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灝
中方6月3日下午就中美經貿北京磋商發表的聲明向外界傳遞了一個信號：美方如果反覆折騰，執意要對中國產品徵收懲罰性關稅，將徹底顛覆磋商成果的基礎，磋商也將因此失去任何意義。
結合近期美方不斷派艦、機到南海生事的狀況看，談判比較艱辛。未來整個宏觀與微觀經濟領域會否有較大變化？市場人士對此問題回應說，應保持謹慎心理。全球供應鏈方面，人們也擔憂未來的變化充滿不確定性。研究全球供應鏈頗有建樹的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研究員張茉楠博士，新近接受筆者訪談時表示，美國針對中國一些產業發起關稅懲罰或單邊制裁，實際上衝擊的不僅僅是中國的企業，也衝擊美國的跨國公司，並且，也會影響那些進口使用中國商品的美國消費者的福利。她還認為，中美經貿關係需要放在中美戰略穩定這個大框架下去考慮和研判，雖然從長期看戰略框架依然穩定，但中美戰略互動態勢變化和力量對比變化也開啟了一個利益重建平衡的進程，這一重建平衡的進程逐步在經濟、政治和安全領域，在中美雙邊、亞太地區和全球層面展開。儘管，中國極力避免落入“修昔底德陷阱”，但短期來看，特朗普政府對華政策的矛盾性、複雜性和易變性上升，預期中美關係會經歷一段坎坷期，甚至動盪期。而這直接的表現就是中美結構性矛盾更加突出，國家利益之爭會更趨激烈。而從長遠看，中國已經“被戰略競爭對手”，也有被捲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風險，因此必須保持戰略定力，做好長期戰略準備。
全球貿易秩序將為之改變
《華夏時報》：從全球價值鏈角度看，中美貿易領域力度空前的對決，將令全球經濟受到何種影響？
張茉楠：上世紀八九十年代以來的全球價值鏈的重構，從原來產業間的垂直分工逐步走向產業間的水平分工，再轉向產品內的分工，加上現在信息技術的發展，更加讓生產扁平化或讓生產流程縮短，這樣無論是蘋果手機生產或是大飛機等高端裝備製造，轉向全球製造。這種情況下，美國針對中國一些產業發起關稅懲罰或單邊制裁，實際上衝擊的不僅僅是中國的企業，也衝擊美國的跨國公司。
另一方面，因為中國現在是最大的全球中間品貿易大國，美國對中國進行關稅的懲罰和制裁實際上會影響下上游的夥伴。比如中國從東南亞、澳大利亞、巴西、俄羅斯進口一些初級產品和能源，也從日本、韓國進口一些中間零部件，通過中國的組裝、加工、生產、裝配，生產出成品，再出口到美國或歐洲，這樣就完成了一個大的全球三角貿易的環流。美國針對中國最終產品，就是在中國產地生產的產品發起的所謂關稅懲罰，就有可能對提供給中國的零部件商，比如上下游的生產商，以及下游相關客戶造成非常大的衝擊，相應抬高他們的生產成本。反過來也會影響那些進口使用中國商品的美國消費者的福利。
《華夏時報》：很多中國網民評價說，中國為什麼要阻止美國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阻止美國跳下懸崖？
張茉楠：所有的貿易戰都沒有贏家。美國現在試圖以最少的成本維護它的霸權。我從最開始就說，不是美國不要全球化，不是特朗普不喜歡全球化，而是要美國或特朗普所定義的全球化。我曾在《參考消息》撰文討論過金德爾博格陷阱——美國希望以最小的成本、最大的利益來獲取全球化的收益，而且希望改變“二戰”以來其供給全球公共產品的方式。作為全球公共產品壟斷提供者也面臨其收益-成本不匹配問題。美國過去靠提供普世價值，提供三大國際機構來構築國際規則，然後提供全球軍事和安全保護，這在美國現在看來都有巨大的成本透支，霸主國國力衰退不可避免。同時還因為存在“免費搭車”現象，霸主國往往在長時期內為保持公共產品的供給而付出遠遠超過它應該承擔的成本。
