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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明朝的皇帝来说，既要亲政，大臣们就应当无为；皇帝既要无为，大臣们就更应当谦逊地表示顺服。
这是明代很多帝王的心态，于是前朝才有那么多“臣子恨”的事件，而万历也不例外。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他的祖父那里隔代遗传下来的，除了自大心理之外，还有乾纲独断的心态。
万历皇帝是一个权力欲极重的人，他在早期也不是个平庸的君主，在其当政的早期，他搞定了三大征：平定蒙古鞑靼哱拜叛乱；援朝抗日战争；平定西南杨应龙叛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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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对于每一次军事行动，似乎都充分认识到其重要性。而且，在战争过程中对于前线将领的充分信任，对于指挥失误的将领的坚决撤换，都显示了神宗的胆略。
可是，这样一个本应是好皇帝的君主，在处理了张居正、平定三方之后，彻彻底底不理朝政，他整天哼哼唧唧，说自己“一时头昏眼黑，力乏不兴”。
不久，神宗又自称“腰痛脚软，行立不便”，于是真个不再上朝，总是召首辅沈一贯入阁嘱托后事。其实他的这些毛病都来源于他的贪酒、贪色、贪财、贪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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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代名臣张居正去世开始，他就很少和大臣见面，直到万历十七年（1589年）的元旦，万历帝就像被皇宫吞没了似的，彻底不再出现。
他这一隐就是26年，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他才因“梃击案事件”勉强到金銮殿上亮了一次相。
这就是26年之后唯一的一次朝会，没谈国家大事。从此又是五年不再出现，五年后，万历帝终一命呜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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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少官吏的管理，神宗又委顿于上，万历后期政府运作的效率极低。官僚队伍中党派林立，门户之争日盛一日，互相倾轧。
正如梁启超说的那样，明末的党争，就好像两群冬烘先生打架，打到明朝亡了，便一起拉倒。所以，张廷玉在《明史》中才有对明神宗万历帝的盖棺论定：“明之亡，实亡于神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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