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擁有一種矛與盾兼備的性格。
小女敢問先生,您我是否曾於何處有緣相會?
這句看似文學少女般的搭訕起手式，其實是日本幕府時代的青樓女子初次招攬顧客時的用語。
每個國家都有著一些風花雪月的歷史，遊廊青樓，佳人無雙。在君士坦丁，狄奧多拉帶著查士丁尼將死去的獅子短暫拉出了墳墓；在古都金陵，秦淮八豔譜寫了亡國亡天下時的兒女情長，然而要說一個國家被煙花柳巷影響之大，那麼連國名的音譯發音——霓虹都充滿夜色感的島國自然難逃其中。今天我們就來聊一聊深深刻在日本歷史中的遊女文化。
太陽常常會被雲彩遮擋而無法看見，儘管如此，只要仰望天空，肯定會有太陽從雲彩的空隙中放出光芒的時候到來。所以，我們為了不錯過那一刻，必須抬頭仰望著天空，挺直我們的腰板，一定要直視著太陽活下去。
這段話是銀魂吉原篇中的銀髮自然捲在守護吉原的太陽時對著處在世界陰暗面的失足女孩們所說。什麼，你問這麼一個一天24小時16小時在吐槽刷下限，7小時在扣鼻屎摳腳趾摳彈珠的甜食男人為什麼能一改人設，那是因為總有那麼一小時，他又會變成攘夷戰爭裡的白夜叉，一個秉持著即使在棄劍的時代,也只有靈魂所約束的正直的劍不能丟棄的信念而努力活著的萬事屋老闆！
這裡所說吉原的原型正是江戶時代最大、最繁華、最知名的花街吉原。也是日本遊女的聚集地。說到遊女這個詞最早並不是指妓女，在日本尚未形成封建國家的時候，日本各地的部落豪族擁有大量的私有民，這些私有民各有用途，有些耕種田地，有些服侍起居，而有些則擅長表演，這些因為擅長表演而被主人用來招待來客、參與執行祭祀的私有民就被稱為遊部。由於其中女性佔了絕大多數，隨著日本形成統一的封建國家後，部落的私有民被廢除，他們得以在全國各地遊行表演，因而被稱作遊女。
直到十世紀中期，日本開始出現了白天遊行的為遊女，晚上放蕩的為暗發的說法，也正是在那個醉生夢死的平安時代，在旅人商船過往頻繁的近畿地方出現了表演節目的遊女和提供額外服務的暗娼的行業分化。
提供節目表演的遊女在這個時期也有許多因為自身優秀的藝術功底而出入權貴的宴席，甚至其中有部分作品被收錄到《古今和歌集》中。如果說遊女的表演是身著華麗的服裝表現女性的柔美，那麼白拍子則劍走偏鋒，他們身穿貴族成年前的服飾——水乾，以男性的姿態進行表演，呈現一種獨特的堅毅美。白拍子最知名的代表應該是如流星般轉瞬即逝的源義經愛妾靜御前了。
石原里美演繹的靜御前
無論是遊女還是白拍子這時候仍是專注於表演的藝者，她們雖然可能會與權貴有著斬不清理還亂的關係，但這仍屬於對身居高位、風姿綽約的人的一種傾慕。
隨著歷史的推移，遊女愈發脫離其本來的含義，反倒是暗發愈來愈多，也因此，遊女開始成為娼妓的別稱。
源賴朝擊敗平家在鎌倉建立起武家的統治新秩序後，為了管理日漸增多的遊女，他特別設立了遊君別當一職來調停裁決遊女之間的爭端。繼承了鎌倉幕府衣缽的室町幕府，雖然一開始廢除了遊君別當這個職位，但是應仁之亂後幕府日漸成為日本繼天皇之外另外一尊虛君偶像。伴隨著權力的丟失，一向以掌管天下錢財著稱的室町殿也陷入了入不敷出的窘境，為了緩解日益嚴重的經濟危機，向沒有保護人的煙花行業徵稅無疑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傾城局隨之應運而生，也從此揭開了幕府向煙花柳巷頒發官方執照同時徵收稅金的歷史帷幕。
室町幕府滅亡後，向遊女徵稅的行為卻沒有消失，無論是豐臣秀吉還是德川家康都認可了這個生錢手法。而為了便於管理，江戶時代的遊女不僅需要交納一種叫做落錢的稅金，聚居的遊女町還被高牆深壕所圍繞，宛如一座防禦森嚴的城中城，遊廓就是用來形容這種特殊情形的詞。
