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為先生寫一些什麼，已經不止一兩年了。然而每每動筆，便感到萬分的困難了。要從哪裡說起呢？第一次見汪曾祺先生是1986年，是在天壇東門還是福州會館，是夏天還是秋天，我是一點印象也沒有了。但是我清晰記得先生語重心長地對我說：“你呀，別看他們寫得長，最終是不討巧的。”

先生是江蘇高郵人，生於1920年，初中畢業考入江陰縣南菁中學讀高中。1939年夏，從上海經香港、越南到昆明，以第一志願考入西南聯大中國文學系，師從楊振聲、聞一多、朱自清，是沈從文先生的入室弟子。

我素喜先生的文章，從來沒有說教性質，與沈從文先生一樣。先生只是著眼於生活，並未像同時代的很多文人那樣用筆桿子去抨擊什麼、揭露什麼或是引導什麼。他愛生活，也喜歡把生活中最美最甜的那部分記錄下來，分享給大家。

生活的美

先生曾說：“我的作品和政治結合的不緊，但我這個人並不脫離政治，我的感懷寄託是和當前社會政治背景息息相關的。”這句話很有意味。

從文學創作的角度來講，文學作品是否與政治保持一定距離或是否緊密結合，說到底無非是題材的問題，而不是情感氛圍背景的問題。

有人說，汪曾祺的根子是儒家的，一片溫情，一片自在，追求風乎舞雩的境界；視角卻是莊子的，故能塵世裡尋樂子，帶著超然的眼光去觀照，去體驗。

“我想把生活中美好的東西、真實的東西，人的美、人的詩意告訴別人，使人們的心得到滋潤，從而提高對生活的信念。”故此，先生的筆下，談的大都是家常小菜、新摘園蔬、春韭秋菘、佛院燒筍、端午的鴨蛋、故鄉的野菜，所有這些尋常吃食，在他的筆下都有了活生生的煙火氣，鮮活了起來。

文字中絮叨的都是一日三餐的柴米油鹽，而話裡話外卻透露出生活的滋味。

沉澱的回憶

先生也寫小說。談到小說時，先生認為小說其實是“回憶”。

從生活與創作的關係來看，生活一定要有一個較長時間的“沉積”過程，不是臨時觀察、現販現賣。這裡的“回憶”，是指陳年老酒。其實魯迅小說就有許多是這樣的，《吶喊》的自序中雲：“所謂回憶者”“便成了《吶喊》的來由”。這與汪曾琪所說的“回憶”是一個道理，至少大意是相同的。至於《朝花夕拾》，那是寫回憶的散文。老實說，《朝花夕拾》的文章，以及魯迅後來寫的《我的第一個師父》和《女吊》等，都同汪曾祺的小說有相通之處。

魯迅《憶韋素園君》開頭說“我的記憶好像被刀刮過了的魚鱗”，翻攪起來，裡面便混著血絲。大約是由於個人經歷和思想的不同，汪曾祺的小說——回憶中血絲較少，而人世的寂寞、辛苦和混雜其中的溫暖超脫卻表現得醇厚而精微。大體來說，汪曾琪的小說則更近於《朝花夕拾》。

回憶，對於一位作家來講，是他的藝術感受和藝術素質的一方面，甚至也是他的藝術方法的一個方面。汪老的“回憶”，刀光劍影、血淚橫流者，深仇大恨、慘絕人寰者，絕少。《陳小手》、《大淖記事》和《八千歲》雖然觸及了這方面的題材，可是點到為止，沒有任何渲染，也不借此做文章。他的回憶裡沒有這些，或者說他不想挖掘這些，不想將這些回憶走入小說。

汪曾祺的回憶中最多的是他的故鄉——高郵城鄉的人與事，其次是昆明生活，再次便是北京的生活。

不管寫哪裡，哪一種生活，都被他雅化了，顯出濃厚的書卷氣。先生在四十年代寫的小說中，就算大學校警，開飯鋪的掌櫃，都有雅氣。趕鴨子的、炕雞師傅、打魚的以至地保阿三水手陳泥鰍，或有奇才或有俠骨，或者淒涼一世，都不俗，不賤。

文雅的書卷氣

“書卷氣”是由具體因素造成的。論人論事，論書畫學問，論醫道，論魚蟲，論岸上清供或其筵間五味，都可以表現出作者的文化文學素質。汪曾祺的小說自然一派，書卷氣濃，更近似“隨筆”，類似古代的筆記小說要求。

“回憶”、結構、語言，是汪曾祺小說文體的三個支點。

汪曾祺古典文學素養不凡，對古代的筆記尤其喜歡。《晚飯花集·自序》裡說，他喜歡《世說新語》中摹寫人事的筆墨，簡潔有力。相比之下，他喜愛讀宋人的筆記勝於唐人的傳奇。周作人《藥堂語錄·洞靈小識》裡說：“文章以樸質寧靜。六朝唐人之怪最擅勝場，傳奇文便已差了，則因漸趨於華麗雕飾，閱微草堂與聊齋之比較亦正是如此。”

魯迅喜歡唐代傳奇，但是在對《閱微草堂筆記》和《聊齋志異》的看法上，與周作人意見相同。

《世說新語》對汪曾祺的影響很深，讀他的小說，文體確實有《世說新語》的那種神韻。還有《夢溪筆談》中記人事的部分，龔自珍《記王隱君》那種神龍見首不見尾的寫法，在他的小說中處處可見。

正因為汪曾祺的小說近似隨筆，所以讀起來別有一番情趣，好像郭慶春吃的那種“頂花帶刺的黃瓜”。用這種近似隨筆的寫作方法創作小說，在當時引起眾議，最出名的就是汪曾祺與林斤瀾的“抬槓”。

汪曾祺說，他要“沖決”小說的概念，做到“生活”而“不編故事”，要“隨便”，也就是不要戲劇化。林斤瀾則強調“散文化小說是散而不散，外散內不散”，同時評論汪曾祺的小說之“散”不過二法：“明珠暗線”一也，“打碎重整”二也。汪曾祺自然是不認同的，他在《林斤瀾的矮凳橋》裡又提及此事，重申“苦心經營的隨便”。

其實，這是一次很值得注意的討論，具體說到汪曾祺小說的結構，它的特點倒也不是林斤瀾提出的那兩點所能概括的。“明珠暗線”稍嫌做作，“打碎重整”也太並不多。

詩化的語言

他把小說當詩寫，當散文來寫。有人說，他的小說語言是“詩化的小說語言”。比如在1944年發表的小說《復仇》中寫道：

人看遠處如煙。

自在煙裡，看帆篷遠去。

來了一船瓜，一船顏色和慾望。

一船是石頭，比賽著稜角。也許——一船鳥，一船百合花。

深巷賣杏花。駱駝。

駱駝的鈴聲在柳煙中搖盪。鴨子叫，一隻通紅的蜻蜓。慘綠色的雨前的磷火。

一城燈！

嗨，客人！

客人，這僅僅是一夜。

這段文字很有代表性，足以看出汪曾祺的文體風格，他是以詩的形式寫小說。形式裡包含的內容。

如果對生活的感情不那麼濃，對日常生活的興趣不那麼大，甚至根本不關心日常生活，只喜歡宏大的敘事，喜歡跌宕起伏轟轟烈烈的情節，那麼很大程度上不會喜歡讀他的小說。

先生的小說是一杯清茶，需要慢啜細品。這樣也好。剛剛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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