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1893.10.18-1988.6.23），男，蒙古族，原名煥鼎，字壽銘。曾用筆名壽名、瘦民、漱溟，後以漱溟行世。原籍廣西桂林，生於北京。因系出元室梁王，故入籍河南開封。中國著名的思想家、哲學家、教育家、社會活動家、國學大師、愛國民主人士，主要研究人生問題和社會問題，現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有“中國最後一位大儒家”之稱
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轉再變
(［說明］本文寫作於1969年，初次發表於1979年《中國哲學》第一輯。後收入《梁漱溟全集》第七卷。現據《全集》文本收入本卷。)
近著《人心與人生》於第七章中曾自述其對人類心理之認識前後轉變不同，因亦言及其人生思想嘗有三期之不同：(1)近代西洋功利主義思想，(2)古印度人的出世思想，(3)中國古時的儒家思想；顧未遑道其間轉變由來。茲用申述其概略如次。
第一期思想與近代西洋功利主義同符
今以暮年追憶早年之事，其時期段落難於記憶分明，大約十歲以後，二十歲以前，可說為第一期。此期主要受先父思想之影響，以利害得失來說明是非善惡，亦即以是非善惡隸屬於利害得失之下也。認為人生要歸於去苦、就樂、趨利、避害而已。是非善惡者，社會之公名，從其取捨標示其所尚與所恥，而離開利害得失又何有取捨恥尚乎?此一哲學思維，與西歐邊沁、穆勒諸家為近，原非吾父所有，而出於我的頭腦。然父實啟導之。
愚生於1893年，即甲午中日戰爭前一年。國難於此，既日亟矣；先父憂國之心於此彌切。尋中國所以積弱不振，父謂是文人之所誤。“文人”指讀書人居於社會領導地位而什九唯務虛文，不講實學。說話，不說實話(虛誇)；做事，不做實事，循此不改，不亡其國不止。反觀西人所以致富強者，豈有他哉?亦唯講實學，辦實事而已。東鄰日本蕞爾小國，竟一戰勝我者，亦唯其步趨西洋求實之效耳。凡此“實學”“實事”之雲，胥指其用實用者。(1)(清季北京有私立“求實中學堂”，又有國立的“高等實業學堂”。此高等實業學堂入民國後改稱“工業專門學校”，蓋其內容正是講習工礦業各門學術也。此可見當年吾父識見未有大異於時流，獨以吾父為人感情真摯，一言一行之不苟乃非一般人所及耳。)此種實用主義或實利主義，恆隨時見於吾父一言一行之間，而在我繞膝趨庭日夕感染中。此即此期思想形成之由來。(2)(先父生平言論行事極近古代墨家一流，亦似與清初之顏(元)李(王+恭)學派多同其主張。然實激於時勢輒有自己的思想，初非有所承受於前人。)
轉入古印度的出世思想為第二期
功利主義對於人生是肯定其慾望的。徑直可以說，慾望就是人生的一切。——人生不就是在慾望的滿足或不滿足中度過乎?然古印度人的出世思想卻與此相反，恰好是完全否定慾望的，亦即根本否定人生的。我如何竟從功利主義一轉而抱出世思想呢?
我生來有一好用思想的頭腦，因而於所謂利害得失者不囫圇吞棗，而必究問其詞之內涵果何所指?利害雲，得失雲，非二事也；異其名，同其實。核求其實，則最後歸著當不外苦與樂乎?苦與樂是人生所切實感受者。人之趨利避害亦在去苦就樂耳。利害得失信非必就個體生命而言之，然一家一國乃至世界範圍的利害得失，其最後結果不仍歸落在其人的苦樂感受上耶?
