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發達經濟體與發展中經濟體整體同步復甦，中國經濟也企穩回升。而2018年以來，美國、歐盟、韓國經濟增長勢頭減弱，全球經濟復甦面臨隱憂和風險。這些隱憂和風險因素包括：主要經濟體面臨的資產泡沫，主要經濟體收緊貨幣政策可能對本國和世界經濟產生的衝擊，債務高企對全球經濟增長可持續性的威脅，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對全球經濟增長的威脅，地緣政治對世界經濟發展的影響。
這些因素難以量化，但在預測全球經濟及其對中國短中期經濟增長的影響時十分重要，故以下專門對這些全球經濟面臨的重要潛在風險進行分析。
一、主要經濟體資產泡沫破滅的風險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多國央行紛紛採取過度寬鬆貨幣政策，導致部分市場積累了相當程度的泡沫。例如，美國的股市和房市，英國的房市，日本的債市，以及中國的房市。
以美國股市為例，2017年道瓊斯工業指數累計上漲25.2%，標普500指數累計上漲19.5%，納斯達克指數累計上漲28.2%。2018年6月14日，美股席勒P/E比率已衝高到33.03點，較上一次金融危機之前的最高點高出約6個點。該比率反映出美股資產價值已過分高估，而這是泡沫破滅的必要條件。從金融週期看，按以往經驗，約十年的週期似乎也預示著頂峰的到來。2017年以來，包括魯比尼、索羅斯等多位經濟學家和資深投資人警告美股泡沫可能在兩年內破滅。2018年2月以來美股波動放大，出現多天大幅下跌的情況，除受美聯儲貨幣政策調整影響外，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市場預期和恐慌情緒的變化。如果不久後美股明斯基時刻果真到來，必然對美國經濟產生劇烈影響，並對全球經濟產生外溢效應。當前美聯儲貨幣政策趨向於進一步收緊，在這樣的政策環境下，美股資產泡沫更可能被擠破。
目前備受關注的還有中國房市存在的局部泡沫問題。2017年9月，易居研究院研究顯示，一二線城市租售比普遍在1%-2.5%之間，三線城市租售比在2.5%-4%之間。但即便是4%的租售比也意味著出租25年才能收回購房款。而與美國城市比較，同期紐約、洛杉磯、西雅圖、芝加哥的租售比分別為2.6%、2.8%、2.7%、4.1%，明顯高於中國一線城市。從房價收入比看，按家庭有3位成員、人均收入為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住房面積為人均36.6平方米、房價為新建商品住宅均價計算，2017年北京、上海、深圳、天津、廣州、南京、杭州房價收入比分別為25.7、27.98、39.64、13.35、11.2、14.5、14.95。考慮到可支配收入是家庭獲得的可自由支配的收入，其中還有一部分會用於消費支出，故實際上如果僅靠收入來支付房款，所需的年數較這裡計算的房價收入比更長。通常認為不高於7的房價收入比較為合理，而中國一二線城市顯然都高於這個水平。
從國際比較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分析顯示，2016年下半年至2017年上半年這一年，在其比較的63個國家或地區房價總體增速中，中國內地位列第18位，中國香港則位列第1位。由此來看，中國房地產市場存在一定局部泡沫，儘管與城鎮化相伴隨的人口遷移以及家庭生存和發展需要（尤其是子女教育）仍是支撐房價的主要因素，但在其他主要大國貨幣政策收緊以及中國貨幣政策基調保持穩健中性的情況下，局部泡沫仍有破滅的風險。金融脆弱性的最終顯現，或者說資產泡沫這一“灰犀牛”的出現仍可能是未來影響中國經濟乃至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實行聯繫匯率制度、貨幣政策無獨立性、高度受美國貨幣政策和國際資本流動影響的香港房地產市場和金融市場，尤需關注這一問題。在前兩次金融危機中，香港房市、股市的下跌都較明顯，且先行於內地，無論從資本流動還是市場心理上都容易向內地傳染。
此外，美國債市和日本債市也存在一定泡沫。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在2018年初就提醒美國債券價格已經太高，債券價格泡沫離破滅已經不遠了。另外，公認存在很大泡沫的比特幣價格也已大幅下跌。諸如此類資產泡沫破滅往往通過財富效應和對金融體系的負面影響，對經濟產生收縮效應。
