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驥才在《單筒望遠鏡》新書發佈會
在中西最初接觸之時，彼此文生、誤讀、猜疑、隔閡乃至衝突都在所難免；而在殖民時代，曾惡性地誇張了它，甚至將化的陌其化為悲劇。歷史存在的意義是不斷把它拿來重新洞悉一番，從中獲得一點未來所需的文明的啟示。
——馮驥才
-《單筒望遠鏡》新書發佈會速記稿 -
應紅（人民文學出版社副總編輯）：馮驥才先生的長篇新作《單筒望遠鏡》新書發佈會現在開始。首先介紹一下今天與會的嘉賓：中國作協副主席吉狄馬加；中國作協創研部主任、文學評論家何向陽；中國出版集團副總裁、文學評論家潘凱雄；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臧永清。還有兩位，《當代》雜誌主編孔令燕、副主編楊新嵐。今天的主角，在座的各位都認識，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老朋友、中國當代著名作家、文化學者、畫家馮驥才先生。
馮驥才先生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老朋友，他從早年出版的《義和拳》《神燈前傳》到今天的《單筒望遠鏡》，這三部長篇小說都是在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他和人文社的友誼到今年已經有四十多年。
今天我們來開《單筒望遠鏡》這部新長篇的發佈會，也是我們大家一起祝賀馮先生時隔三十多年後的一部長篇力作，我們一起分享這部新作發佈的現場。另外也聽一聽馮先生對這部新作的一些看法、想法，他對人文社的感情。
吉狄馬加（中國作協副主席）：馮驥才先生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包括在文化史上，都是一個有影響的人物，而他無論在小說創作，還是在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還是在公共文化領域，應該說都是一個有影響的人物，同時他還是一個很出色的畫家。他在這幾個領域都有很大的成就，特別是作為一個小說家，從八十年代開始，他的小說可以說是蜚聲海內外。他的小說也以非常獨特的風格，對中國文化深刻的理解，深厚的文字功夫，立體鮮活的人物塑造，在中國整個當代小說領域獨樹一幟，擁有很多讀者。
馮驥才先生是一個有風格的小說家。在八十年代，不管是汪曾褀、鄧友梅，還是馮驥才，有這麼一批作家，雖然好像在做一些地域性的寫作，但是這些地域性的寫作都是具有非常價值的文化前沿寫作。這些小說，這麼多年回過頭來看，在繼承、弘揚中華民族的小說傳統方面，都具有相當高的文化價值。應該說馮驥才是這批作家裡面風格非常獨特，文字非常老道，在塑造人物方面最有特點、最具有風俗性的一位作家。我認為他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在繼承我們民族文化傳統方面，尤其是小說傳統方面，非常重要的具有創新意義的作家之一。所以我們對他的期待是盼望已久的，這次他的長篇小說正式出版，也是我們大家期待已久的。
我前天拿到這部小說，我也是它的一個讀者。首先這部小說很重要的一點就是，馮驥才在寫我們已經過去一百年的歷史事件的時候，他還是從人性出發，回到了人最根本的東西。尤其是我們今天在看中國這一二百年曆史的時候，不管西方世界和我們中國社會歷史發展進程中發生了怎樣的特殊關係，不管這種關係在歷史上我們如何看待它，馮驥才的思考還是回到了人本身。所以，我在讀這部小說時，很感動。尤其是到他這個年齡，個人的文字修養使他對語言的駕馭能力非常成熟，他的敘述很沉著，語言是不用懷疑的。最重要的是，這部長篇小說還是深刻地反映了人的命運，不管是小說裡這些中國人的命運還是外國人的命運；同時，也反映出在當時很複雜的歷史變革中所呈現出來的人性的糾結、困惑，甚至掙扎，中間當然也有悲劇。
