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北洋舰队，不能不提到李鸿章。北洋舰队是李鸿章一手筹办起来的。从北洋舰队的建立到它的最后覆灭，李鸿章一直是它的最高领导者。
北洋舰队的兴建，正当帝国主义对中国加紧侵略的时刻，“倭逼于东南，俄环于西北”“外警之迭起环生者，几于无岁无之。” 当时一些清朝官员认为办海军就可以制止外国的侵略，如说：“方今外洋环伺，迭起衅端”，“彼所以肆意要挟者，亦以我之海军未立也” ；“挫外夷之凶焰而折其谋，而其端则必自海军始”。因此，当时筹建北洋海军完全是根据防范外国侵略的需要，是符合我国的民族利益的。
早在一八七零年（同治九年），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时，就提出了“整顿海防”的建议。这个建议的目的，正如他后来在《筹议海防折》中所说：“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之数也。夫临事筹防，措手已多不及，若先时备预，倭兵亦不敢来，乌得谓防务可一日缓哉！”李鸿章对日本侵略的估计是错误的，但他整顿海防是针对日本的侵略扩张，则是毫无疑问的。
可是，办海军需要大量船只，这些船只从哪里来呢？到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三年）为止，中国自造的船只共二十艘，分拨于沿海各省，天津只分到一艘镇海，这显然是无济于事的。于是，李鸿章提出：“今急欲成军，须在外国定造为省便”。在他的主持下，北洋舰队的舰艇主要购自于外国。
在北洋舰队初建之际，从国外购进舰只，这本是十分必要的。但是，李鸿章却把发展海军的希望完全寄托在买船上，而不是像日本那样，买船与造船并重，并以发展自造为主。一八七八年（光绪四年）以前，日本的造船水平还落后于福州船政局，而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前后，就和福州船政局大体相当了。
到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日本的造船能力，已远远超过了福州船政局，可以自造三千吨级的巡洋舰（如秋津洲）和四千吨级的主力舰（如桥立）了。后来，北洋舰队因无力更新而出现“后难为继”的情况，便是李鸿章这一方针带来的必然结果。
在筹建舰队的同时，李鸿章还聘用了一些洋员。他们主要担任教习、管驾、管轮和管炮。一般地说，聘用一定数量的洋员做技术工作，这是必要的。何况舰队上的洋员数量并不多，而且逐渐减少。但是北洋舰队的总教习一职，李鸿章始终用洋员充当。李鸿章聘用洋人总教习，一方面是由于需要他们担任训练工作，另一方面也有一定的政治目的。
李鸿章在对待外国侵略时，往往借助于洋人总教习的身份。例如，
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中法战争时，李鸿章派超勇、扬威二舰去上海，就是由德人式百龄统带的。一八九零年（光绪十六年）以后，北洋舰队有四年多的时间没设总教习。可是，甲午战争刚爆发，李鸿章就迫不及待地要聘请总教习。汉纳是德国陆军军官，马格禄乃是英国拖船的船长，皆非海军军官出身，对于海上作战茫然无知，李鸿章偏要聘请他们充当总教习，显然不是指望他们帮助训练，而是要借用他们的洋人身份。在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面前，李鸿章是个软骨头，这只不过是表现出其一个侧面罢了。另外，李鸿章也常有盲目相信而滥用洋员的情形。例如，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十二月，美国人晏汝德，浩威“挟奇技来投效”，“其术近于作雾”，据称能够运兵登岸，活捉敌船，使雷艇靠近敌战船，而“敌不能看见”。这分明是一个骗局，而李鸿章却认为“留之必有用处”。其他滥用洋员的情况，也是不少的。但是，对于某些妄图攫取舰队指挥权的洋员，李鸿章却是抵制的。有人说，北洋舰队的指挥权一直严密控制和掌握在外国侵略者手中，这显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李鸿章作为北洋舰队的最高领导者，不仅掌握了舰队的指挥权，而且掌握了舰队的人事权。清
政府最高当局对北洋舰队的一切命令，只有通过李鸿章才能发生效力。当时即有人指出：李鸿章“拥兵自卫，不权缓急，专以保护畿辅为名，虑朝廷亦无以夺之，则是水师者非中国沿海之水师，乃直隶天津之水师；非海军事务衙门之水师，乃李鸿章之水师也。”这还是道出了一些实情的。虽然由于清政府的腐败以及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的制约等原因，北洋舰队成军后便处于停滞状态，这不能完全归咎于李鸿章。但李鸿章所搞的任人唯亲这套做法，却给北洋舰队带来了极坏的影响。例如，关于拆除威海南帮龙庙嘴炮台的问题，丁汝昌与驻威海陆军将领刘超佩等的意见有分歧，而李鸿章却支持刘超佩等的错误意见，严厉批评丁汝昌，无非是因为刘超佩是他的至亲。再如，在黄海海战中，济远管带方伯谦和广甲管带吴敬荣同样是临阵逃跑，而事后方伯谦在旅顺被斩头，吴敬荣却以“人尚明白可造”而逍遥法外，无非是因为吴敬荣是他的乡亲。因为李鸿章搞的是任人唯亲，必然要是非不明，赏罚不公，这就促成了北洋舰队内部的派系斗争和某些腐败现象的发展。对此，李鸿章是不能辞其咎的。尤为重要的是，在外国侵略日益加紧的情况下，李鸿章不是把北洋舰队当作一支打击侵略者的军事力量，而是把它视为维持个人权势的政治资本，顶多对外起到一点威慑的作用。对于北洋舰队的作用，李鸿章就公开说过：“亦不过聊壮声威，未敢遽云御大敌也”。所以在整个甲午战争中，根据李鸿章本人的政治外交上的需要，在军事上始终推行了一条“避战保船”的方针。
李鸿章从来没有让北洋舰队主动进攻和打击敌人。丰岛海战是在日舰偷袭的情况下发生的；黄海海战是一场遭遇战，主动进攻的仍是日本舰队。黄海海战后，李鸿章命令北洋舰队深缩威海港内，“有警时，丁提督应率船出，傍台炮线内合击，不得出大洋浪战”，坚决实行“避战保船”的方针。直到日本侵略军进攻威海之际，李鸿章还口口声声“铁舰能设法保全尤妙”。这样，就使北洋舰队在战争中始终处于消极被动的地位，无法有效地打击敌人。
总之，北洋舰队是李鸿章创建起来的，最后又毁灭在他自己手里。成由其人，败亦由其人。应该说，北洋舰队是李鸿章平生的得意之作。但在他领导下，在抵御外国侵略的战争中却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对此，李鸿章是逃脱不了罪责的。至于对北洋舰队广大将士的评价，则要同李鸿章分开。对具体问题要做具体分析。不能因为否定了李鸿章，就连整个北洋舰队及其广大将士都否定了。
审稿：杨强 于智超
校对：王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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