所有的遊廓中又以江戶的吉原為最大，而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612年，江戶幕府為了增加地方大名的負擔，削弱他們的實力，同時為了繁榮自己的根據地，主導執行了江戶城的“天下普請”（強制要求全國大名出錢出力參與城市建設）。藉著天下普請的機會，遊女屋的經營者莊司甚右衛門提出了在江戶設立專門的煙花地，統一安置管理遊女的建議。這一申請最終得到了幕府的批准，1617年，吉原正式建成。吉原的名字來源有兩說，一說是源自莊司甚右衛門的出身地吉原宿場，一說是因為吉原初建蘆葦叢生的葦原上，為了寓意吉祥，特改了同音的吉字。
1638年，幕府設置了著名的吉原大門，四周隔離並派專人看管，封閉式的遊廓正式形成。
吉原的入口
早期吉原的顧客主要是有權勢的貴族和上層武士，營業時間限定於白天。江戶吉原遊廓與京都的島原遊廓、大阪的新町遊廓遙相呼應，共同組成了日本三大“花街”。
然而統一管理，還有官方認證的吉原卻沒有形成規模效益，其根源在於幕府嚴格的制度限制，其中影響最大的莫過於禁止吉原在夜晚營業。陷入僵局的吉原等不來夜晚的月光，卻等來了一場大火。塞翁失馬焉知非福，正是因為這場燒燬了大半個江戶的天災使得吉原浴火重生。
火災過後，忙於重建江戶的幕府為了爭取遊女屋老闆們對市政建設的經濟支持，解除了對吉原營業時間的限制，同期吉原搬遷到了淺草寺，面積也擴大了整整一倍。也正是從這個時候開始，吉原日漸成為了一座一擲千金的不夜城。
但是這時候的吉原仍有著相當重的平安時代遺風。在吉原，身份地位較高的遊女被稱為花魁，然而花魁之中也有高下之分，最高等級的遊女被稱為“太夫”，其次為“格子”，再次為“散茶”，然後才是“座敷持”和“呼出”。第一次前往吉原的客人可不能直奔主題，直接去找花魁，而是得在外頭的揚屋（一種提供飲食住宿的歇腳地）接受考核。所謂的考核是指客人需要在揚屋召集普通遊女，宴請賓客，向揚屋的老闆展示財力，暗中考察的老闆會在時機合適的時候出來和客人交流一番，在對客人的經濟能力有一定認知以後，他才會根據實際情況為客人邀請相匹配的花魁。
當揚屋老闆通知遊女後，花魁會梳妝打扮後，便會穿著豔麗的振袖和服，帶著大隊人馬包括兩個“振袖新造”（一般為15歲左右的少女，未來的太夫候選）、兩個番頭新造（年紀大了但仍未贖身，轉職為侍女的遊女）和一眾跟班前後打著羅傘開道，這段路程就是所謂的“花魁道中”。
客人見到花魁也僅僅是一個開始，假如花魁對客人並不滿意，她可以直接扭頭閃人。即使她對客人很滿意，也只會對飲一杯，說上話在第一次見面時無論如何也是不可能的。而遊客期待的第二次見面也僅僅是第一次經歷的重複，即使如此諸侯富商仍是樂此不疲，不管花魁是否滿意客人，客人都需要支付一筆不菲的費用作為花魁的露臉費，從作為花魁的太夫到打傘的番頭新造都要一一打點妥當。
直到第三次見面，花魁才會做出決定，假若太夫為遊客備好了筷子，才意味著客人最終達陣得分，可以與太夫正式交往。客人與太夫一旦交往的關係確立，太夫的閨房儼然成了遊客第二個家，他必須負擔太夫的生活，照顧好她的貼身童婢。在吉原和太夫一起生活，處處都要用錢打點，不是權貴還無力承擔。同時遊客和太夫多以夫妻相稱，也必須在遊廓內恪守類似於一夫一妻制的規矩，假若被吉原中人發現客人同時又和其他太夫發生了關係，自然免不了一場深刻的教訓。在古時候的日本，民間良家婦女尚不敢要求丈夫忠貞不二，但是在豔名遠播的吉原這竟然成了一條不成文的鐵律，著實也是一種對日本所謂的緩慢的激情所作出的黑色嘲諷。
這種緩慢的激情養成的源頭自然是來自於日本社會追求風雅的價值取向，但是吉原也在其中起了難以估量的作用。
吉原遊女並非都是窮苦出身，其中還有不少是富戶、大名甚至貴族出身，家庭突遭變故的大家閨秀。不管什麼出身，進入吉原後都需要接受大量而嚴格的訓練。在真正成為花魁前她們要熟讀詩書，品鑑字畫，精通吹拿彈唱，熟稔茶道花道。遊女來自地方，卻需拋棄地方的特點，第一個要甩掉的就是口音，她們要學會用江戶通用的發音進行考究的遣詞造句，當然除開這些貴族女子都有的技藝之外，她們還需要學習用於特殊服務的技能。
