舉報科研造假嫌疑很少是容易的，但是仍有一些國際案例可以去借鑑！
當下，是越來越多的人為非作歹，還是越來越多的人敢於直言？
過去10年來，撤回科研論文的數量大約增長了10倍：從抄襲到圖像處理，到徹底的數據偽造……當對某人科研不端嫌疑的懷疑達到一個臨界點時，同行、導師、年輕合作者或是未牽涉其中的旁觀者是決定保持沉默還是站出來揭發？
揭發科研不端行為是要冒很大的風險，而且道路很少暢通無阻。
2014年，《自然》雜誌扼要介紹了三個明顯不同的故事，講述了三個人對科研不端行為產生懷疑後是如何行動的。
不管成功與否，每個案例都為致力於揭發的人提供了經驗。
善於分析的揭發者
烏里·西蒙松（Uri Simonsohn）更願意把自己看作是一個聽得懂數據語言的人，而不是揭發者。
他白天的工作是在美國費城賓夕法尼亞大學作為一個社會科學家翻找存檔數據——從房價到拍賣記錄到高校招生——作為他研究判斷和決策的一部分。他懷疑這一職業習慣使得他傾向於捕捉到在其他心理學家的科研結果中具有欺騙性的模式。
“對一個實驗，你做一下t檢驗就過去了，”他說，“但是像我這樣與檔案數據打交道的人，往往看數據看得更加仔細。”
當他在2011年夏天第一次看到荷蘭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學的德克·史梅斯特斯（Dirk Smeesters）和美國安娜堡密歇根大學的勞倫斯·桑納（Lawrence Sanna）的論文時，正是這種直覺激發了他。
這兩個人的論文中，數據都太完美了，看起來不真實，包含了過多的大效應和具有統計顯著性的結果。
在桑納的一篇論文中，西蒙松注意到一個實驗。在這個實驗中，本應把自願者分成幾個不同的小組，產生的結果具有驚人相似的標準差。在史梅斯特斯的研究結果中，西蒙松發現有一個很可疑的低頻率的整數，而且許多平均數之間存在反常的相似性。
“如果噪聲非常小，而且數據一次一次太可信，那麼這些數據不可能是真實的，”他說，“真實的數據本應是有誤差的。”
西蒙鬆通過幾千次的模擬實驗核實了他的懷疑，表明了論文中報告的實驗結果實際上是多麼不可能。
他對這兩個作者的其他論文也進行了相同的分析，發現了相同的造假模式，他還進行了負對照，表明在其他使用相同實驗方式的心理學家的研究工作中沒有可疑的造假模式。
西蒙松聯繫了這兩個作者，然後花費了數月時間系統地排除了他發現的不一致之處的其他解釋。
最終，根據西蒙松的說法，只剩下一種可能性——那就是他們操縱了數據。
他還是忍住沒有去指責任何人，而是私下與史梅斯特斯、桑納以及他們的合作者聯絡，索要原始數據，概述了他的擔憂，並詢問是否有另一方，比如學生或是研究助手，有可能篡改了數據。
2011年年底，西蒙松得知之前他聯繫過的伊拉斯姆斯大學已經展開了調查。他還發現由於他的詢問，桑納開展研究工作的北卡羅萊納大學教堂山分校也開始了調查。
到2012年夏天，史梅斯特斯、桑納都從他們的崗位辭職了，從那以後，他們的好幾篇論文都被撤回了。
在之前的陳述中，史梅斯特斯曾說過自己從未偽造過數據，他所使用的做法在他的研究領域很平常。但當《自然》雜誌聯繫他時，他選擇不提供進一步的意見。桑納和他以前所在的機構都未曾公開回答關於桑納辭職的問題，也無法聯繫到桑納發表意見。
當被問到他的調查毀掉了兩個人的科研生涯時，西蒙松停頓了一下。“我並不心疼，”他得出結論說，“如果我將像這些人一樣參加相同的學術會議，然後也在這些期刊上發表論文，我也不能視而不見。
