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咸丰十三年（1853年）起，连续十余年，东蒙古地区卓索图盟土默特右旗（今辽宁省北票市境内）八枝箭箭丁在福泰、常明等人带动下，聚众呈控，三次抗议比丁（比丁，即根据清例，凡年龄六十岁以下，十八岁以上者皆“为蒙古壮丁，俱照例编审”一次，以备征兵），四次抗议征调，拒不从征。
“箭”是蒙古语，译为“苏木”（汉族地区的“乡”），即佐领。每个佐领有一枝箭，俗称“八枝箭”。所谓八枝箭，原是土默特右旗已故台吉素克都尔属下的人民，编为八个半佐领。因素克都尔死后无嗣，卓索图盟的当政者们就把他的领属人丁进献给了康熙皇帝。后来，康熙又将之赏给了土默特右旗管辖。
早在乾隆年间，八枝箭的牧民们不堪忍受旗员的压迫，于乾隆四十一年（1875年）、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而进行过控告斗争。清政府于乾隆四十六年，清政府派刑部侍郎德辅为钦差大臣赴该旗查办，把他们又分编为八枝箭，分别交给已故台吉素克都尔的近亲子孙和该旗贝子府分管。从此，历任贝子对八枝箭牧民的压迫和经济剥削愈加沉重。尤其在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后，清政府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从蒙古地区征调了大批兵马。蒙古王公为效忠清廷，则捐献大量马匹和银两，加重了广大蒙古牧民兵差的负担。
而这一时期，蒙古王公贵族们允许内地汉人前往这一地区大面积开垦牧场，而获得大量的耕地银两，及大地压迫了蒙古牧民的生存空间。
当时，八支箭蒙古族人民不堪忍受奴役和压迫，以阿拉巴图、福泰为首，先后多次到盟长衙门和理藩院呈控，指出蒙古牧民：无事不役，无苦不当，苦的八支箭地产尽绝，赤贫如洗，终身受苦，复加逼勒，致有饿死父母者，卖儿女者。
该旗贝子德勒克色楞曾亲自带兵随从僧格林沁镇压太平军。当他镇压太平军回旗后，愈加恃功擅权、横征暴敛，并与其子索特纳木色登常驻北京，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八枝箭蒙古族人民，甚至下层台吉们都不堪忍受，连年呈控理藩院。最后，迫使清廷不得不发布谕令：“前因德勒克色楞于领放三盟兵丁赏银两，有隐匿掩饰情弊，降皆革去爵职，发往热河。管旗章京乌尔图那苏图也被革职，发往新疆，充当苦差”。也就是这个德勒克色楞因被革去爵位，发往热河寺庙内悔过自新，而产生了怨恨。德勒克色楞在热河竟然暗地里雇佣喇嘛诵“黑经”诅咒咸丰皇帝。事发后，驻扎在多伦诺尔的两名活佛和若干高级喇嘛被牵扯到这个案件当中来。当然，这是后话（后文中详叙）。
（蒙古贵族一家人）
咸丰七年（1857年），以福泰为首的两百多名蒙古族群众，集合在孟可章京营子，砌垒炮垛，在宝光寺制造车俩、大炮，以此作为根据地，准备进行武装斗争。
同年秋，他们夺回了被王公霸占划归公仓的榆树林子地主的土地。他们没收马匹、距守村寨、抗交任何差派、据不从征攻打太平军。抗拒征兵有四次至多，一直坚持到太平天国运动失败才罢。但土默特右旗对这场起义进行了镇压。
同治七年（1868年），福泰因病而死，热河都统衙门派金函为委员，会同三座塔司员帮助盟务乌公、该旗贝子索特纳木色登前来调查。宣布八枝箭“滋事”由福泰一人承担，余皆免其追究。并表示今后“若在抗拒格杀勿论”。
但福泰死后，他们在常明、色斋、那木萨赉、阿噶齐、德尔沁扎布、丹珠尔、玛哈萨都瓦等人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他们集合一百多人，骑马持械，奔至理藩院司员驻地三座塔城，开展示威性的斗争。
至同治九年（1870年），清政府派遣刑部侍郎兼正蓝旗蒙古副都统志和，会同理藩院郎中伊勒通阿等带兵镇压，并在朝阳地方将丹珠尔等人拿获，“瘸子常明等自行投案”。最后，清政府对“八支箭滋事箭丁”一案，一面出示晓瑜，并以“屡次抗不比丁，有干功令”的罪名，把常明等十余人发往南方充当苦差。发往南方充当苦差的有：老希、哈哈笑、幅尼膺、幅受等四人。逃避之人有：那木萨赉扎布、色斋、奈丹扎布、阿噶齐、玛哈沙都瓦等五人。另一方面，清政府派员“会同该旗贝子前往造册比丁”，并把管旗章京阿昌阿、花尚阿等，还有署印协理松威、丹忠等，分别以“因公科派钱文、虽非侵吞入己，究属不能体恤”和“疲玩糊涂”之罪名革职。
最后，清政府又令志和拟章程八条，规定所有八枝箭箭丁，仍归土默特旗管束。并将这一规定，根据乾隆四十六年所定章程，详细录入《理藩院则例》。此外，清政府还变通了“比丁”章程。规定，“申明交纳丁钱旧章”，及箭丁子女不准妄行役使随侍陪嫁，核减差派，加重越诉罪名、严拿诉提各条，均著照所议办理。
（受到处分的土默特右旗亲王旺都特那木齐勒）
八枝箭目明的持续斗争，使该旗两代贝子一个被革去爵职，一个受“失察处分”而回京，夺去管辖事务之职，章京、署印协理等四名旗员亦受到“斥革”的处分。并迫使清清政府变通了“箭丁、比丁”章程，表示要实行“核减差派”等让步措施。八支箭蒙古族人民反抗比丁和拒交差派的斗争，有力打击了蒙古封建王公势力，为反对封建势力而做的一个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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