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8世纪的广州，来自英国等欧洲国家的商人，最喜欢到花市游览。从明朝中后期（15-17世纪）开始，中国各地的上层社会不仅开始了对于文人画的追捧，还热衷园艺。花迷们培育新种、雕琢盆栽，甚至为此著书立说，建造专门的园林。到了清朝中期，市民社会也接纳了上层的这种爱好。因而，苗圃开始在主要城市的近郊大量涌现。根据明代晚期的文学家张岱的记载，华北的城市，当地人成亩成亩的种植各种牡丹，就像是种庄稼。
这也就是说，在明清的中国城市中，并不是只有广州才拥有花市。但被确定为外贸港口的城市，在很长时间内，却只有广州一家，所以，广州的花市以及各种苗圃，就成为了欧洲游客频频到访的地方。
欧洲游客发现，广州的花市和花圃，展示的花卉和其他植物，与欧洲的品种以及欧洲人在美洲新大陆所发现的品种有很大不同。广州地方官府还会允许欧洲人到花市庆祝春节，这也为广州当地的春节增加了一分中外文化融合的元素。
当然，当时的广州地方官府和广州居民都没有意识到，花市正在成为中外交流的重要窗口，其意义绝不在于商品贸易之下。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副教授、汉学家、科学史、环境史专家范发迪在其所著的《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一书就解释指出，在18、19世纪，英国为代表的欧洲国家，博物学家在全球到处考察物种。这种考察有赖于英国对外贸易的不断增长，以及海军力量的发达，其首要作用在于为达尔文等人发现进化规律创造了条件；并且，使得中外文化交流得以变得密切，自然还不免成为了英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探路者。
博物学是近代的重要学科。物种丰富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或证明文明的发展程度，以及未来发展的潜力。博物学家洪堡在拉美的考察，发现了大量有别于欧洲的植物和动物物种，这被拉美民族主义革命先驱玻利瓦尔作为了拉美文明不逊于欧洲文明的依据。而法国博物学家布丰宣称北美的动物种类要比欧洲更小，意在贬低北美的文明发育，而这引起了包括杰斐逊在内的多位美国开国领袖的强烈不满。
欧洲博物学家在中国，具体来说是在中国广州所搜集的植物品种，对于欧洲人加深对于古代中国的认知具有帮助，特别是因为这种搜集很长一段时期内，都处于中国尚且作为欧洲平等的贸易伙伴的时代背景，所以有助于欧洲人以相对客观、公允、平等的眼光来评价中国文明。事实上，在鸦片战争以前，因为博物学家为欧洲人带回了大量的中国植物，还将中国的园林文化复制到了欧洲，使得英国、法国等许多国家的王室和贵族都建起了中式园林。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如果不是因为鸦片战争打破了欧洲人先前对于中国文明的想象和平等化审视，相信中国植物、中国园林乃至整个中华文化的体系还将继续风靡欧洲。
《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详细考察了清代广州以及中国南方、华北各省，英国博物学家如何展开工作，如何与当时的中国人包括中国官员、文人、园丁等角色进行互动，如何收集花卉及其他植物，又如何将具体的植物物种进行科学化的转述（邀请中国画师绘制植物图鉴）。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探究18世纪中叶到鸦片战争以前，英国博物学家在华的工作；第二部分则讲述了鸦片战争至清朝覆亡的几十年里，开始享有更多治外特权的英国人，以如何利用自己的特权优势深入中国内地，进行更为广泛的考察探测。
英国博物学家的中国考察，从广州起步，可以说是个非常正确的选择。清代广州的人口早就突破了百万，不仅长期成为清朝政府指定的唯一通商口岸，有着欧洲、北美、印度、西亚、东南亚等世界各地的货物和人员往来，而且广州本地就处于岭南热带地区，物种丰富。这使得广州成为了18-19世纪世界上重要的商品和物种交换枢纽，其重要意义并不逊色于欧洲的阿姆斯特丹、柏林、利物浦。
书中叙述指出，英国博物学家最初是希望获得中国的独特植物物种及园艺技术，因为中国植物在欧洲市场上价格高昂，而如前述，中国园林在王室和贵族家庭十分走俏。虽然广州地方官方当时设置了土洋分隔的区域，但这并不是太大的麻烦，英国人可以雇佣广州本地人去其他花市买来想要的品种。书中就写到，“不管是家养动物还是珍禽异兽，在广州的英国人通常都能利用这些现成的渠道获得”，中国的黑色扁脸猪也就是在这时传到了英国，为英国猪品种注入了新的贡献，促成了改良。至19世纪30年代，广州的狗、鹅、鸭、乌龟等常见动物都被带回到英国。
当然，输入英国最多的中国品种，还是花卉。英国人希望买到尽可能多的活株植物和种子。当时的广州居民并没有意识到本地动植物的物种独特性价值，所以很慷慨的帮助英国博物学家实现了这方面的愿望。至于活株植物如何有效的通过长距离的海运带回英国，这是博物学家最为头痛的问题，据说1800年每1000株中国植物，只有1株能够活着抵达英国。
《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书中详致的考察了18-19世纪的外国人，尤其是博物学家与中国本土居民的交往。通过邀请本土画师为中国动植物制作图鉴，到英国人与中国人交流画法，然后促成了艺术交流，这种意外收获对于两个国家、两个大洲的文化交流都具有深远意义。书中指出，“博物学绘画成了文化遭遇的场所”，虽然当时的中国画师并不能理解自己的外国雇主聘请自己作画的科学价值，但也只有他们也才能将中国植物接近精确的呈现在纸面之上。
鸦片战争以后，英国人不仅开始在口岸有了治外特权，而且其特权地位事实性的扩展到了博物学家、旅行家能够踏足的中国内陆各地。书作者指出，博物学家们很清楚的知道，帝国主义政策有助于他们进行博物考察。19世纪后期，英国在华的贸易、外交机构甚至英国人控制下的中国海关，都为博物学研究提供各种支持，甚至是直接的人力支援。不仅如此，英国商人、负有探测情报职责的间谍、教会组织，会派员与博物学家一道，深入中国内地，以履行各自的使命，有人是为了调查贸易路线、潜在的新市场和有利可图的出口商品，有人是为了绘制军事意义的地图，还有人是具体绘制将中国转为英国新教教区的地图。
到了19世纪后期，英国的博物学家开始朝着真正意义上的汉学家转型。书作者解释指出，这是因为随着在中国各地探测的深入进行，博物学家开始从中国历代文献中发掘关于中药材、植物等的资料，而这离不开历史地理学、语文学以及中国的历史学。不仅如此，英国博物学家在华的考察，也从主要收集动植物物种，转向了对于中国各地民俗文化的梳理。
读起来！
书名：《知识帝国：清代在华的英国博物学家》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8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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