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南方，大家就会想到温文尔雅、吴侬软语这些词汇，似乎南方人的性格都很温和。当然，如果说是江浙沪这一块儿，这种说法到是成立的，也可以加上安徽中南部。毕竟这里在古代是人文荟萃之地，唐宋以后，经济重心南移，这里更是如此。
但是，也并非所有的南方都是如此，华南地区的广东就是个民风很彪悍的地方，要不然也难有改革开放领头羊这样的担当。在整个广东，又以潮州人最为勇猛。
潮州古城
潮州这个地方现在经济比较发达，但是在宋代以前是很落后的蛮荒之地。在唐朝，这里是开发程度很低、人稀地广的下下州。唐朝大诗人韩愈因上疏《论佛骨表》触怒唐宪宗，被贬为潮州刺史。要去潮州当刺史，这在当时简直就是去发配。用韩愈自己的诗来说就是“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而且他让自己家人做好了“好收吾骨瘴江边”的准备。
韩愈没死在潮州，他在潮州只工作了八个月左右，就被改授袁州刺史。韩愈在潮州虽然短暂，但是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记，赢得世代潮人的景仰，甚至成为潮州人崇奉和膜拜的神。
在韩愈的影响下，潮州人形成了一种淳朴又崇尚文化的民风，曾被人称为“海滨邹鲁”。但是，这种民风到了明朝中后期就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与潮州经济的变化有很大关系。
韩愈
宋代以后，随着大批中原移民经过闽赣而落籍潮州，当地的农业劳动力获得很大增加，促进了本地区经济较大规模的拓展。除了农业，潮州还有丰富的自然资源，盐业、陶瓷业生产都十分兴旺。本北宋潮州东郊笔架山，有“百窑村”之称，当时瓷窑遍布山前山后。宋代，潮州窑的瓷器远销日本、东南亚和南亚。制造业的发达又促进了潮州海外贸易的发达，这里又是宋代重要的造船基地，重要的海外贸易基地。
宋代的潮州不仅经济发达，而且文化也发展起来。有宋一代，潮州共有139人登进士第，其中正奏95人，特奏44人。潮州民风崇尚读书，有所谓“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的说法。看来，这商业繁荣和读书向学并不矛盾。朝廷对商业贸易的宽容，反而能造就良好的民风。到了元朝，潮州地区的商业地位没有太多变化，百姓民风与宋代也没有什么不同。
潮州
但是，明代之后，朝廷对民间海外贸易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史书记载，“洪武二十七年正月，命严禁私下诸番互市者。帝以海外诸国多诈，绝其往来。……而沿海之人往往私下诸番贸易香货，因引蛮夷为盗，命礼部严禁绝之，违者必置之重法。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鬻，其见有者，限以二月销尽”。这就是明朝的海禁政策，这种政策使具有长久传统的潮州海上贸易，受到极大的冲击。
在朝廷海禁高压之下，潮州人几百年的正常外贸事业遭到很大打击，与之相应的，民间走私贸易也悄然发展起来。走私贸易发展起来，也就形成了一些强大有实力的海上集团。这种海上走私贸易集团，往往是亦商亦盗，对明朝的海疆安全构成不小的威胁。
潮州道韵楼
在高额利润的驱动下，不少潮州人都铤而走险，成为大洋之上的“海贼王”。这一切也悄然改变了潮州的民风，原先“海滨邹鲁”的那种斯文渐渐消失，“邹鲁之风陵替”，潮州人越来越难管了。嘉靖万历间，纵横东南沿海的几个大海寇商人集团，在明政府军事高压的逼迫下，出走东南亚，成为早期潮籍移民。
很多人都知道福建籍的海盗大佬郑芝龙，也就是郑成功的老爸。其实在郑芝龙之前，还有潮州人林凤和林道乾，规模都很大，他们在朝廷围剿之下，带着手下去东南亚开疆拓土了。从这里看，潮州人确实很有拼命精神。
来自潮州的吴锡豪
除了出去当海盗，本地的潮州人不再那么温良恭俭让，而是变得好勇斗狠。到了明嘉靖以后，潮州民风就开始大坏。后人曾说“潮俗强悍，负气轻生，小不相能，动辄斗杀”。政府对于潮州民间这种械斗也无能为力，命令禁止解决不了问题，甚至“毁其村，焚其室，诛其人，而斗仍不止”。
民间械斗的背后是两种组织化的力量，一种是宗族，另一种是会党。这意味着在潮州，民间的这些宗族、会党势力很强大，大到可以不管政府怎么看。所以说，潮州的社会结构容易产生宗族背景的黑社会，也容易滋生造反的会党势力。1970年代，香港黑帮大佬、大毒枭吴锡豪就是潮州人，他的故事拍过《跛豪》《追龙》两部电影，足见影响力之大。
李嘉诚
潮州人毕竟还是很会做生意的，除了好勇斗狠，一般人家都或多或少与走私贸易有关系。在近代历史上，潮州也出了很多做大生意的老板，譬如刚刚宣布退休的李超人李嘉诚，就是潮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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