本質而言，中美之間的分歧，有多少是貿易問題的政治化？有多少是真正的利益衝突？特朗普一直指責中國佔了“便宜”。然而，美國從來沒有在全球化以及中美經貿關係中“吃過虧”。最近10年，美國對中國出口年均增長11%，中國對美國出口年均增速為6.6%。然而，在美國看來，中國加入WTO，特朗普認為是讓中國通過“後發優勢”、“幹中學”實現了在知識產權、高科技方面的“趕超紅利”，所以它要調整全球的利益分配方式。特朗普並非不要全球化，而是希望改變全球化利益的分配方式，這是美國戰略調整的一個重要方向。因此，儘管是否通過“打貿易戰”的方式美國自由派和保守派有很大分歧，但在對華的立場上和改變利益分配方式的出發點上是有共識的，這也是特朗普提出的“讓美國再次偉大”或“美國優先”戰略選擇的必然。“貿易戰”對美經濟有傷害特朗普也心知肚明，但兩害相權取其輕，美國權衡利弊，認為現在這種做法，包括迴歸保護主義或從多邊迴歸雙邊，從戰略利益上對美國更有利。
《華夏時報》：你的意思是美國現在想要變更全球貿易秩序，變更利益分配方式？
張茉楠：中國沒有主動意願想去改變國際秩序或重構國際秩序，但這些年來中國經歷了全面崛起和高速發展之後，勢必對既有國際秩序、國際格局和國際力量體系產生衝擊。就像一個石頭投到水裡，就會泛起漣漪。中國當前的經濟體量、GDP規模已經達到了美國的63%，包括在高科技領域，在航空航天、在一些重大核心高端裝備領域，儘管我們很多核心技術還受制於人，但這種趕超的態勢和發展的勢頭，美國認為對它構成一種潛在的甚至是一種趨勢性的威脅。
二戰後在美蘇爭霸大背景下，美國以半導體產業為核心，構築起美國強大的高科技領域。20世紀80年代後，日本強勢崛起，尤其以東芝、NC或日本一些財團為代表的株式會社，其產業和金融形成了強大的合力，加上日本政府投入大量研發資金，雖從絕對力量上來說，日本那時肯定不如美國的跨國公司更有競爭力，但實際上它的規模體量和追趕速度已經讓美國感到非常恐懼，所以美國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末對日發動半導體戰爭。這期間美方對日攻勢持續發力：要求公開超級LSI研究計劃［制定政府民間共同的大規模集成電路（VLSI）製造技術開發路線圖，目的是達到設備製造國產化］的專利、全面廢除日美半導體關稅、制定《半導體芯片保護法》（美國，1984），以及制定《關於半導體集成電路的電路配置法》（日本，1985）等。在美國政府強力施壓之下，1986年初，日美兩國簽訂了為期5年的《日美半導體保證協定》，到1991年7月31日止。協定的主要內容包括：日本擴大外國半導體加入日本市場的機會；為了事先防範傾銷行為，日本政府要監控向美國以及第三國出口半導體的價格等情況；美國政府中斷進行中的反壟斷調查等條款。因此，一般認為1986年《日美半導體保證協定》是左右日後日本半導體產業命運的重要因素。1980年代日本最擅長的存儲行業，因為對美協定的制約，被中國臺灣、韓國趕超上來，風光不再。
所以，美國對其認為的潛在的競爭對手絕對不會手軟，其制衡戰略也是體系性的，從貿易政策到產業政策，到知識產權、經濟制裁、市場開放，以及涉及到國家安全的一些限制或單邊制裁，是一個完整的體系。
中美貿易衝突才剛剛開始
《華夏時報》：中美貿易衝突到目前為止已幾個回合了。
張茉楠：我認為這只是剛剛開始。回顧歷經30多年的日美貿易戰的歷史過程呈現出幾個顯著特點：一是從最初的紡織品、鋼鐵等初級產品向汽車、半導體、電子通訊等高級產品發展；二是貿易戰由技術層次低的產業向高精尖技術領域擴展；三是美國對日本的要求從增加進口限制出口到要求市場開放以及平衡經濟結構等縱深發展；四是從單項商品和政策規則摩擦延伸至全面的衝突。隨著新一輪全球高科技競爭的全面開啟，中美未來博弈升級不可避免。在美日貿易戰幾十年的過程中，兩國也是“邊打邊談”，在打的過程中，雙方都成立了相互協調組和談判組。如，打紡織戰時，成立了紡織品談判小組；打半導體戰的時候，成立了半導體聯合談判小組。中美在未來產業和貿易競爭衝突的過程，也必然是“邊打邊談”的過程。從中國立場而言，中國不可能讓渡國家的核心利益，最主要的是中國還要堅持自己既定的方向、戰略、路線和節奏，不至於被中美貿易戰打亂，而是應保持戰略定力，保持清醒和理智的認知，包括避免戰略性誤判，是中國現在必須要堅持的兩大原則。
第三個原則是，所有的貿易戰和產業戰、高科技戰，都是國家核心實力的競爭。如果實力強，其實是不怕摩擦和戰爭的，就怕核心技術、核心設備、核心資源受制於人。美國靠封鎖、靠制裁或遏制是很可能衝擊到整個中國的產業或核心領域的。這將讓中國更加痛定思痛來加緊高端技術研發，包括整個產業升級的步伐。
《華夏時報》：邊打邊談，會持續多久？