二、主要經濟體收緊貨幣政策的衝擊
上一次全球金融危機後，美聯儲採用量化寬鬆貨幣政策工具，為美國經濟擺脫危機做出了貢獻。近兩年來，美國經濟持續向好，失業率大幅下降，美聯儲將貨幣政策正常化提上日程。美聯儲資產負債表由2008年初的約1萬億美元擴張到2017年的約4.5萬億美元，導致多方擔憂過度放水會引致資產泡沫和未來通脹攀升。在這樣的背景下，2017年9月，美聯儲宣佈10月開啟縮減資產負債表進程。2017年12月，美聯儲宣佈加息25個基點，這已是2017年自3月、6月兩次加息後的第三次加息。2018年3月，美聯儲新任主席鮑威爾召開上任以來首次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會議，決定將聯邦基金利率再上調25個基點。2018年6月，美聯儲再次上調聯邦基金利率25個基點至1.75%-2%。公開市場委員會對2018年實際GDP、CPI的預測值分別為2.8%、2.1%，2019年分別為2.4%、2.1%，2020年分別為2%、2.1%。因此，公開市場委員會認為漸進加息對保持經濟擴張和2%的通脹率非常必要，與會者對2018年底的聯邦基金利率的預測中位值為2.375%，2019年底為3.125%，2020年底為3.375%。也就是說，未來三年美國貨幣政策中間利率均將處於上行區間。
2017年11月，英國央行已宣佈加息25個基點至0.5%；為了平衡通脹和就業目標及考慮到脫歐談判的影響，2018年2月英國貨幣政策委員會（MPC）會議決定暫不加息；但2月的MPC會議紀要中亦強調，如果經濟繼續擴張，與2月通脹報告預測一致，貨幣政策可能需要更早收緊。歐洲央行2017年10月開始縮減每月購債規模，象徵著逐步退出超寬鬆貨幣政策。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則表示將於2019財年內結束寬鬆貨幣政策。此外，2018年1月，加拿大央行宣佈加息25個基點，使隔夜利率升至1.25%。
主要發達經濟體先後開啟加息進程和退出超寬鬆貨幣政策，將對新興市場經濟體、經濟尚且疲軟的經濟體以及高外債經濟體形成衝擊，從而影響世界經濟增速回升。主要經濟體先後加息還會加快國際資本流動、影響各國金融市場、加劇匯率波動、影響國際貿易、甚至影響他國貨幣供給和宏觀經濟穩定。
三、一些經濟體債務高企的威脅
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的統計數據，從其統計的涵蓋44個經濟體的非金融部門負債看，新興市場經濟體和發達經濟體的非金融部門負債與GDP之比（按市場價格計算），從上一輪全球金融危機後至2017年3季度末的10年間均有所上升，其中新興市場經濟體負債率增幅較大，發達市場經濟體雖增幅略小但非金融部門負債率高企。截至2017年3季度末，新興市場經濟體非金融部門負債達51.79萬億美元，為2007年3季度末的3.24倍；負債率已升至191.9%，比2007年3季度末高70.7個百分點。截至2017年3季度末，發達經濟體非金融部門負債達121.66萬億美元，為2007年3季度末的1.33倍；負債率已升至277.1%，比2007年3季度末高37.6個百分點。2017年3季度末，G20國家總體非金融部門負債率為246%，其中美國為250.9%，歐元區平均為260%，中國為256.8%。
危機後多數國家採取的財政刺激政策導致政府債務增長和政府負債率提高，其貨幣當局普遍採取的超寬鬆貨幣政策（或稱非常規貨幣政策）造成信貸寬鬆和私人部門債務增長無疑是非金融部門債務增長的部分原因。而正如《債務與魔鬼》一書作者阿代爾·特納所說，近一二十年全球債務上升速度加快的原因包括：新增債務越來越少被用於新增投資、增加產出，而是用於購買存量資產，特別是房地產，從而造成債務累積和資產價格泡沫；貧富差距加劇造成金融機構不得不向貧困人口提供更多信貸以維持消費；全球經常項目失衡壓低了逆差國的長期利率，促使其過度借貸。
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統計數據，比利時、加拿大、瑞士、西班牙、法國、英國、希臘、愛爾蘭、日本、盧森堡、荷蘭、挪威、葡萄牙、瑞典、新加坡、中國香港的非金融部門負債率尤其高企，2017年3季度末分別達338%、289.3%、272.4%、269.7%、302.7%、279.6%、295.6%、338.1%、372.5%、443.6%、289.8%、282.8%、320.8%、275.6%、284.6%、368.9%。而20世紀80年代曾發生債務危機的拉美國家負債率則相對可控，墨西哥、巴西、智利、阿根廷已變成非金融部門負債率較低的國家。曾經經歷過亞洲金融危機的馬來西亞、泰國、印尼也是如此。
