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內人的三姑夫，叫於全忠。於全忠的爺爺和于右任的父親是親兄弟。前者在建國初期，被政府鎮壓。當時，于右任從臺灣寫來詩詞悼念。詩的前兩句是“左手書包右手糖，三叔送我上學堂”。這“糖”，該是三原特產蓼花糖吧！
于右任
于右任家貧，他小時候就是在這個“三叔”家長大的。甚至，于右任的母親，也是這個“三叔”，張羅著從甘肅會寧給買來的。
于右任的父親因為家貧，娶不下當地媳婦，於是從甘肅會寧，買了個媳婦。在關中農村，千百年來，這種事情很普遍，叫從外地“引”媳婦。媳婦被扶到毛驢上以後，迎親的人們牽著毛驢，順涇河川往回走。走到彬縣地面上，毛驢驚了，馱著新媳婦鑽進了一條拐溝。
眾人追趕，毛驢和新媳婦都不見了。天黑了以後，眾人打起火把找，又站到山頂喊叫。見不見動靜，大家說，新媳婦恐怕是叫狼吃了。於是回到彬縣縣城住下，準備第二天回三原覆命。誰知第二天太陽剛冒紅，毛驢顛一顛地，又馱著新媳婦從拐溝裡鑽了出來。
這苦命的女人後來成為于右任的生身母親。
後來于右任擔任陝甘監察史時，從甘肅蘭州往西安走，路過每一個縣城，他都要停下來。夜來，在縣衙大門口支一張桌子，挑著燈籠給老百姓寫字，只要來索字，無論童叟老幼，一定有求必應，分文不取。那一年（2003）我在彬縣小住，縣誌上記載著這些事。我看了，心裡滴血，我說，這是于右任在悼念他的苦命的母親呀！
今天早晨看鳳凰衛視播出的鄧康延先生編導的《民國先生——于右任卷》。片中說，于右任去世時，沒有留下任何遺言。其實，于右任是有遺言的，除了那首著名的“葬我於高山之上兮”的詩歌之外，去世前，他還給家鄉族人寫過一封信。鄧康延是我的好朋友，西安人，曾任《鳳凰週刊》的主編。康延半年前來西安舉辦“民國先生”巡迥展時，我去講的話，我對康延說，以後有機會修改時，將我後面的這段話續上。
六二年社教運動期間，于右任曾給家鄉的族人寄過一封信，信寄到我的三姑夫於全忠手裡。信中說，他的一生穿過許多鞋，走過許多的路，但是他最愛穿的，或者說最合腳的，還是三原家鄉的老布鞋。接到信後，我的三姑便手工做了兩雙老布鞋寄往臺灣。也許，於老大行時，穿的就是三姑做的三原老布鞋吧！
關於老布鞋這件事，是我內人的二姑夫說的。他姓耿，生前不止一次說過這件事，還說，可惜文革期間，將這信燒了，要不，會是一件文物的。二姑夫的姑夫也是個人物，就是長安畫派的方濟眾老先生。
三姑高淑芹已於二十年多前去世了，三姑夫於全忠還健在，住在三原縣城。他的大兒子叫於新（已過世），二兒子於鋒，二姑夫擔任成都軍區高級法院院長時，將他召去部隊，現在退伍了，在四川綿陽。
前些年三原於右任任的族人，來西安書院門鬧那個四合院房產事宜，三姑夫和於新都來了。活生生一個兄弟班子。我勸他們說，往事不提最好，給於老先生一個安寧。後來，三原建於右任紀念館，三姑夫給我打電話，說怎麼敢藐視他，不通知他參加。我當時正在外地，我說這是個民間的作為，我管不了。
最後再說一件於老先生的舊事。
幾天前我在西安豐慶公園散步，一位姓楊的老先生攔住了我。第二天來我工作室。老先生拿出一卷紙，上面都是于右任的字。他說這些字是請鍾明善先生鑑定過的，真跡無疑，鍾先生還說，這寫字用的麻紙，是當年咱們蒲城產的。
這樣我給宣紙上長長地寫了一段話，將來裝攏冊頁時這話放在前面。並且為這冊頁題名叫《庶幾帖》。
“庶幾”是什麼意思呢？我在應囑寫作時也不太懂，後來將文發到網上，有懂的網友點贊說：“庶幾”就是“結拜兄弟”的意思。這是一九二六年西安圍城結束後，于右任離陝前，為換帖子的結拜兄弟、靖國軍四團團長逯韜分手時所寫，以志紀念。
允許我將我的這一段話附後。我也有一把年齡了，所以，我想在自己在世的時候，將於右任的這些舊事寫出來，因為如不寫，這些舊事也許就永遠泯滅於時間流程中去了。
作家簡介
高建群，陝西省作家協會副主席，享受政府特殊津貼有突出貢獻專家，國務院跨世紀三五人才。主要作品有《最後一個匈奴》《大平原》《統萬城》《遙遠的白房子》《伊犁馬》《大刈鐮》等。曾獲老舍文學獎、郭沫若文學獎、莊重文文學獎等獎項，其中《大平原》獲得第十二屆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優秀作品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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