讀這部小說時我有一個深刻的體會，除了還原這樣一個歷史過程，我們還能看到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人，他們既是渺小的，也是不可或缺的。這部小說讓我們深刻地感受到，在這樣一個歷史變革的時候怎麼關注人的命運、怎麼寫出人性的很複雜的東西，同時又怎麼表現出人性在不同的環境下所呈現出來的人物性格，這是我看這部小說最打動我的地方。
第二，這個小說非常可貴的是，一直保有激情，這種文學激情是很難得的。我個人認為小說家，尤其是寫到馮先生這個年齡還保有一種內在的，包括對人物的塑造、對文字敘述的激情。我也很想像他一樣，到他寫這部小說的年紀，像他一樣把他的靈魂和心理跟小說中的人物聯繫在一起。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一個作家，一個創造者，到這種年齡還保持這樣一種鮮活的激情，對生命最細微的體恤、關注，是非常難得的，也是非常感人的。這部小說裡面有很多細節，我都不用舉例，在座可能很多朋友也看到了。所以從這個意義來說，一個作家的創造力，一個作家對生活鮮活東西的保有力，對我們今天來說是非常的可貴。所以看完他這部長篇小說之後，我就在想，他還會繼續寫出一些真正有內在力量的作品，我們還要繼續期待。
第三，現在我們回過頭來看這部小說，特別是看中國當下的長篇小說，他這個長篇對我們有很多啟示。我在很多地方跟好幾個當下很重要的小說家也說過，我們在加強和西方、和全世界不同的文學交流的時候，我們會發現還是要回到文字本身，回到我們語言本身。中國人有這麼悠久偉大的文學傳統，我們的語言如此豐富。我想在馮先生這部小說裡面可以看到，他一直很注重對中國語言的內在美的呈現。我是一個少數民族，但是我看小說恰恰喜歡看馮先生、鄧友梅、汪曾褀、沈從文、孫犁這些作家的作品，我很看重的一點是他們在掌握漢字語言的時候，他們自身有一種個人的風格，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們把我們中華民族，特別是漢文字的那樣一種美、那樣一種很內在的修養，對人物的塑造，包括對話，包括敘述語言，你可以看到這些語言帶給我們很美的東西，我想這是語言的力量。
包括我們現在紀念中國新詩一百年的時候，我在很多地方也在說，越是在我們加強國際性交流過程中，我們越來越能發現作家自身對我們語言進行的新的創造，對一個偉大的作家來說是更重要的。一個偉大作家除了抒寫歷史、見證這個時代、塑造人物，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語言。馮驥才先生毫無疑問是一位語言大師，所以他的小說呈現出來的這樣一種美，完全是很清淡、很多都是白描式的，他對人物的塑造，他寫的對話，都可以看到他是繼承了我們語言文字的傳統。
第四，他和好多作家一樣，也是一位地域寫作者。四川有一個作家叫李劼人，我在很多地方說，如果你要了解四川的風俗，就讀李劼人的作品。寫辛亥革命的作品很多，我個人認為茅盾先生的《子夜》寫轉折時期寫得非常好，尤其是寫新興資本主義在中國產生過程中那樣一些人物。但是整體寫辛亥革命，像李劼人先生的《大波》，這也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的，我個人認為評價還不夠。馮驥才對天津的抒寫，包括風俗性的，包括人類學式的抒寫，在今天看來，他這些小說給我們提供的東西，包括對當時那樣一些社會氛圍，那樣一種建築，他們的生活習慣，他們的語言，包括他們的生活周邊事事物物的描寫，我覺得都是親切的、可感知的。
這樣一部小說，我們應該給予更多的關注。這部長篇小說今天就是一個很好的首發式，在座很多同志和朋友們都是馮先生這部小說的讀者，很多也是一直關注他的每部作品的出版。我相信這部作品出版之後會有更多的，尤其是評論界的關注。無論從他這部小說的結構，還是從語言、從他塑造的人物，都給我們提供了對那樣一個時代的很好的書寫。我認為他用這樣一個小說所表達的東西，對我們當下也是非常有意義的。我們現在確實要進一步樹立四個自信，而文化自信很重要的一點，還是要回到我們自身的在當下對文化的創造。當然不可否認，我們有五千年的文明史，而我們的文明史從來沒有中斷過，但是我想，尤其是在當下，我們在繼承傳統的過程中，怎麼能有一些真正的具有經典意義的書寫，我認為馮先生給我們樹立了很好的榜樣。