於是又當究問：何謂苦?何謂樂?我乃發現一真理曰：苦樂不在外境。通俗觀念恆以苦樂聯繫於外境，謂處富貴則樂，處貧賤則苦。因為人類仰賴外在物資而生活，物資之富有或貧乏就決定著生活慾望之易得滿足或不易滿足，而人當所欲得遂時則樂，所欲不遂時則苦也。——這自然不是沒有理由的，卻有一種淆亂錯誤隱伏其間。
“所欲得遂則樂，所欲不遂則苦”這兩句話是很好的概括，即可據為準則以事衡論。慾望出自主觀，其或遂或不遂則視乎客觀際遇；是故苦樂殊非片面地從主觀或片面地從客觀所得而言之者。凡指目任何一種外境為苦，或指目任何一種外境為樂，如世俗流行的觀念都是欠分析不正確的。苦樂問題於其著重在外境來看，不如著重在吾人主觀方面猶為近真——較為接近事實。試申論之如次——
慾望通常表見於吾人意識上，而慾望之本則在此身。苦樂之直接感受在此身，卻每因通過意識而大有變化：或加強，或減弱，甚或苦樂互相轉易。此常識所有而必須提出注意者一。注意及此，便知苦樂不定在外境矣。慾望在人不是呆定的，一慾望過去，一慾望就來，層出不窮，逐有增高。此又必注意者二。注意及此，便知千金之子所欲不在千金，而別有其所欲；所欲不遂之苦，在彼亦同乎一般人耳。一般貧人豈無其遂心之時；彼富貴人亦自有其苦惱之事；善觀其通，則平等，平等。又個性不相同的人其慾望不相同，其感受不相同；慾望感受既隨從乎人的個性不一，便往往難於捉摸。此又必注意者三。注意及此，便知從外境而妄臆其人之苦樂，是不免混淆錯誤的。
研究思辨至此，又得一結論曰：人生基本是苦的。試看，人生從一墮地便帶來了種種缺乏(缺食、缺衣、缺……)，或說帶來了一連串待解決的問題；此即慾望之本，而苦亦即在是焉。苦非缺乏不得其滿足之謂乎?苦非問題不得其解決之謂乎?很明白，苦是與生俱來的。試再看，人之一生多得其所欲之滿足乎?抑不得之時為常耶?顯明的是不得之為常也。歷來不是有不少自殺的人嗎?加以曾懷自殺之念者合計之，為數就更多。凡此非謂其生之不足戀而苦之非所堪乎?勿謂人類文明日進，所缺乏者將進為豐富，許多問題可從科學技術得其解決也。章太炎先生“俱分進化論”最有卓見(1)(《俱分進化論》一文，我於六十年前讀之深為佩服。今檢《章氏叢書》內《太炎文錄》初編別錄卷二可得。)，指出遠從原始生物以來其苦樂皆相聯並進的。特如高等動物至於人類，其所有之樂愈進，其所有苦亦愈進，事例詳明，足以戡破世俗之惑。
你莫以為人類所遇到的問題，經人類一天一天去解決，便一天從容似一天也。我告訴你：所謂問題的解決，除掉引入一更高更難的問題外沒有他義。其最後便將引到一個無由解決的問題為止。什麼無由解決的問題?要生活而不要老死，就是個無由解決的問題。(2)(此義見《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小字本第105頁。原文略雲：宇宙不是恆在而是相續；相續即無常矣，而吾人則欲得宇宙(此身生命)於無常之外，於情乃安，此絕途也。)。
一切問題原都出自人類生命本身而不在外面；但人們卻總向外面去求解決。這實在是最普泛最根本的錯誤!放眼來看，有誰明見到此呢?恐怕只有佛家了。其餘的諸子百家，古今中外一切聖哲，盡你們存心解救生民苦難，而所走的路子卻全沒有脫出這根本錯誤之外，都是不足取的。於是我此時一轉而趨向古印度人根本否定人生的出世思想。我當時初非受了佛家影響而傾慕出世的，乃是自家思想上追尋到此一步，然後覓取佛典來參考學習，漸漸深入其中的。(3)(我對於苦樂之分析、觀察、思索、體驗，蓋始於十四五歲時。參加辛亥革命後即結念出世，從琉璃廠有正書局覓得佛典及上海出版之《佛學叢報》讀之。其時前青廠有一處圖書分館亦藏有佛經，恆往借讀。凡此處所述早年出世思想，具見1914年夏間所撰《究元決疑論》一長文。此文先刊出於商務印書館之《東方雜誌》，後收入《東方文庫》為一單行本。)
“慾望就是人生的一切”那種看法，此時並未改變；只不過由肯定慾望者，一變而判認慾望是迷妄。慨嘆人生不外是迷妄苦惱的一回事，誠如佛家之所說：起惑，造業，受苦。
