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自幼就接受包括《四書》在內的傳統文化教育，而《四書》中的《孟子》是地位僅次於《論語》、篇幅最長的一本書，也是在毛澤東心目中留下深刻印象的一本書。毛澤東是一位有大智慧的歷史偉人。孟子對毛澤東大智慧的影響，突出表現在“心之官則思”“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三個思想方法上。
“心之官則思”，強調思索的重要
《孟子·告子上》中講：“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唐朝韓愈將此提煉為“行成於思毀於隨”。毛澤東喜歡“心之官則思”這句名言所表達的思想方法，多次引用和發揮。
1944年4月12日，毛澤東在《學習和時局》的講演中說：“腦筋這個機器的作用，是專門思想的。孟子說：‘心之官則思’。他對腦筋的作用下了正確的定義。凡事應該用腦筋好好想一想。俗話說：‘眉頭一皺，計上心來。’就是說多想出智慧。要去掉我們黨內濃厚的盲目性，必須提倡思索，學會分析事物的方法，養成分析的習慣。”
1945年5月31日，毛澤東在黨的七大上作會議結論的報告中說：“我們要提倡想問題。早幾年前《新中華報》要我寫幾個字，我當時是有感而發，就寫了兩個字‘多想’。‘多想’，就是說要開動腦筋。”“孟子說‘心之官則思’，兩千年以前他就規定了腦筋的任務。我們全黨要提倡想問題。”“馬克思主義的精髓是對具體的問題作具體的分析，這是列寧講的，我們恰恰缺乏這一點。所以，要提倡多想，這樣就可以去掉盲目性，就可以對具體問題作具體分析。”這是毛澤東聯繫當時黨內思想的具體實際，對“心之官則思”最透徹的闡釋、最極致的發揮。
毛澤東從欣賞“心之官則思”到倡導多思多想多分析，這甚至進入了他的詩詞創作之中，如他在《雜言詩·八連頌》中寫道：“思想好，能分析。分析好，大有益。”
“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重視事物的特殊性，強調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和而不同”反對抹煞差別的絕對同一，主張在重視特殊性的基礎上注意與普遍性的聯結。“物之不齊，物之情也”，則進一步強調從特殊性出發，是孟子對孔子“和而不同”思想的發展。《孟子·滕文公上》記載：孟子對許行“市價不二”的主張批評道：“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
毛澤東多次引用和發揮“物之不齊，物之情也”。1954年10月，印度總理尼赫魯訪問中國，毛澤東曾四次同尼赫魯談話。10月21日的談話中，毛澤東說：“中國古代的聖人之一孟子曾經說過：‘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這就是說，事物的多樣性是世界的實況。馬克思主義也是承認事物的多樣性的，這是同形而上學不同的地方。”在毛澤東看來，在世界各國中搞清一色既不可能也無必要，而不同政治制度下的各國建立外交關係則既是可能的也是必要的。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澤東研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在分析經濟發展不平衡與平衡的關係時，又一次引用和發揮“物之不齊，物之情也”。
毛澤東不是隻講矛盾的特殊性，不講矛盾的普遍性，相反，他認為不齊與齊、個別與一般、個性與共性、矛盾的特殊性與矛盾的普遍性是一個事物的兩個方面，是相互聯結，並在一定條件下相互轉化的。毛澤東反對從原則、從普遍性出發的禍害實踐的教條主義。這是他看重“物之不齊，物之情也”的道理所在。
“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強調正確處理“不為”與“有為”的關係
《孟子·離婁下》中講：“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這裡勾畫出“不為”與“有為”的辯證關係，只有在某些事情上不為才能在另一些事情上有所作為。孟子對“他為”與“自為”關係的認識，道出“通功易事”才能取得好的比較效益，也包含著有所不為才能有所為的認識。
毛澤東欣賞孟子對“不為”與“有為”關係的認識，多次引用和發揮孟子這方面的思想方法。抗日戰爭時期，毛澤東認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奪取抗日戰爭勝利的必要條件，為建立和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需要有必要的讓步，有必要的“不為”。他在黨的六屆六中全會上指出：“彼此不挖牆腳，彼此不在對方黨政軍內組織秘密支部；在我們方面，就是不在國民黨及其政府、軍隊內組織秘密支部，使國民黨安心，利於抗日。‘有所不為而後可以有為’，正是這種情形。沒有紅軍的改編，紅色區域的改制，暴動政策的取消，就不能實現全國的抗日戰爭。讓了前者就得了後者，消極的步驟達到了積極的目的。”同時，毛澤東闡明合作不能變成混一，不能放棄“有為”，不能沒有獨立自主，否則，必然犧牲統一戰線。“我們的方針是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既統一，又獨立。”
後來毛澤東在《論十大關係》中說：“你對發展重工業究竟是真想還是假想，想得厲害一點，還是差一點？你如果是假想，或者想得差一點，那就打擊農業、輕工業，對它們少投點資。你如果是真想，或者想得厲害，那你就要注重農業、輕工業，使糧食和輕工業原料更多些，積累更多些，投到重工業方面的資金將來也會更多些。”這樣才能做到“有所不為而後才有所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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