《單筒望遠鏡》插圖
臧永清（人民文學出版社社長）：感謝大家能夠在這樣一個工作日的下午參加新書發佈會。剛才應總也介紹了，馮先生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老朋友，馮先生在這也住過兩年，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義和拳》在這寫的，第一部中篇小說《鋪花的歧路》也是在這寫的，還有他的第一個短篇小說《雕花菸斗》也是在人文社寫的。剛才他進院的時候還問我們，那個籃球架哪去了。現在看來我們的院子有點狹小了，我們說籃球架放進博物館了。當年馮先生也在人文社有很多老朋友，像我們的老前輩嚴文井、韋君宜、屠岸等等，跟馮先生都是很好的朋友，上次我去天津的時候，馮先生也跟我回憶起跟這些前輩的交往的非常溫馨的故事。馮先生把這些故事記錄在“馮驥才記述文化五十年”系列的《凌汛》中間，當然這些故事也是我們人文社一個非常寶貴的資源。
馮先生是新時期文學中間最有影響力的作家，同時我也認為他是最具經典性的作家。經過新時期文學四十年，很多作家都在文壇上有了自己的表演機會，其實到今天再看，能有多少人的作品真正留下來？馮先生給我們留下了很多的作品，他的很多小說、很多作品都具有經典性的，這跟馮先生高超的敘述技巧以及對中國的人性和國民性的深刻洞察都是密不可分的。
我們出版社非常重視馮先生的這部新作，這部等了三十多年的一部新長篇，我們以出版社最優秀的編輯和設計、校對團隊來保駕護航，現在書終於面世了。它已經入庫，可能在月末各個書店開始發售。
馮先生的很多作品在人文社出版，並且很多都是暢銷書，比如說他的《俗世奇人》（足本），責編腳印告訴我，快到百萬冊了，短短時間裡能夠發售到這個量，也可以看出廣大讀者和文學界對馮先生的認同和認可。
潘凱雄（中國出版集團副總裁、文學評論家）：大馮是一個文化經歷很“複雜”的人。他成名是伴隨著新時期成長的，我們如果硬要用俗話講就是伴隨著傷痕文學《鋪花的歧路》《啊！》《雕花菸斗》，這些都是有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的痕跡，也就是他新時期文學發端時候的代表作、著名作家。但是大馮和那一撥作家有一個非常不一樣的地方，他寫作一起步就是兩條腿走路，剛剛說的是一條線，叫反思也好，叫傷痕也好。同時他在走另外一條線，就是文化歷史小說，有的也硬把他歸到尋根那一道。但是他的文化歷史小說和尋根，和韓少功、賈平凹所謂尋根文化小說又有明顯的不一樣，有著自己鮮明的特點，像《義和拳》《神燈前傳》《三寸金蓮》《陰陽八卦》等等。
同時寫作還有另外一條線，就是他的五十年個人文化記憶的紀實散文，從《冰河》（《無路可逃》）開始到《凌汛》、《激流中》、《漩渦裡》，是他自己從事文學文化活動的個人記憶，這裡面留下了大量珍貴的史料，是一個個人的經歷，這對中國文壇來說同樣是很缺乏的。
《單筒望遠鏡》雖然不足15萬字，但是特別厚重，特別有味道，這個書名“單筒望遠鏡”，我想在座大多數人應該沒實際用過或者也沒玩過，甚至沒見過真的東西，或者只是在博物館這些地方看到過，比較多的可能通過看電影，看一些洋老頭、洋老太拿著一個單筒望遠鏡，大概留下的是這樣的記憶。的確，這個東西從外觀上來說，就這樣一個物質的東西，馬上把我們的想象拉回到上世紀初或者上上世紀末，我們可以回憶一下自己看電影的時候，看到那些人拿到單筒望遠鏡的表情，一個單向的聯繫，一個互相窺視的狀態。這樣一個意象充滿了味道。這個作品取材應該是世紀初，那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紀？上上個世紀末到上個世紀初，大概是這一段的歷史背景。那是一個所謂中西方文化剛剛開始在某個特定的區域裡面共同出現的時代。作品的背景是1900年的庚子事變，在那樣一個特定年代裡面中西文化或者叫不同文化間的共存以後所出現的種種新問題、新衝突，在這個薄薄的15萬字裡得到非常形象、非常深刻的表現。
這個書的封底印了大馮的一段文字，這段文字不長，非常平白，但是非常深刻，也基本上是他對這部作品的夫子之道。