再轉而歸落到中國儒家思想為第三期
大約1911年後1920年前，都是我志切出家入山之時；雖以老父在，未即出家，而已守佛戒茹素不婚。後來我在清理先父遺筆手澤時(1925年春)所撰《思親記》一文，有如下的幾句話：
漱溟自元年(指民國元年)以來，謬慕釋氏。語及人生大道必歸宗天竺，策數世間治理則矜尚遠西；於祖國風教大原，先民德禮之化顧不知留意，尤大傷公之心。(下略)(原文見《桂林梁先生遺書》卷首)
我轉歸儒家思想之晚，即此可證。
我於1920年冬放棄出家之念，於1921年冬末結婚，所以第三期思想應從1920年算想。在思想上如何起變化的呢?略說如次——
當我幼時開蒙讀書，正值吾父痛心國難之時，就教我讀《地球韻言》一類的書，俾知曉世界大勢，而未曾要我讀“四書五經”。其後入小學，進中學，讀一些教科書，終竟置中國古經書未讀。古經書在我，只是像翻閱報刊那樣，在一年暑假中自己閱讀的。
經典各書的古文字，自己識解不易，於其義理多不甚瞭然；唯《論語》《孟子》上的話卻不難通曉。特使我思想上有新感受者是在《論語》。全部《論語》通體不見一苦字。相反地，闢頭就出現悅樂字樣。其後，樂之一字隨在而見，語氣自然，神情和易，僂指難計其數，不能不引起我的思尋研味。卒之，糾正了過去對於人生某些錯誤看法，而逐漸有其正確認識。
頭腦中研尋曲折過程不可殫述，今言其覺悟所在。我覺悟到慾望之本，信在此身；但吾心則是卓越乎其身而能為身之主宰的。從而吾人非定然要墮陷糾纏在慾望裡。何以見得?即於此出思想而可見。
語云“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此非即本於身體構造而來者乎?此伏表著個體存活和種族蕃衍兩大欲求，固為一切生物之通性，莫能有外。但在生物進化途程上，人類遠高於一切，其所慾望乃大不簡單，幾於千變萬化不可方物。然直接間接，若近若遠，何莫非自此身衍出者?唯獨置此身慾望於反省批判否定之中的出世思想卻明白地超越此身了。此非以我有自覺能反省而不為身所掩蓋之心乎?唯人有人生觀，而牛馬卻不能有牛生觀馬生觀；彼諸動物豈曰無心哉，顧惜其心錮於其身，心只為身用耳。此一分別不同，則緣於脊椎動物頭腦逐漸發達，至於人類而大腦乃特殊發達，實為其物質基礎。儒書雲“形色，天性也；唯聖人然後可以踐形”。又云“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這些說話證以今日科學家言，便見其字字都有著落(1)(此處所引古語，均出《孟子》書中。形色指身體說。人類生命託於大腦特別發達之身體構造而有其種種活動；凡天賦之性能(不斷成長髮展的)即在是焉。大腦者，人心之所寄；而一切性能則統於人心。人所區別於禽獸者，從其見於形體構造上說是很小的，從其無形可見之心理性能上說，則似乎不大，卻又是很大的。說區別不大者，人與禽獸的生活詎非同趨於為生存及傳種而活動乎?又說很大者，人心超卓於其身體而為之主，禽獸卻不足語此也。然人心之超卓於其身體，只是其性質上之所可能，初非固定如是；在一般人(庶民)的生活上，其流於“心為形役”者乃是常事，曾何以異於其他動物?大約只有少數人(君子)不失此差距耳。真正充分發揮人類身心的偉大可能性(偉大作用)，那就是聖人。近著《人心與人生》說此較詳，可參看。)。儒家之學原不外是人類踐形儘性之學也。
人非定糾纏於慾望，則亦非恆在苦中而已耳；儒家之樂又何自來乎?前說“所欲得遂則樂，所欲不遂則苦”者，應知是片面之見，未盡得其真際。苦樂真際視乎生命之流暢與否。一言以盡之：生命流暢自如則樂，反之，頓滯一處則苦。說苦樂之視乎其所欲遂不遂也，蓋就一般人恆系乎外來剌激之變換以助其生命流暢者言之耳。外在條件長時不變，其樂即轉為苦矣；此不難取驗於日常生活事實者。人們慾望所以層出不窮，逐有增高者，正為此也。有道之士——得乎生命自然流暢之道者——更不須待外來剌激，固可以無時而不樂。
