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1811-1872年），字伯涵，号涤生，湖南省湘乡县白杨坪村（今属双峰县）人。
据曾国藩《衡阳曾氏谱序》称，其远祖为曾参十五世孙，西汉末年，避王莽之乱南迁，遂为南方诸曾姓之祖。先居江西一带，其后分出一支迁往湖南衡阳，成为湖南曾氏的祖先。
清初，又从中分出一支迁往湘乡县荷塘乡大界里。至清嘉庆十三年，曾国藩的祖父又将其家迁至白杨坪。
曾国藩的祖父名玉屏，字星冈，父亲名麟书，字竹亭。曾麟书生有五子四女。四女中，一为曾国藩姊，三为曾国藩妹。兄弟五人，曾国藩居长，二弟曾国潢，字澄侯，称老四；三弟曾国华，字温甫，称老六；四弟曾国基，字沅甫，称老九；五弟曾国葆，字季洪，后改名贞干，字事恒。
曾国藩的远祖虽然可以上溯至曾参，但就其家世出身而言，却十分普通。曾氏初迁湘乡，只是普通农家，而且家境也并不富裕。是直到曾国藩的高祖曾应贞（字元吉）手上，才渐渐地富裕起来。再经曾国藩的祖父曾玉屏之手，曾家的经济状况又有很大改善。
但直到曾国藩为官以前，曾家也不过达到中小地主的水平，不少地方还保留着富农的一些特点。据曾国藩自己说，他的祖父、祖母和母亲，一直没有脱离辅助性劳动，他自己小时候也干过一些放牛、砍柴、卖菜之类零活。
曾国藩、曾国基兄弟同时封爵之后，他于同治五年六月初五日特地写信嘱咐在湘乡老家掌管家政的曾国潢，“余与沅弟同时封爵开府，门庭可谓极盛，然非可常特之道。
记得已亥正月星冈公训竹亭公曰：“宽一虽点翰林，我家仍靠作田为业，不可靠他吃饭。’此语最有道理，今亦当守此二语为命脉。望吾弟专在作田土用些工夫，以辅之以书、疏、鱼、猪、早、扫、考、宝八字。任凭家中如何贵盛，切莫全改道光初年之规模”。
稍后，于同治六年正月初四日又给曾国横写信说：“吾家现虽鼎盛，不可忘寒士家风……吾则不忘蒋市街卖菜篮情景，弟则不忘竹山坳拖碑车风景，昔日苦况，安知异日不再尝之？”从这些话中，不难想见曾家当时的经济状况和生活方式。
曾国落就是从这样一个并不引人羡慕、毫无特殊之处的起点迈出他的人生脚步的。
曾国落生于1811年11月26日（清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日），乳名宽一。6岁上学，7岁起开始在他父亲执教的家垫中学习。20岁那年，才到外地上学。先是求学于衡阳唐氏家塾，在此改名子城，字居武，后又肄业于湘乡涟滨书院，1833年（道光十三年）考中秀才后，入湖南最高学府—长沙岳麓书院学习。
曾国藩自幼聪敏，勤奋好学，少年即小有才名，到岳麓书院后，开始比较系统地接受封建思想的教育和湖南学风的熏陶。他在岳麓书院大约学习了1年，于1834年（道光十四年）肄业之后，随即考取湖南乡试举人。同年年底，曾国藩从家中动身，去北京参加来年的会试。
但道光十五年的会试及第二年的恩科他却没有考中，只得南归返乡。此次进京，虽然会试落榜，但却使这个生长于深山的“寒门士子”大开眼界。1838年（道光十八年），曾国藩再次赴京参加会试，取中第三十八名贡士。殿试取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
朝考取一等三名，改庶吉士，入翰林院廉常馆深造。本年会试正总裁为大学士穆彰阿，依科举旧例，二人遂有师生之谊。穆彰阿嫌曾国藩旧名太俗，为其改名国藩。
1840年廉吉士散馆，曾国藩取二等第十九名，授翰林院检讨，秩从七品，由此，正式开始了他的仕宦生涯。而后十年间，曾国落七次升迁，连跃十级，官至礼部右侍郎。再后来，曾国藩权缩四省，位列三公，一生功业达到顶峰。
曾国藩诞生于19世纪的开始，而清朝帝国的国势，则刚刚由乾隆时代的高峰，走向下坡。那个自称“十全老人”的乾隆皇帝弘历，除了穷兵赎武，发动多次不必要的边疆战争，耗财无算之外；晚年更是游宴无度，息于政事。权臣和砷，乘弘历年老昏匪，窃权专擅，滥肆贪赎，吏治因而大坏。
在曾国藩出生前后的二三十年间，各地民变选起。小规模的叛乱不算，单是攻城略地，需要朝廷调动大兵前往征讨镇压的，就有好几起。
清朝的政治风气，在嘉庆道光以后日见泄沓萎靡，人才亦日见寥落。这与皇帝的好尚及执政者之逢迎谄谀，都有密切的关系。《瞑庵杂识》中曾有一条说：“曹文正公晚年恩遇益隆，声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道光以来，世风柔靡，实本于此。近更加以浮滑，稍质直，即不容矣。