“在中西最初接觸的時候，彼此文化的陌生、誤讀、猜疑、隔閡乃至衝突都在所難免，而在殖民時代曾惡性的誇張了它，甚至將其化為悲劇，歷史存在的意義是不斷把它拿來重新洞悉一番，中獲得一點未來所需的文明的啟示。”
這段話沒有任何深奧的地方，大家看文字都應該想到這背後的深意。作品是對這樣一個立意的形象的、文學的闡釋或者展示，一個紙店的老闆歐陽先生的兩個孩子，一個歐陽尊，一個歐陽覺，在中西文化剛剛出現的特殊環境下的命運，歐陽覺和一個八國聯軍的將軍的女兒在語言不通、文化不同的情況下產生了一段動人的戀情。
它的含義我想不僅是在反思，重新審視那段歷史，就像他說的，在剛剛開始共存的時候充滿了隔閡，充滿了理解，加上政治的強行介入，加上某種意識形態的強行介入，有些東西被歪曲掉、被妖魔化，或者被引向另外一條道路，今天再呈現這一段歷史，其實在某種意義上我們是在重新反思這些問題。所以的確這個小說是在寫歷史題材，因為一百多年前的事情也可以說是一段歷史題材，但是寫歷史題材並不是簡單的重現那段歷史、還原那段歷史，而是通過那段歷史在反思、在審視一個重大的文化問題，而這樣一個文化問題，在時隔一百多年後的今天，依然還有它非常重要的意義。
何向陽（文學評論家）：祝賀馮先生《單筒望遠鏡》新書發佈。因為最近幾年關注馮先生的作品很多，我有一個判斷，我們如果再過五十年、一百年，如果有一個名字和天津能夠緊密的聯繫在一起的話，那就是馮驥才。這正像帕慕克和伊斯坦布爾，我們再過五十年、一百年再去看伊斯坦布爾，我們看這個城市繞不開帕慕克這樣一個作家。再過五十年、一百年，我們再看天津的人文、它的文化文明的沿承和發展，我們繞不開馮驥才這樣一個作家。
我記得在二十世紀末，馮驥才先生一直在天津奔走，在城市化、現代化要把這些古老的東西抹去的當口，一個作家站出來，以一個文化學者的身份，其實也是文化戰士的身份，來為這樣一個城市發出自己的聲音。我當時也寫下《有誰研究過城市的魂靈》，我們原來很多作品都是在鄉村的、鄉土的文化傳承當中去看中國，但是城市的魂靈好像沒有人去探究，因為城市文明的發展還是近代以來的事情。
去年馮驥才先生的《俗世奇人》（足本）獲得魯迅文學獎在此之前我讀了他的這部作品，非常有感觸，它的每個篇幅雖小，但雄心卻是接通了地脈和血脈的。我當時寫下了《有誰在意城市的血脈？》。馮先生對人的精氣神的書寫是沉澱在文化當中，比如燕子李三，比如他寫的一些行醫的小人物，一些偷盜的人，一些不起眼的小人物、邊緣人。馮先生有一種仁義俠氣，他活的非常大氣，他對這個城市的人和文，對人的精氣神的研究是非常透徹的。而且他非常愛老天津這樣一個城市。
我剛剛又讀到了《單筒望遠鏡》，我覺得他是從文學到文化，然後到文明，是這樣一個遞進。馮先生寫了一個單筒望遠鏡，為什麼不是雙筒望遠鏡，而是單筒望遠鏡，大家要注意這個“道具”，單筒望遠鏡在這本書裡，從影像學的意義上，它出現了兩次，這兩次完全不同。第一次在49頁，49頁前後的文學敘述當中，我們看到歐陽覺和莎娜產生一種愛意，他們（通過單筒望遠鏡）看到的是那些美景。到了最後245頁，又出現了一次影像，是火炮陣地上一名聯軍的指揮官拿了一個望遠鏡，這個指揮官也可能在小說裡頭他是莎娜的父親，最後這個父親也是陣亡了，他的屍體旁邊有一個單筒望遠鏡。大家如果熟讀小說的話可以注意這兩個細節。在不同的場景裡面，同一個道具出現，這個道具有什麼寓意，它有什麼樣的文化象徵性，這也是值得我們思索的。這本書與一個特點是裡面有一些老照片，這些老照片都是真實的，當然小說又是虛構的，閱讀時就在這兩者之間跨越。
兩種文明，中西文明如何交融、如何理解、如何相互借鑑，如何在借鑑中完成共同的成長，這本《單筒望遠鏡》提出了非常重要的命題，尤其是現代化，尤其是改革開放，尤其是國際的交往當中，作為一個文化研究者，文明的學者，我覺得他提出來這個，當然當初陌生、牴觸、猜忌、懷疑，甚至是衝突、破壞性的，但是如何尋找一種，拿著這個望遠鏡看到的不是戰場上的屍體，而是看到的是城市的美景，我覺得他是在尋找這樣一種文明的道路。所以這個意義上，它超越了小說的意義，超越了我們看到的一般的文學的愛恨情愁的意義，雖然是寫天津，但是他又跨越出天津，他在探討中西文明如何相互在互薦當找完成共同的成長。
馮驥才
