乎一种与日方交往时习用的外交辞令。庚子议和时，他力主“一视同仁，无所左右”，更再三为李鸿章辩白，“至外议谓傅相私厚于俄，断无其事”。心之所系，仍在教育英俊，宏济时艰，“窃谓中华黄炎旧种，不可不保，保种之难，过于保国。盖非广立学堂，遍开学会，使西学大行，不能保此黄种”。
光绪二十八年（1902），吴汝纶因张百熙力荐为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不获辞命，遂自请赴日视察，历时约四个月。吴汝纶一行于六月九日从塘沽出发，六月十五日抵达长崎，同行者有大学堂提调官、浙江补用道荣勋（军机大臣荣禄侄婿），大学堂提调官、兵部员外郎绍英，文武官吏五名，及北京东文学社学生十六名。他在长崎、神户、大阪、京都停留的时间不足十天，此后的考察地点以东京为主。归国后，他亲手改定此间收集的资料、听讲记录、笔谈书简以及日记等，总为《东游丛录》，由东京三省堂印刷，当年十月以洋装本在日发行。
《东游丛录》
原本“概游历人员无国书，无论官大小皆不召见”，日方优礼相待，吴氏虽无国书，却“向所未有”地得以面见明治天皇，“寒暄数语，出则其宫内省官率同游览宫殿”。访日期间，客来相候者往往不绝于门，使其应接不暇。刘成禺《世载堂杂忆》曾记吴汝纶此行：倭人全国风靡，汉学家咸来问业。各大报刊对其行迹详加记录，交口称誉。《朝日新闻》刊发诗作，称颂其为“老少年”“年六十余唱新说，清朝当世第一人”；《读卖新闻》谓其“是清国现代第一流的人物……主讲莲池书院凡十年，以新学倡导士子”；《日本》新闻陈述他“倡导新学”的种种举措，北京设华北译书局，刊行《经济丛编》，又有知耻学社，分布天津、保定各地，纠合各州县之绅民。厉耻讲学，力除顽固之风，以开智识者，皆出君之门；在保定创办英文日本文学堂，延英日人为教授，北京东文学社亦有提唱之功；又强调吴汝纶“尤属意日本，曰露不可恃，宜与日本亲厚，引诸葛亮忘先主之仇辱结东吴为说甚具”。博文馆综合杂志《太阳》也于卷首刊登吴汝纶及保定莲池书院的照片共三幅，在“文艺世界”一栏中收录了稲叶君山所撰的《清国硕儒吴汝纶传》，以传神文笔回忆了辛丑年春作者与吴汝纶在北京相见的情形。
吴汝纶在日记、信札中颇流露出兴奋之情：“某到此，日本人接待极优，所至大会宾客，与为宴飨，谓之欢迎会，动辄数十百人。此国家兴学开化风声所树，足以歆动东邻，而下走幸逢其盛大”“中国兴学，为东亚大局所系，故不肯轻忽相待”“百闻不如一见，得贤智之士一来考览，胜阅报纸、译书者百倍”。吴汝纶此行以考察课程组织等日本学制细则为务，探寻大学堂、师范学校、中小学堂的创立经验、内情，“要其推行之始，先后之序，迟速之故，艰苦曲折之状态，必有书册所不能载，外人所不及知者”。他在与日方交往时常作谦抑之语，自承“吾国开化既晚，士大夫见闻浅陋”，期待宏识深心者将“贵国维新政制之宜于吾国者悉以见告，俾得奉为师法”。面对既已失落的教化权利，这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自我贬损及好学姿态，无疑折射出清末知识阶层在感知、体认强调差异与高下的文明新秩序，并试图拥抱“进步的意识形态”时所抱持的复杂心态。
吴汝纶手稿
除了遍访日本大、中、小学及普通师范学校，他还参观了农工商业学校、美术学校、军事学校、中国人留学生教育的特别学校、女子高等师范学校、音乐学校、华族学校，总计二十五所以上。文部省、外务省、参谋本部亦留下其足迹。特别是九月十日至十月七日，他在文部省听取了十九次讲演，内容包括教育行政、教育大意、学校卫生、学校管理法、教科书、教授法、学校设备、日本学校沿革等，可谓巨细靡遗。
然而，在吴汝纶意料之外，日方抛出的议题远远超出了教育制度层面，指向超越具体学科知识的思想观念。东京帝国大学总长山川健次郎谈到，“所谓精神教育者何？爱国心是也。凡欲统一一国之人心，必先悬定一目的，使人人咸趋于是，则教育易施。以爱国心为目的，而统一国民之精神，此为最要”。七月份的《东京二六新报》头版刊发《与吴汝纶氏论清国教育之最要点》，文章开门见山地指出教育与国家精神的关系，“教育者，作一国之精神者，国家之真迹，实由教育以得而存焉者也”。继而进一步区分“一科之学”与“国家之观念”，认为如医学等具体知识，尚不足以为国民“全体开发完备之方法”。文章从明治维新的经验出发，关切“清国”发展命运，却以国家观念及国民统一思想为教育改革之急务，而将晚清学人孜孜以求的具体学科知识置之后图。这段收录于《东游丛录》中的译文，俨然可见“王权”与“国家威权”的分离。如何由“深敬王权”导向“强于国家之观念”，这对吴汝纶来说一时间难以理解。
江户时代（1603-1867）幕藩体制下的日本，人们只知道自己是藩、村的一员。无论是将军、武士、农民，还是萨摩人、水户人，都是有着相同祖先的“日本人”，这种超越身份、地域的想法并不利于幕藩体制的维系。大政奉还（1868）以来的二十年间，废藩置县、废除武士阶层、强制推行基础教育、税制改革、在雄厚农业基础上的工业化、企业私有化……西潮涌动中无数雷电般令人晕眩的社会剧变过后，资本主义经济开始成型，包括铁路、通讯、金融机构在内的国家基础设施建设也在行进之中。及至明治后期，日本在危机的余波中吸收变革、追寻稳定,而意识形态建设在这段历史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为打破封建体制，促进国民国家的形成，加藤弘之、穗积八束、井上哲次郎等具有留学经验的知识精英，通过消化西洋思想、融粹“忠孝”道德打造了“国体论”，发挥了统合思想的关键作用。在当时出版的两千多种《教育敕语》注释书中，井上哲次郎经内阁会议通过，被委托撰写的《敕语衍义》刊行于1891年，是最具影响力的一部。在自序中，井上写道：“国君之于臣民，犹如父母之于子孙。国家成为伦理的共同体，是家族的扩延，天皇则是整个家族的家长。家族成员对家长的服从，不仅是一般意义上对尊长的服从，更是对祖先与神的敬畏与服从。”井上将“孝悌忠信”与“共同爱国”解说为东洋自古以来就有的道德义务，是教育的根本，也是立国的基础。
这种由精英阶层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在精神层面自觉提倡的“日本魂”、精心养成的聚合力，促使晚清学人开始从中日比较的视角省思中国传统，从不同面向叩问“中国魂安在乎”（语出梁启超）。“国家观念”及“爱国心”的养成，也成为吴汝纶东游期间始终关切、摸索的议题，这对他既有的认知框架来说，不啻巨大的冲击、新鲜的挑战。存亡呼吸之际，国族认知遂成关切实际的重大问题，在晚清学人中形成群体共识。
着眼当下，文史研究的确有追溯过往、凝聚共识、确立认同的重要作用，但我更向往张隆溪教授所言，“对历史和事物理性的认知，甚至超越国族范畴的认知，才是文史研究最终意义所在”“在国族的认知与学术的独立之间，后者更为根本，也更值得注重”。
（作者系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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