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心理學家喬·西蒙斯（Joe Simmons）說，他很欽佩他的同事的正直和責任感。“他不能什麼都不做。”
西蒙松希望他的行動會刺激心理學家們鼓動遏制科研欺詐的改革——一種選擇是要求科研人員張貼原始數據，這樣使他們更公開地接受留心的數據偵探的檢查。
他同樣希望科研人員在實驗一開始就披露更多的工作細節，比如要分析的變量，或是他們計劃的樣本大小。那將阻礙更微妙的數據篡改形式——比如持續不斷做實驗直到結果滿足統計顯著性要求（這在他看來，使心理學文獻充斥了誤報）。
西蒙松的揭發吸引了應有的關注，他收到了十幾個調查危險數據的可疑案例的提議，特別是來自科學界以外的人，他們有自己關心的事情，例如，美國大選。
西蒙松很少回覆這些關注。他對捲入任何暗示他領導了一場政治迫害的不必要的糾紛和激怒沒有興趣，“政治迫害”這個詞彙讓他聯想到肆意使用劣質的診斷測試，而不是他自己的仔細審查。
“一些人認為他揭發科研不端行為是為了成名，但是他覺得名利讓人煩惱。”西蒙斯說，“不過，我更希望自己是被貼著‘認真看待數據標籤’的人，我將對這樣的名聲感到非常高興。”
堂吉訶德式的揭發者
1999年，海琳·希爾（Helene Hill）本以為她即將退休了，有一天，她決定偷窺一下實驗室同事的培養皿。
希爾是紐瓦克新澤西醫科和牙科大學的一名放射生物學家，她正在與一位年輕的同事合作研究“旁觀者效應”，即細胞暴露於一種介質——在這個案例中就是輻射――而影響了未暴露於輻射中的鄰近細胞的現象。
希爾培訓了博士後阿努攀·彼沙耶（Anupam Bishayee）相關實驗技術，想看看他實驗進展得如何。她說，培養皿是空的，但是彼沙耶後來卻報告了這些培養皿中的細胞數目。
希爾接下來花費了14年時間試圖揭露她認為是科研不端行為的一件案子。大學專家組、美國科研誠信辦公室以及兩個法院評估後摒除了她的懷疑。她的揭發之路花費了她成千上萬美元的訴訟費和無數時間查閱了3萬多份文件，而且很可能會毀掉她的工作。然而，現年84歲（2014年）的希爾，沒有放棄的打算。
“一個人如果有能力，有義務伸張正義。”她說。
第一次觀察後，希爾和另一個博士後決定暗中跟蹤彼沙耶的實驗，偷拍他恆溫箱中的培養基的照片。當彼沙耶報告了一個實驗中的數據，希爾和她的同事認為這些數據被模型汙染了，他們指控他偽造結果，向大學的科研誠信委員會舉報。
但是他們的這個案子很快就瓦解了。在委員會的質問下，她的同事承認在給彼沙耶的培養試管拍照前，他曾移動了培養試管，這在委員會看來有篡改證據的可能。
希爾解釋說，她在檢查彼沙耶的培養基時使用了她不熟悉的一個顯微鏡。委員會最終判定希爾沒有充分的證據證明她的推測。
但希爾不想就這樣讓這個案子擱淺。
彼沙耶在一篇論文中發表了他的實驗結果，並將希爾列為共同作者，他的導師羅傑·豪威爾（Roger Howell）使用了彼沙耶的數據來支持1999年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一項資助申請。
希爾把這個案子提交給美國科研誠信辦公室（ORI）的聯邦調查員，他們對彼沙耶的數據進行了一個小型的統計分析。
希爾說在她看來，其中的模式表明了造假，一位科研誠信辦公室的調查員凱·菲爾茲（Kay Fields）認為這個案子有法律依據。
但是菲爾茲被上級否決了，一部分原因是上級認為用於分析的控制數據——希爾她自己的數據——同樣在統計上是可疑的。科研誠信辦公室的判決是證據不足以證明彼沙耶的科研不端行為。