債務積壓風險未來可能從以下幾個方面影響世界經濟增長的可持續性。其一，高債務或高槓杆可能抑制這些國家的私人部門和政府部門投資，從而使復甦或增長低迷。事實上，這正是目前一些歐元區國家面臨的經濟問題。其二，高債務可能抑制公共和私人部門消費，並使物價持續低迷和最終需求不足、經濟不振、居民收入增長放緩。其三，債務和資產泡沫可能被刺破，尤其是在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收緊的背景下，泡沫刺破後產生的不良資產會對債權人形成壓力，使銀行和類銀行機構信貸收縮，債務人失去財產和財富效應促使其進一步壓縮消費和投資，經濟惡性循環，甚至產生經濟危機。其四，高債務和經濟增長前景不佳可能導致這些國家公共和私人部門信用評級不佳，增加利息負擔。那些外債較多的國家可能在全球流動性收緊背景下首先遭到外幣債券拋售，推高其債券利息和融資成本，促使其本幣貶值，引發國際投資者繼續抽逃資本，導致經濟環境惡化。
四、國際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的潛在負面影響
近兩年來，國際貿易和投資保護主義抬頭。主要發達國家對全球化的反思導致了貿易政策的大轉變。美國總統特朗普上任以來，先後提出重談北美自貿協定、修改美韓自貿協定、退出TPP（但後來又考慮可重談加入）、發起對鋼鋁進口的232調查、對中國開展301調查等，在貿易議程和多項政策中強調美國優先、公平對等貿易原則和安全原則，背後都折射出從國際主義到孤立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的理念和政策轉變。而美國貿易政策轉變背景下其他國家的應對和博弈仍在發展中，這使得貿易摩擦難免增加。例如，美國對涉及與伊朗交易的個別企業進行制裁後，歐洲一些企業也在擔心遭受制裁；又如，鋼鋁232調查後美國加徵鋼鋁進口關稅措施引起了歐盟的擔憂，即便暫時獲得了豁免，但還要擔心豁免期結束後的重徵問題。
歐盟方面，歐委會2017年建議歐盟建立外國直接投資篩選框架和外資政策協調團，以加強歐盟層面對外資的安全審查。儘管目前歐委會對安全審查對象範圍進行了粗略建議，但後期執行是否會泛化仍需觀察。歐盟內尚未單獨建立外資安全審查制度的成員國是否會在該框架影響下效仿建立相關審查制度，也有待觀察。美歐對外資安全審查的加強一方面反映出其對自身技術、數據、秩序安全的憂慮加深，另一方面也必然會對國際投資產生一定影響，且可能激發國際投資保護主義，從而影響世界經濟中長期發展。
五、地緣政治變動和局部戰爭的影響
英國2018年開啟脫歐談判，已結束第一階段談判，就“分手費”、愛爾蘭邊界、歐盟在英公民權利等議題達成了協議，並爭取到21個月的脫歐過渡期。但2018年開始的第二階段談判，過程並不順利。英國希望繼續留在歐盟食品藥品監管組織和航空管理組織中，但希望退出關稅協議，而不少歐盟其他成員國認為後者較困難，考慮到歐盟層面龐雜的貿易協議及相關標準、監管指引等，脫歐談判必然困難重重、推進緩慢。而近年來，因債務危機、難民危機、歐盟體系治理問題，歐盟成員國之間分歧增加，英國脫歐可能短期內不會引發多米諾骨牌效應，中長期則有待觀察。目前英國經濟已受到一些影響，未來其金融業、貿易等仍可能受脫歐一事拖累，並對歐洲經濟格局產生深刻影響。
此外，朝核、伊核問題能否得到妥善解決，仍是短中期影響區域政治經濟的重要問題。
中國在宏觀政策層面需做好準備
2018年以來，不論是美股的一度大幅下跌，還是近期的阿根廷幣值大貶以及意大利國債利率飆升和股債價格雙雙大跌，都提示我們應該對世界經濟的潛在風險保持清醒認識，並對風險的集中爆發做好充足準備。從宏觀層面來看，中國應保持貨幣政策的穩健性。前段時間為應對資管新規實行後的流動性暫時緊張，中國人民銀行釋放了一定流動性。預計2018年下半年和2019年仍需要在金融監管加強、貨幣乘數可能隨之下降、資本項目淨流出可能增多的情況下，增強匯率彈性，同時保持貨幣政策穩健性。而在財政政策方面，需為應對國際金融波動（甚至危機）預留足夠財政空間，完善政府債務管理制度。中國仍需妥善處理國際經貿關係，尤其是與美國的貿易爭端；同時加強與歐盟、日本和韓國等方的經貿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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