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南宋歷史，令宋粉們無比遺憾的一件事，便是宋高宗一朝有恢復之將而無恢復之君，宋孝宗一朝有恢復之君而無恢復之將，以至於南宋只能無奈地接受偏安江左的命運。故而不少人心中都會有這樣的感嘆：要是岳飛、韓世忠等宿將能夠生活在宋孝宗一朝，那該多好！更有人腦洞大開，在自己筆下的文學作品中使文嶽元帥在風波亭順利脫險，待孝宗即位後揮師北伐、直搗黃龍府。那麼，我們不妨探討一下：倘若岳飛真的能夠有幸被宋孝宗這樣一位恢復之君所用，岳家軍的北伐是否可以成功呢？
宋孝宗：有恢復之志，無恢復之才
宋孝宗是目前公認的南宋一朝中最有作為的一代皇帝，他所在位的28年被稱為“孝宗中興”，或者以其主要的兩個年號乾道、淳熙而稱為“乾淳之治”。但實際上，雖然孝宗皇帝在為政方面確屬南宋難得的有為之君，可在軍事上，作為宋軍最高統帥的他卻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志大才疏、毫無主見之人。
對於如何處理與金國的關係，孝宗的態度非常明確，那就是北伐中原，以武力收復故土。可是在具體執行時，孝宗卻是昏招迭出，一次次將北伐的大好前景白白斷送。孝宗剛即位時，川陝宋軍總帥吳璘率蜀中宋軍連戰連勝，一舉收復13處軍州。然而，就在宋孝宗大為興奮，準備命吳璘再接再厲時，竟突然間來了個一百八十度大轉彎，聽從了老師史浩之言，下令放棄新收復地區，固守蜀地以積蓄力量。此令一出，宋軍一時間瞠目不已。主持川陝大局的名臣虞允文接連上疏苦勸孝宗收回成命，不僅沒有任何效果，他自己反而被罷官。無奈之下，吳璘只得撤退，而金軍趁機大舉掩殺。宋軍一路且戰且退，蒙受了巨大損失，部將四十餘人、官兵三萬三千人陣亡，僅有七千人得以平安撤入四川。將士們歷盡艱辛奪回的陝西故土全部失守，從此再未收復。
可以說，這道荒唐的命令，充分暴露了宋孝宗在軍事部署上的隨意性和無規劃性。如果說這一點可以用孝宗剛剛即位、缺乏相關經驗來解釋，那麼後來孝宗精心準備的“隆興北伐”則又把他的這一缺點暴露無遺。北伐之初，宋軍迅速收復了靈壁、虹縣和宿州，孝宗激動不已，親自下詔對將士進行褒獎，然而卻忘了對前線進行支援。宋軍後繼乏力，加之主將李顯忠與邵宏淵不和，結果符離一戰大敗虧輸。遇到挫折後，孝宗不是積極應對，而是馬上採納議和派的主張，在命令宋軍全線收縮的同時，遣使與金議和。其實，符離之敗後，宋軍並不是沒有翻盤的機會。當時，北伐總指揮張浚手中仍有預備隊可供調遣，宋軍也沒有遭到傷筋動骨的打擊。北伐軍潰敗後，宋軍的防線還在，主力也在。如果宋軍另遣一部分兵東進，跟張浚在宿州區域合擊金軍，不難迫使金軍撤軍。
可惜，孝宗打贏了手舞足蹈，打輸了立馬變慫，攤上這樣的最高統帥，縱使岳飛、韓世忠等戰神再生，宋軍又能有何作為？
北伐：這筆賬需要好好算
打仗打得是錢糧、拼的是後勤，所謂外行談戰術、內行看後勤，就是這個道理。那麼，孝宗一朝能否為宋軍大規模北伐提供足夠的後勤保障？
俗話說，養兵一萬，日費鬥金。到了戰時，各種軍費開銷還要更大。據史籍記載，岳家軍鼎盛之時有將士十萬人，其錢糧消耗在《雞肋編》（此書是宋人史料筆記中比較重要的一部，內容翔實，其資料價值一向為人們所公認）中有詳細記錄：“紹興八年餘在鄂州，見嶽侯一軍月用錢五十六萬緡，米七萬餘石”。《宋史.食貨志》交待，當時南宋全國的平均米價是一石米三貫（一貫約合一緡，相當於一兩白銀）左右，這樣連錢帶糧，10萬人一年的開銷為924萬貫。那麼，南宋一年的財政收入又有多少呢？《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93中寫道：“渡江之初，東南歲入猶不滿千萬（貫），上供才二百萬緡，此祖宗正賦也。”也就是說，南宋建國之初，一年的財政收入還不到一千萬貫，而光養一支岳家軍，就要花去其中的十分之九！這下知道宋高宗為什麼執意議和了吧？
當然，國家草創階段，財政困難在所難免。那麼孝宗一朝呢？查後人所著《兩宋財政史》，孝宗一朝經濟最發達時，南宋一年財政收入約6000萬貫，而養兵的開銷也達到了3744萬貫。如果發動北伐這樣大的軍事行動，那麼糧草、軍服（尤其是冬裝）、戰馬和運輸等方面的花費還將成倍增加。根據《宋代軍用物資保障研究》中所引史料，當時四川地區的糧草運輸價格為一石50貫。而宋軍在隆興北伐當年共消耗軍糧42萬石，就算四川的水陸交通條件是當時宋朝最差的，我們按其一半來算，則宋軍一年光在運糧上就花去1050萬貫！也就是說，如果孝宗支持岳飛北伐，北伐若持續一年，南宋當年軍費開銷就將接近5000萬貫，這還只是算了養兵和糧草兩筆賬。如果國家財政都用來打仗了，那麼社會經濟和百姓生活將會受到什麼樣的影響，我們不難想象。
光復中原：一個美好的夢想
靖康年間，北宋故地百姓的亡國之痛，以及對金國的敵視是相當強的。舉一個例子，當年名將王彥率領的義軍在太行山一帶打游擊，官兵們都在臉上刻下“赤心報國，誓殺金賊”八個字，所以這支部隊便被稱為“八字軍”。大家都知道，古時候在臉上刺字，那是一種刑罰手段，相當於毀容，要自己動手在臉上刻字，這得需要多大的勇氣！由此可見，當時宋軍北伐，是有足夠動力的，岳家軍也因此能夠勢如破竹、逼近開封。但隨著時間推移，到了孝宗朝，朝廷中樞重臣除去張浚、陳康伯等南渡老臣外，大多是世居南方的知識分子。他們對北方故土沒有思念之情，也不像中原百姓那樣對金軍有強烈的仇恨感。北宋遺民中對北伐最期盼的那一代，早就在宋高宗和秦檜議和之策的打擊下垂垂老矣。如果嶽武穆到了孝宗朝揮師北伐，中原百姓戴香盆、運糧草以迎王師的盛大場面還能否再現，這些都要打上一個問號。
“元嘉草草，封狼居胥，贏得倉皇北顧。”一代名將辛棄疾以自己的切膚之痛所表達出來的憂慮，正是孝宗及以後歷代南宋皇帝北伐時均沒有解決好的問題——拿什麼去北伐？拋開主和派對北伐的攻擊，光是主戰派之間，都沒能做到槍口一致對外。
陸游與張浚、辛棄疾與韓侂冑，持續不斷的內部鬥爭，早就把南宋的力量消耗得差不多了。縱使岳飛復生，得不到國家決策層全力支持的北伐，又如何成功呢？閱讀更多 魚羊祕史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