希爾繼續請求大學和科研誠信辦公室檢查數據。與此同時，菲爾茲說她感到自己有義務告訴希爾另一種選擇：一種“共分罰款”訴訟。這樣的訴訟，根據《美國虛假索賠法》允許，可以由任何公民提請協助政府償還用不實理由分配的納稅人資金。希爾提及的案子因為得到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的資助，是有資格提起“共分罰款”訴訟的。
“共分罰款”可能是一種冒險的策略，在華盛頓特區的非盈利的全國舉報中心主管這個科研不端案件的大衛·劉易斯（David Lewis）說。他在過去提起過兩起與希爾的案子無關的“共分罰款”訴訟。這兩起訴訟都不成功，所以劉易斯一般不推薦這種策略。
希爾的案子拖了好幾年，花費了希爾20萬美元的法律費用。
“我覺得我的孩子們對我花掉這麼多錢不會太高興，”她說，“但是我只是感到我有義務查明真相。”
新澤西州地方法院的法官丹尼斯·卡諾瓦（Dennis Cavanaugh）在2010年10月判決彼沙耶和豪威爾勝訴，將希爾的戰鬥稱為“一種堂吉訶德式的偏執，最終一定會被平息”。
希爾在2011年10月的最終上訴中也敗訴了。然而，她說她的投入是值得的：這個官司的調查階段，她獲准查閱了具有10年價值的豪威爾實驗室的筆記。
有這些數據在手，希爾與位於新澤西州雷克伍德鎮的喬治亞法庭大學的統計學家喬爾·皮特（Joel Pitt）聯手。
他們一起翻閱彼沙耶從一臺細胞計數機器中手工記錄的數據。他倆也從其他使用相同機器的研究人員那裡收集了更多的控制數據組。
皮特觀察了每個記錄的計數中出現的最不顯著的那位數字的頻率，這些數字本應該是隨機分佈，但是彼沙耶的數據看起來卻偏愛某些特定數字。皮特計算出那些頻率偶然出現的概率低於千億分之一。
在希爾看來，結論很明顯：彼沙耶偽造了這些數據。
與皮特一起，希爾一直在努力，儘管至今未成功，公佈這些統計分析結果並且進一步宣傳她的指控。
羅伯特·強生（Robert Johnson），希爾所在學院的院長，如今該學院是羅格斯大學的一部分，曾寄來的一封措辭嚴厲的信中警告她的行動可能會導致“額外的紀律處分，甚至包括終止”。
豪威爾在寫給《自然》雜誌的一份書面陳述中，表達了對於花費時間重新審查這一問題卻沒有發現不當行為的愛莫能助。彼沙耶沒有對《自然》雜誌徵求意見做出回應。
菲爾茲說：“我佩服希爾博士要求定罪的勇氣，但是很難說她繼續這個案子這麼久、花費這麼大的代價是值得的。”
希爾這一方則依然不罷休。“我想結案，”她說，“這幾乎成為了一種痴迷。”
匿名揭發者
匿名揭發者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但是自從2010年以來，有一個化名“克萊爾·弗朗西斯”（Clare Francis）的人認真地加大了賭注。
她或他（或他們；許多人認為這是一夥人）發送了上百封電子郵件給生命科學的期刊編輯們，舉報具有剽竊嫌疑的案子，或是數據看起來是偽造和複製的案例。
她精煉的、有時隱秘的投訴已經導致了一大把的論文撤回和更正，但是編輯在感覺受了她的長篇通告的輪番轟炸後卻認為，她不會有什麼結果。
不知道是不是她的風格，弗朗西斯引發了一場關於編輯如何處理匿名舉報的辯論，得益於網絡的擴散，這場辯論如今愈演愈烈，任何人都可以在網上公開宣揚關於研究論文的委屈。
《柳葉刀》雜誌的資深執行主編、總部位於英國的國際出版倫理委員會的前副主席薩賓·克萊內特（Sabine Kleinert），將最近激增的匿名評論稱為“克萊爾·弗朗西斯現象”。
“現象”一詞是一個貼切的描述符。弗朗西斯估計她給“大約100位”不同的編輯發送了電子郵件。那些願意跟《自然》雜誌透露的出版商說，他們的編輯一般都從她那裡收到了好多次郵件。