後世如宋儒，每言“尋孔顏樂處”。明儒王心齋更作有《樂學歌》雲：
樂是樂此學，學是學此樂；不樂不是學，不學不是樂。(見《明儒學案》中《泰州學案》一章)
王氏又云“人心本無事，有事心不樂；有事行無事，多事亦不錯”。其雲“有事”者，指此心有所掛礙，即失其流暢也。其雲“無事”者，指此心隨感而應，過而不留也。此樂是深造自得之樂，與彼有所得於外之樂迥然兩回事，恰為生活上兩條脈絡。
前後綜合起來，人生蓋有三條路向：
一、肯定慾望，肯定人生；慾望就是人生的一切。
二、慾望出在眾生的迷妄；否定慾望，否定一切眾生生活，從而人生同在否定之中。
三、人類不同於其他動物，有卓然不落於慾望窠臼之可能；於是乃肯定人生而排斥慾望。
儒家自來嚴“義”“利”之辨、“天理”“人慾”之辨者，蓋皆所以辨別人禽也。
1920年講於北京大學，次年出版之舊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即以此三條路向或雲三種人生態度為其立論之本，謂儒家、佛家之學從人類生活發展變化歷史途程上看，實皆人類未來文化之早熟品；瞻望前途，中國文化即將在最近未來複興於世界。自己既歸宿於儒家思想，且願再創宋明人講學之風——特有取於泰州學派之大眾化的學風——與現代的社會運動融合為一事。其詳具見原書，茲不多及。後此我之從事鄉村運動即是實踐其所言。
1969年國慶節前屬草，10月21日草成。
附：我早年思想演變的一大關鍵
往年舊稿有《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轉再變》一文，茲略有補充，題曰：我早年思想演變的一大關鍵。
此一大關鍵者，即在我幼年以至少年時，先父未曾教我一讀儒書是也。距今七八十年前的老社會一般開蒙讀書，通是誦讀《論語》、《孟子》、《詩經》、《書經》一類古籍，況在世代詩禮仕宦人家如我家者乎。先父之為教卻破例地不如是。先父之意蓋謂童稚之年不曉其間義理，且容後圖。於是我讀書入手即讀上海出版之教科書。信如《自述早年思想之再轉再變》一文中所說：古經書在我只是像翻閱報刊那樣在一年暑假中自己閱讀的。我在思想上既未先蒙受儒家影響，而從我好為觀察思索的頭腦，不期而竟自走入佛家厭世出世一路去了。
對於人生苦樂的留心觀察，是我出世思想的開竅由來，從而奠定了此後一生歸宿於佛法。蓋認定“人生是苦”實為古印度社會的一種風氣，是即其所以產生佛法者；而我從少年時思想上便傾心於佛家者亦正在此。
然而從來為中國社會文化之正脈的主流的儒家孔門思想理趣，恰恰與此相反。試看往時人人必讀的《論語》一書，既以“子曰不亦樂乎”開頭，而且全部《論語》都貫串著一種和樂的人生觀——一種謹慎地樂觀態度。如雲：仁者樂山，智者樂水；貧而樂；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在其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如是等等。此其顯示出來的氣氛又何等不同!宜乎後儒便有“尋孔顏樂處”之倡導了。
正是由於我懷人生是苦的印度式思想，一朝發現先儒這般人生意趣，對照起來頓有新鮮之感，乃恍然識得中印兩方文化文明之為兩大派系，合起來西洋近代基督教的宗教改革下發展著現世幸福的社會風尚，豈不昭昭然其為世界文化文明三大體系?
假使我循舊社會常例先讀儒書《論語》，早接觸得夙來的中國式人生意趣，那麼，我將不易覺察世界有如上三方社會人生文化文明之劃然各具有特色異彩的。我或將囿於見聞之一偏而從吾所好；或將疏忽漠視此其間的分異焉。此所以早年未讀儒書實為我思想演變上一大關鍵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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