也正是由於吉原長期在太陽的背後學習屬於公卿文化的技藝，造就了她們雖然身在風月場卻小有才情同時又恥於搖尾乞憐的矛盾畫面。吉原遊女無視權力，只知道炫耀權力的權貴，往往得不到遊女的青睞。而恰恰在吉原，財貨並不是衡量男人價值的標準，男人們的體面來自遊女的歡心傾慕，。一般的遊女重財輕義，吉原的遊女卻有不同，她們好財不假，但她們把氣和粹放在財前（畢竟能見上面的在財上都已經基本達標），所謂氣和粹，通俗點我們可以稱之為氣質，一種風流倜儻，舉止儒雅的氣質。在吉原遊女和恩客之間也發生了許許多多有趣的故事，也在文人的加工演繹下成為了後來日本文學的一部分。
伊達政宗被稱為戰國的遲到者，說的是他志在天下，但是因為過於年輕錯過了爭霸的最好時機，最終只拼下一份仙台六十萬石的家業。然而作為仙台藩的第三代當主，伊達綱宗卻遺忘了先人的志向，深深的迷戀上了名列寬永三名妓之首的高尾太夫。為了替高尾太夫贖身，他接受了老鴇的敲詐支付了與太夫體重一樣的黃金，最後這個數字竟然是75公斤。人說戀愛中的人智商嚴重下降，下降程度與熱戀程度呈正比，伊達綱宗你倒是想想一個75公斤的女人還能成為花魁為你所愛嗎。
雖然伊達綱宗最終成功為高尾太夫贖身，一起在仙台過上了沒羞沒臊，哦是神仙眷侶的生活，但是幕府可不是吃瓜群眾，看個熱鬧即可。由於無法忍受伊達綱宗在吉原的浪子行徑，武家領袖強制他放棄仙台藩藩主的位置，伊達綱宗也成為了微微一笑為紅顏，丟官棄爵在所不辭的痴情浪子界扛把子。
正當所有人痴迷於這種緩慢激情的時候，吉原卻在不知不覺間發生了改變，由於吉原的門檻，導致大量平民並沒有機會接觸，哪裡有需求哪裡就會有市場，這種經濟學定律永遠是法令禁止不了的，大量沒有執照臨時攤位開始在江戶各地出現。為了餌除這些不交稅的私娼，幕府執行了數次大規模的掃黃運動，抓獲的暗娼遊鶯都交給了吉原進行安置。相較而言，太夫養成成本高，只能有一個金主，而遊鶯投入成本低，能同時發展好幾位顧客，對於老闆來說，孰優孰劣，一目瞭然。自打江戶幕府中期，武士被禁止進出吉原，導致能承擔太夫高額費用的金主大量減少，吉原也就逐漸成為遊鶯的主場。
吉原後期的平面圖
到了1752年，太夫幾乎在吉原絕跡，作為後起之秀的茶屋取代了先前的揚屋成為了吉原的引手點。同時由於太夫、格子等高位花魁的消亡，散茶成了吉原段位最高的花魁，其費用相較過往高高在上的太夫自然也更為親民。
與費用的降低類似，向花魁的求歡難度也大大降低，出於商戶平民對於風雅並不在意的特性，茶屋中的歡娛重點也就放在了財上。極盛時期，在吉原遊廊工作的遊女就有近四千人，她們被分成了十四個等級，其中絕大多數都是下級遊女，站在妓館的大廳內宮供客人挑選，只要有客人看上了，就留下陪夜。最高級的花魁的花費和最低級的遊女間，竟然可以相差一百倍。同時期的其他遊廓也不遑多讓，大阪的新町遊廓有八百多名遊女，京都的島原遊廓更因為幕末新選組的出入而名聲大噪。
日本人的性格充斥著矛盾的兩面性，《菊與刀》中有許多受限於東西方文化的差異以及二戰這一特殊時代背景，許多結論仍有明顯的時代侷限性，但文中所寫日本人既是最頑固的人群，也是最善變的人群，只要外部環境改變，他們最開的都督放棄原有習慣，這個論點筆者很是贊同。無論是推古新政，還是大化革新，無論是明治維新，還是麥克阿瑟改革都是自上而下推動的大手術，然而過程幾乎沒有發生流血事件，平穩而又有序的進行了下去。伴隨這個原則的另一個現象就是日本人極端在意別人對自己的看法，但絕對不輕易表露出與別人不同的觀點。
而吉原的風月場景與繁瑣流程之間，金錢買來的歡愛與不得貳心的規矩之間，所有看似不能兼容的矛盾正是日本這種特點的表現。
吉原雖然在戰後被關閉，但是隨著日本歷史一道推移演變的遊女文化卻深刻寫在了日本的歷史之中。它和戰後蓬勃發展的動漫、遊戲一道成為了外人眼中的日本標籤。看似低齡向的動漫文化與看似成人向的遊女文化的一道崛起也恰恰是一種表達日本矛盾特性的黑色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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