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新會地傑人靈，屢出大師級別的人物，如明之陳白沙、清之梁啟超，近代的陳垣、簡又文等等。
簡又文治史，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太平天國史上。
1935年，簡又文出版了《太平天國雜記》一書，意猶未酣，有心撰述一部《太平天國全史》，以全面記述太平一朝之始末和大事，遂留意收集與太平天國相關的文物。
1936年春，時任《文萃》記者的簡又文到蘇州觀摩“吳中文獻展覽會”，意外見到了一個碑拓本，其內容記載的是太平軍治下地區“軍民頌德糜崖，黎庶歌功無盡”的人民安居樂業繁榮景象。
簡又文大吃一驚，感到該碑文對研究太平天國蘇福省政權具有極為重要的價值，他一面用筆詳細記錄下碑面所刻每一個字，一面委託陪同考察的龐炳鈞探訪碑石的下落。
受此重託的龐炳鈞隨之展開行動，遍覓碑刻，卻漫無頭緒，後聽好友吳子厚說，住在常熟小東門的王壽仁先生處也有同樣的碑文拓本。
龐炳鈞於是懇請吳子厚帶路，向王壽仁借到拓本，以作訪察原石碑的依據。
然而，縱有拓本在手，經過兩個月的辛苦尋覓，查盡斷碑殘碣，終無所獲。
說來也巧，某天，龐炳鈞在挹辛廬茶樓與當地報界業人士錢笠夫談及此事。
錢笠夫一拍腦袋，說，我曾經聽琴南初等小學校長俞承萊說過他收藏過一方太平天國碑，不知是不是你所要找的。
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
俞承萊之名並不揚，但其有一筆名，為“天憤”，則提起俞天憤，當時文壇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俞天憤為中國偵探小說的先驅拓荒者，著有《法國女英雄彈詞》、《薄命碑》、《鏡中人》、《繡囊記》、《劍膽琴心錄》、《中國新探案》、《中國偵探談》等等，名重一時。
龐炳鈞興沖沖地前往拜訪俞天憤。
俞天憤早已退休回家，憶起太平天國石碑事，無限悲涼地說，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我在位於常熟南門外米業公所的琴南初等小學任校長，某日途經“天朝牌樓”，正好該處有居民翻造房屋，掘出一塊仆地的碑，細讀碑文，知為太平天國遺物，於是僱了兩名工人，抬到琴南初等小學，僕置於操場，並精心拓了數份碑文傳世。現在，已經過了二十多年，不知石碑還在不在原處？
俞天憤所說的“天朝牌樓”，是清同治元年（1862年）春，太平天國常熟守將錢桂仁為歌頌忠王李秀成，將原位於王市嚴氏節孝祠中的“樂善好施坊”拆至南門外接官亭街北端，改建成“報恩牌坊”，民間俗稱“天朝牌樓“。
龐炳鈞聽了，急得不行，趕緊馳往琴南初等小學。
可是，事經二十多年，哪裡還有石碑的蹤影？
龐炳鈞又到米業工會及工會後園等處細細尋訪，均無蹤跡。
看來，兩個多月的奔波辛勞，都付諸東流了。
一個月之後，龐炳鈞不死心，再到米業工會尋訪。
且說，米業工會的大禮堂當時被安置為民教館閱覽室，龐炳鈞百無聊賴，到閱覽室閒翻資料。
從閱覽室出來，龐炳鈞無意發現大禮堂東側有一夾弄，便信步踱入夾弄。
總算上天不負有心人！
這一踱入，猛見有一石碑橫置弄內。
是不是我要尋找的那塊碑？！
龐炳鈞一顆心怦怦直跳。
碑面全是泥垢塵土，字跡難辨。
龐炳鈞趕回家取來從王壽仁先生處借的碑文拓本，按其四角字形及缺角地點一點點印證，最終結論就是：這塊碑正是簡又文委託尋找的太平天國碑！
該碑高1.61米，寬0.8米，厚0.24米，青石質右上角略損，碑文為宋體楷書，首行為“報恩牌坊碑序”6字，全文17行，足行41字，共391字。內容為歌頌太平天國忠王李秀成在常熟的政績，碑文中有“禾苗布帛，均出以時，士農工商，各安其業。平租傭之額賦，準課稅之重輕。春樹萬家，喧起漁鹽之市；夜燈幾點，搖來蝦菜之船”之句，全然一派繁榮升平景象。
龐炳鈞想辦法將該碑移至寺前街（西門大街）縣黨部的二門內，後又移藏於石梅圖書館。
簡又文後來查《海虞賊亂志》，上面有記：“（錢桂仁）聞偽忠王奉召回京，遂於南門外建一大石坊，名報恩忠王坊，蓋以忠王為偽天王檄召，特建此坊，謂忠王愛民如子，民不能忘，王雖去京，此坊如召伯甘棠之意。忠王大喜，加錢逆為受天天軍主將，獨掌常昭軍民事務”。
即“報恩牌坊碑”是反覆無常的地主分子錢桂仁所搗鼓出來的！
不過，簡又文卻提出，裡面所記載的內容還真是當時在太平天國治下常熟地區人民安居樂業的真實寫照。
查相關文獻可知，當時在太平天國領域下的江蘇、浙江兩省的商業都很繁盛。
浙江的烏鎮，“極大市肆，絲業所萃”。
江蘇宜興的大浦鎮，“商賈雲集，交易曰數萬金”。
無錫的盪口鎮，“往來貿易，貨財充斥”。
吳江夾浦關“日稅數千兩”。
蘇州更是 “百貨雲屯”“船來日多，售亦日盛，鄉民過午，滿載而歸，奚止利市三倍。”
外國商人到蘇州來購買生絲停泊在角直鎮的船隻，也“帆檣雲集”。
公元1863年春，英商怡和洋行上海支店負責人惠濤(Whittale)致香港僕希佛爾信說：“關於絲產的消息，仍舊非常之好，已有大量蠶籽孵化出來，桑葉亦盛，所以大量產絲的可能性極大。叛黨（指太平天國）正在為一切努力鼓勵蠶戶。”
四月信又說：“美甲( Major)君剛從蠶絲區域旅行回來，他對我說，蠶是很美的，各種現象表示將有一次大豐收。鄉村墾種面積極高，叛黨是最急於鼓勵商務的。”
這些，都說明了當時在太平天國領域內，未遭受中外反革命破壞以前，一般農村生產力向上發展的情況。
當時的蘇州人王韜對於江蘇一帶商業繁盛的評價是：“盛於未亂時倍蓰。”
即遠遠超過清朝統治時期。
太平天國覆亡，邑人丁秉衡有記載：忠王遇害後，“民間焚紙錢，灰積如阜”。
“報恩牌坊碑”被清軍砸去右上角，廢棄於地。
清軍去後，豐樂橋附近的群眾，為防石碑再遭破壞，冒著生命危險，將之悄悄地移至橋堍的一家小理髮店的屋旮旯裡，藏了起來。
這一藏就藏到了1905年，因居民翻造房屋，被俞天憤發現，抬到琴南初等小學，拓了碑文，石碑才有了重見天日之時。
簡又文意味深長地說，這塊碑記載了太平天國境內生產力發展的情況，也說明了太平天國所行的商業政策的正確性，具有重大歷史意義。
現在，“報恩牌坊碑”存於常熟市碑刻博物館，成為了常熟市重點保護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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