人民文學出版社
楊新嵐（《當代》雜誌副主編）：首先，這是一本有著強烈命運感的長篇小說，從一個人到一座城再到一個國，百年前的靜美和慘烈以文學的方式就此導入我們的文化記憶。這是一本作者命中註定的大作。作者的文學之路從這棟樓開始，今天又回到了這棟樓。
41年前的12月，人文社出版了馮先生的《義和拳》，印了55萬冊，每冊1.65元，作者的文學道路從《義和拳》開始，今天的《單筒望遠鏡》回到了義和拳的時空。在同一個時空中，作家對社會、對歷史和文明的認識體現了他這40年的精神軌跡、文化積澱和文學能力，使作品達到了一個嶄新的高度。
作者從文學開始，走向文化，走向文化的保護，站在保護一個國家傳統文化的前沿，衝鋒陷陣，為傳統文化古村落的保護，為逝去的歷史和遺蹟的保護嘔心瀝血，成效驚人。在幾十年的保護過程中，這些歷史的文化碎片和本書的人物常常出現在他的腦海中，經過幾十年的沉澱和發酵，終於釀出了今天這一本人鮮物活的新作。
第二，這是一部打通時空、令人冷靜思索文化與文明衝突的文學力作。阿來說過，藏文化的優勢是時空的任意疊加，幾百年的時空可以隨意跳躍。相比藏文化，漢文化的時空固定了很多。怎麼樣拉近歷史就成為對作家的考驗。馮驥才找到了一個絕佳的通道——單筒望遠鏡。
今天，它是一種現實存在，就擺在書的封面上。這個望遠鏡來自一百年前，由一個租界裡的洋人帶來，他的女兒把望遠鏡的神奇分享給了一個津門紙店的二少爺。一百年前的天津，一百年前的中國，通過望遠鏡一下子可感可觸，爺爺的爺爺的命運，隔著時空，近在眼前。
這個望遠鏡到底讓我們看到了什麼？首先是一種儒家文化影響下的市民的理想生活，一種清明上河圖般的津門俗世生活，突然就銀瓶乍破水漿迸、鐵騎突出刀槍鳴。從租界裡外的對峙演變到屠城，到血光沖天。庚子年前的四十年，英法兩國曾經征服了這座城市，隨後從這裡打進北京燒掉圓明園。庚子這一年，義和拳的拳民潰敗後，京城的皇帝也被迫逃離京城。作者冷靜地把這一切都拉到你眼前，讓你看，讓你自己思索，什麼使得這些拳民以這種方式和洋人對抗？不同文化的衝突能夠暴烈到何等的地步！作者寫出了西洋文化與本土文化的強烈反差。一邊有望遠鏡、有洋槍洋炮。一邊還以為貼著紙符就可以刀槍不入，綁著藍巾，口呼咒語，舉著大刀衝向洋槍。
第三，這是一本人與人、物與物、人與物充滿了氣息與象徵的文學作品。情感線的主要人物為紙店的二少爺歐陽覺、望遠鏡主人的女兒薩娜。一對中外青年的感情，生生被刀槍攪得痛不欲生。因為情感，他們在對峙中，首先想到的是對方，要到對方的地界去，釀出了更大的悲劇。單筒望遠鏡成為了西洋文明的象徵，大槐樹成立了本土文明的象徵。望遠鏡遠道而來，給二少年帶來另一個世界的視角。作品中人和物的交融也寫得很有感覺。每個人都有一個附體的物，父親的手杖，妻子存瓜子的瓷缸。林林總總的物中，歷史氣息撲面而來。
第四，作品承襲了孫犁荷花澱派的風格，寫出了美，但是更寫出了殘酷。寫傳統的美令人陶醉，寫文明的衝突又有潑天的慘烈。作品中白色的意象十分突出。初見時洋女子的臉色宛如泛著紅暈的雪白又嬌豔的荷花。白靜清秀的歐陽覺、素白的小瓷缸、白色的小洋樓，種種意象把作品的文學品質推到一個常人難以企及的高度。
《單筒望遠鏡》帶給我們的，不單單是一部悲劇，更是歷史與文化的冷思考，是一部壓得住分量的2018年的文壇力作。
《單筒望遠鏡》封面效果圖
《單筒望遠鏡》內容簡介：一段跨國戀情，沉醉於悲愴的歷史河流中。古樸精緻的語言，行雲流水般的敘述，一百多年前的天津風貌和中西衝撞的慘烈躍然紙上。單筒望遠鏡成為文化對視的絕妙象徵：世界是單向的，文化是放大的，現實就在眼前，卻遙遠得不可思議。
作者簡介：馮驥才，浙江寧波人，1942年生於天津，中國當代作家、畫家和文化學者。作品題材廣泛，形式多樣，已出版各種作品集二百餘種。代表作《啊！》《雕花菸斗》《高女人和她的矮丈夫》《神鞭》《三寸金蓮》《珍珠鳥》《一百個人的十年》《俗世奇人》等。作品被譯成英、法、德、意、日、俄、荷、西、韓、越等十餘種文字，在海外出版各種譯本四十餘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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