《美國科學院院刊》的執行主編黛安·蘇倫伯格（Diane Sullenberger）說他們收到的指控超過80%都來自弗朗西斯。
匿名通常會讓人們覺得不舒服，《生物化學與生物物理學學報》的首席主編烏爾裡希·勃蘭特（Ulrich Brandt）表示：
“人們會好奇揭發者的動機何在，但無確實根據的對科研不端行為的指控可能會造成危害，可能本身也是一種科研不端行為。”
到2011年，編輯們越來越被弗朗西斯挫敗，遠不僅僅是因為她的匿名，更因為她的許多投訴都沒有查實。
“要我花時間調查一個指控這沒有問題，但是我不想別人浪費我的時間。”《酯類》雜誌的首席主編埃裡克·墨菲（Eric Murphy）說。而且，弗朗西斯的許多投訴是拐彎抹角的，很難看懂。
蘇倫伯格說：“從科學立場瞭解嫌疑的具體細節是很有幫助的，不只是模稜兩可的說辭就夠了。”
一些期刊編輯已經警告弗朗西斯，與其他投訴相比，他們不太可能對她的投訴採取進一步行動。
2011年9月，威利期刊當時的法律總監羅伊·考夫曼（Roy Kaufman）發給弗朗西斯一封電子郵件說，公司不能“保證所有發給我們的匿名指控都會得到調查”。
弗朗西斯公佈了這封信，激起了對於這樣的匿名指控應該如何處理的大討論。 這樣持續了兩年，編輯們的態度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改變。
2014年2月，國際出版倫理委員會推出了關於“回應匿名告密者”的指導方針。弗朗西斯的名字雖然沒有被提到，卻是這個指導方針出臺背後的主要驅動力。
國際出版倫理委員會提醒說：“無論來自哪家期刊，所有具有具體詳細的證據來支撐其聲明的指控都應該予以調查。”
但是《血液》期刊的編輯部主任安娜·特拉吉特（Anna Trudgett）說該期刊仍然只是有選擇性地處理弗朗西斯的電子郵件。威利期刊的發言人海倫·佈雷（Helen Bray）說，威利期刊已經調整了處理方法，對所有投訴都予以調查。
在國際出版倫理委員會的主席弗吉尼亞·巴伯（Virginia Barbour）看來，弗朗西斯的策略並不是適合其他匿名檢舉者效仿的典範。為了彌補因為匿名舉報而不可避免遭受的信任損失，密告如果是精確的、詳細的、有禮貌的，會得到信任。弗朗西斯有時會滿足這些標準，但更多的時候是不滿足這些標準。
對弗朗西斯來說，這樣的標準沒有抓住要害。她回信說：“我沒有什麼‘腔調’，我只是試圖描述我能看到的。”她補充說，當她投訴說的是在許多期刊都相互關聯的圖像處理模式時，編輯們卻經常狹隘地只關注他們自己的期刊。“他們不會看全貌，而只是身在局中。”她寫道。至於所謂的假線索，她說：“如果他們更多地關注紙面上的事實而不是他們頭腦中想象的世界，擊中的概率會高很多。”
編輯們和弗朗西斯可能會意見一致的一點是匿名的揭發很有可能會增多，鑑於世界各地的人們都越來越能獲取論文以及使用能察覺抄襲和圖像處理可能的在線工具。一個叫PubPeer的網站正成為匿名評論的聚集地――其中包括風格與弗朗西斯類似的貼子。
這種增長是一種信號，即揭發者在學術環境中並沒有得到足夠的保護，克萊內特說：“這正是我們需要更加努力的地方。人們應該為能夠提出疑慮而無需懼怕遭到報復或是損害自己的職業生涯而感到舒心。”
本文發表在《世界科學》雜誌2014年第3期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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