有无名子赋一翦梅说：士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退英雄，一味圆融，一味廉恭。其二云：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运方通。大家赞襄要和衷，好也弥缝，歹也弥缝。其四曰：般人事要朦胧，驳出无庸，议出无庸，其三云：八方无事岁年丰，国无灾无难到三公，妻受荣封，子萌郎中。
流芳身后更无穷，不益文忠，出谨文恭。”这里所说的曹文正公即曹振错，是道光一朝最得皇帝倚信的宰相。曹振铺之琐鄙无能，养成了道光一朝政治风气之柔靡泄沓，所以他实际上乃是道光皇帝的罪人。在他所养成的风气之下，官吏以不负责任之圆滑弥缝为做官之能事，不但有用的人才因之而消磨殆尽，国事亦因之而不堪闻问。
太平天国运动，主要原因固然由于民生凋散，灾变相乘，而贪污官吏之侵渔迫害，亦是造成官逼民反的重要原因。民反和天灾流行，使民间疾苦更深。道光年间黄河下流时常决口，河南一带饥民极多。此外淮水变乱常生，同时南北运河时常出漕，两岸堤墙塌卸，民无宁日。
此外曾国藩所处时代的一个最大特点便是海禁大开，帝国主义列强开始对华侵略。在曾国藩以前，中国还是因习着几千年的闭关政策，在他以后中国乃全入开关时代，而他适逢其时，亲启了这个新时代的序幕。
从鸦片战争到英法联军，是中国对外开始大失威信的时期。太平天国起于鸦片战争失败之后，盛于英法联军进攻津、京之时，当时的内乱外患，使得国家日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曾国藩身经目睹，奋力挣扎，其遭遇之苦可以想见。
从上面说来，我们可以看出曾国藩所处时代的一个概况。
曾国藩的时代，简单地说，是一个政治黑暗、军队腐败、社会不安、天灾流行、内乱外患交相侵迫的时代。但曾国藩卒能赤手空拳，任使濒于危亡的清朝政府延长了60年的寿命。我们观察曾国藩的成功虽说是基于天生过人的才力，但也是艰难困苦的环境造成他的惊人“事业”。
正所谓乱世可成“英雄”之业。曾国藩初登仕途之时，正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之际。这似乎是一个象征。他所生活的时代，正是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社会性质急剧变化，社会形势错综复杂的时代。曾国藩之政治生活的目标是为这个社会找一条出路。为此，他提出了一整套解决国内外矛盾的方针、路线和办法，不仅如此，他还是这一套方针、路线和办法的实践者。
他是近代洋务运动的首倡者，最早提出学习外国科学技术，兴办近代军事工业的主张，他所制定的洋务运动的思想政治路线，基本上规范了其后洋务运动的发展和洋务派人物的活动。在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日记中，曾国藩写道：
“余以为欲制夷人，不宜在关税之多寡，礼节之恭锯上着眼，即内地民人处处媚夷，艳夷而鄙华，借夷而压华，虽极可恨可恶，而远识者尚不宜在此等处着眼。吾辈着眼之地，前乎此者，洋人十年八月入京，不伤毁我宗庙社稷，目下在上海、宁波等处助我攻剿发匪，二者皆有德于我。我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长技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挟持无具，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内地之民人人媚夷吾固无能制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之也。”
这段话基本上表达了曾国藩关于洋务运动的思想政治路线，此后，洋务运动的发展和洋务派人物的活动，大体说来，都没能脱出这个范围。曾国藩之成为近代史上一个影响深远的人物，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曾国藩由招募湘勇镇压太平天国起家，成就其一生功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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