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前的今天，1937年4月5日，这一天是清明节。毛泽东、朱德派林伯渠为代表，以鲜花水果之仪致祭民族始祖轩辕黄陵之墓。同祭的还有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员张继、顾祝同，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
“黄帝”这个人物，最早出现于战国时代。春秋以前的文献，像《诗经》、《书经》，所载最古老的帝王是禹，没有黄帝；稍后一点的《论语》、《墨子》、《孟子》，所载最古老的帝王，是尧、舜，也没有黄帝。
到汉代，司马迁父子综合战国以来对“黄帝”的各种描述，出于“五德始终说”的现实政治需要，才将其当作帝王谱系的第一位，写入了《史记》当中。此外，《史记》还以“黄帝”为始祖，构筑了一套“完整”的帝王血脉传承体系，不但尧、舜、禹是黄帝后人，连被视为“戎狄”的秦、有“蛮夷”之称的楚，与西汉连年交战的匈奴，都不例外。
司马迁
《史记》中所有的帝王及部族，都是“黄帝”的血脉。这种刻意给所有部族提供一个共祖的做法，显然是为了满足大一统“维稳”的需要。
《史记》开此先例之后，新兴的“蛮族”政权一旦深入中原，也常选择抛弃原来的祖先传承，转而宣传自己是“黄帝”后裔，以弱化外族征服者的身份。像鲜卑慕容氏，建立辽的契丹等等。唯金、元、清三朝，都无意自称黄帝之后，甚至公开拒绝中原士人所提出的改认祖先以利统治的建议。
这种拒绝，既因为其自身统治实力强大，也因为帝制时代中国的政治重心，不在“黄帝”，而在“孔子”；不在种族血脉，而在儒学传承。譬如雍正、乾隆两个清朝皇帝都强调：“华夷之别”只在于文化，与种族无关。
雍正
上述与“黄帝”有关的攀附或排斥，都只是皇权游戏。中国人开始普遍自称“炎黄子孙”，其实是很晚的事情，与清末民初梁启超等人的救亡图存活动有密切关系。
在“戊戌变法”之前，梁启超、康有为等人的救亡法宝，是孔子及其儒学，只不过他与康有为把儒学改造成了“儒教”，认为经过“康党”改造过后的“儒教”，可以与西方的基督教相抗衡；其目的，也是“治天下，而非治一国”，梁启超说得最明白，“我辈宗旨乃传教也，非为政也；乃救地球及无量世界众生也，非救一国也。一国之亡于我何与焉”——我们的核心工作是传教，不是从政，是拯救世界，大清国的存亡一点都不重要。
戊戌维新失败，“黄帝子孙”说法开始盛行
梁启超
百日维新失败后，梁启超等人流亡海外，眼界得到开阔，救亡的法宝，逐渐从“孔子”和“儒学”，变更为“黄帝”和“种族主义”。不过，梁启超等人当时的“种族主义”思想，在今天看来有许多很荒唐的地方。
1897年6月，梁启超在文章中写道：“彼夫印度之不昌，限于种也。凡黑色、红色、棕色之种人，其血管中之微生物，与其脑之角度，皆视白人相去悬殊。惟黄之与白，殆不甚远。故白人所能之事，黄人无不能者。日本之规肖西法，其明效也。日本之种，本出于我国。”
康有为
既倡导种族主义，“孔子”自然不合用，所以“黄帝”应运而兴，1899年，康有为在加拿大对华侨演说，开口即称：“我国皆黄帝子孙”。
不过，此时康、梁口中的“黄帝子孙”，和革命党人口中的“黄帝子孙”有所不同。
康、梁认为，从种族、血统上来讲，满、汉同属黄帝的后裔。但革命党人拒绝承认满族是“黄帝子孙”，邹容公开说满族乃是“西伯利亚人种”，章太炎说则强调纯血统的黄帝后裔不存在，黄帝后裔指的是被华夏历史同化的所有种族，但满人拒绝同化，高高在上以外族统治者自居，所以他们不能算“黄帝子孙”。
黄帝
不管满族是不是炎黄子孙，清末民初的这场“种族主义”救国潮流，确实将“黄帝”迅速抬上了“国族共祖”的地位。滔海志士陈天华曾在黄帝的肖像前如此恸哭：“哭一声我的始祖公公，叫一声我的始祖公公，在天之灵，能不忧恫？望皇祖告诉苍穹，为汉种速降下英雄。”
1920年代，“黄帝”成为“国族共祖”
历史进入1920年代，“种族主义救中国”渐被纠正为“民族主义救中国”，“黄帝”的“国族共祖”地位也愈加不可动摇。
戴季陶
1929年，顾颉刚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学用本国史教科书》被国民政府查禁。原因是他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较真精神，在书中认为“（黄帝）实在的事迹，还是暧昧难明，……或许是后来的人推想出来的一个奠土建国的古帝”，结果引来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的震怒。
戴认为：“中国所以能团结为一体，全由于人民共信自己为出于一个祖先；如今说没有三皇、五帝，就是把全国人民团结为一体的要求解散了，这还了得！”至此，“炎黄子孙”这一概念，获得官方保护，成为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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