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德八年（1643年）八月，清太宗皇太极猝死于盛京清宁宫，他生前未立嗣子。面对大清皇位，豪格与多尔衮展开了殊死的争夺。其结果则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多尔衮最后议定由皇太极的第九子、年仅六岁的福临即帝位。
对于皇位，多尔衮实际上是非常向往的。由于他在诸王大会上首倡立福临，格局一成，便难以出尔反尔、推翻前议了。虽然他高踞摄政王之位，掌握大清军政大权，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但毕竟没有畅其所愿，还是一种缺憾。到后来，多尔衮的举动是十分胆大和僭越的：偷用御用器皿、私造皇帝龙袍、对镜自赏等等。
对于当年妨碍他获得皇位的豪格，在顺治元年（1644年）就被罗织罪名，废为庶人，囚禁至死，豪格的福晋被他收系王府，纳为新人。与他同居辅政王之位的济尔哈朗，尽管一开始就很知趣地退避三舍，拱手将权力支出，但终因附依过豪格的前怨夙恨，于顺治四年（ 1647年）被罢职，第二年又降为郡王。
多尔衮命史官按帝王之制为他撰写起居注，并营建规模超逾帝王的府第。大军调度、罚赏黜涉，一出己意，关内关外，只知有睿王一人。实际上，多尔衮掌握了一切权力。
孝庄在多尔衮的步步紧逼下，采取了隐忍、退让委曲求全的态度。她的方法是，不断给多尔衮戴高帽、加封号，不使多尔衮废帝自立。
顺治元年（1644年），多尔衮加封为叔父摄政王，之后又加封皇叔父摄政王。顺治四年（1647年），停止多尔衮御前跪拜，福临称多尔衮为皇父，诸臣上疏称皇父摄政王。遇元旦或庆贺大礼，多尔衮与皇帝一起，接受文武百官跪拜。
顺治二年（1645年），多尔衮晋为皇叔父摄政王后，一切大礼诸如围猎、出师等时，王公贵族俱要聚集一处待候传旨，还要“列班跪送”多尔衮。若其回王府，则需送至府门。上朝时，多尔衮于午门内从便下轿，而诸王需于午门外下轿等等。
顺治三年（1646年）五月，多尔衮以为顺治皇帝信符收贮于皇宫之中，每次调兵遣将都要奏请钤印，十分不便。于是，即遣人将皇帝玺印都搬到自己的府中收藏备用。
从这一年起，多尔衮所用仪仗的种类与皇帝等同，均为20种，只是在每一种类的具体数目上比皇帝略少一些。而辅政王的仪仗则只有15种，明显逊于多尔衮，说明多尔衮与皇帝的差距越来越小。
顺治四年（1647年）后，如果官员奏书中将“皇叔父摄政王”还称作“九王爷”，或是不用全称而丢字漏字的话，都会受到革职处分。而且“以后凡行礼处，跪拜永远停止”，多尔衮再不用向顺治帝行礼了。
顺治五年（1648年）末，多尔衮又向前进了一步，变成了皇父摄政王，不仅实权在握，而且在礼仪排场上也开始向皇帝看齐。凡一切政务，多尔衮不再有谦恭请示之举，未奉皇帝旨意，却一律称诏下旨，俨然如同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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