張茉楠：美國對中國的戰略整體發生了轉向。無論是特朗普還是共和黨，還是民主黨，還是美國的精英、美國的產業界和美國的民眾，整體對於中國的態度和認知都發生了變化，即把中國作為戰略性競爭對手。當把對方作為戰略競爭對手的狀態下，即便雙方有互利共贏的前提和基礎，但採取的立場、出發點或政策的取向已經完全發生改變了，不再是把對方作為一個夥伴去合作，更多是一種競爭和對峙。這種情況下，就不僅僅是集中於經濟層面的爭端，而是一種戰略性的較量，也是一種路線之爭或發展模式之爭。美國一直希望中國按照美國的方式發展，但實際上中國有自己的發展道路、有自己的國情、有自己選擇的戰略方向，美國如果認為它達不到塑造中國的目標，肯定就要進行反制，或把中國作為一種絕對的對手去看待。
《華夏時報》：中國所謂的自信，在哪？
張茉楠：中國的自信來自於實踐，這並不是說我們有打貿易戰的一種既定的經驗，而是說我們在不斷磨合、不斷衝突當中總結出來了一種經驗，是一種學習中的經驗。沒有“談”和“打“，我們的經驗無從談起，但中國在這麼多年的改革開放，在不斷地自我糾錯或認知，在不斷的學習中，這是積累經驗的過程。但中國決不能盲目自信，因為所有的貿易戰都是兩敗俱傷的，沒有一個絕對的贏家。貿易戰從來不會有贏家，更別說中美之間發生貿易戰，全球都沒有贏家。在這過程中，如何更有利地延長中國自己國家發展的戰略機遇期，建立起風險的緩衝帶，避免中美之間爆發更大規模直接對抗性的摩擦和戰爭，才最重要。打的目的是為了談，談的目的實際上是為了讓自己更強。所以不能以打來打，卻可以邊打邊談，如果能建立起對話機制或對話渠道，則是更有利於減緩戰略性衝突的一種選擇。
《華夏時報》：也就是說如果美國偏要打，中國就奉陪到底，而不懼兩敗俱傷。
張茉楠：美國打的目的實際上一方面是為了獲取自己更大的利益，另一方面是為了遏制中國。但如果中國通過自己的實力發展，讓它遏制不了，或通過談判的方式，讓雙方都能獲利，要比打的方式更好。所有的博弈論實際上都是一個相機抉擇，沒有一個絕對的贏家。美方出牌肯定要考慮對方出什麼牌，中國出牌也要考慮美方出什麼牌，都是雙方博弈的過程，不斷進行反覆或幾個棋局之下找到所謂的均衡或雙方戰略平衡的策略。美國在認知當中沒有一個絕對的利益最大化，實際上它也會適當調整利益，不僅是對中國，包括對歐盟或對日本，不可能對待所有的貿易伙伴都是利益最大化，那種絕對的最大化或完美的選擇是不存在的，完美的理性是不存在的，這是一個經濟學最基本的規律。
中國有何種路徑選擇？
《華夏時報》：打下去的話，全球價值鏈上下游將受到何種衝擊？中國有何種路徑選擇？
以中興為例，中興很多零部件，現在禁止它進入美國市場，這幾乎等於讓它休克了。很多原來供應給它零部件的夥伴不給它供應了，它沒辦法生產了，但這根本不是中興公司一家所受到的損失，而是其整個上下游產業鏈受到衝擊。
現在的問題是，如何讓損失最小化。繼續打肯定會受到更大損失，在打的過程中，中國有兩條路徑可以選擇：
1.中國主動通過開放，不僅僅是對內開放，而是更大範圍對全世界開放，包括放寬外資審查的准入門檻，擴大商品進口，以及降低消費品關稅。這直接的受益者就是中國老百姓。
美國很多年以來就是靠廉價的利用全球的資源、全球的商品、全球低價格去增加美國消費者的福利。比如用紙幣美元的貨幣換取美元資本，通過美元的資本進行全球的投資、獲取全球的產業利益、全球發展中國家增長紅利，就是所謂價值窪地。
美國消費者可以通過相對較低廉價格進口全球高質量商品，使美國保持相對較低通脹水平。消費者是債務消費，美國政府也是透支債務消費，這種雙部門的債務消費就造成美國雙赤字。從這個角度反過來講，美國大大佔了全球化的便宜，通過全球優質的產品，讓美國消費者佔了紅利，通過新興經濟體高速增長，讓跨國公司享受了價值窪地的紅利。這兩大紅利，通過美元資本的環流來實現。這是美國最大隱性的紅利，不反映在貿易赤字上的紅利。
中國現在不僅僅靠出口、製造實現國家競爭力的升級，還可通過進口擴大、通過市場開放和擴大，通過消費升級反過來倒逼市場升級和製造業的升級。因為更加優質化、更加個性化或更加高質量的消費品，可以讓中國本土企業不斷實現進口替代或實現產業追趕。這實際上一方面直接讓中國的消費者能夠享受到全球的資源和全球商品的紅利，另一方面也是對中國的企業和中國未來的公司是一種倒逼機制。就像中國加入WTO，是一種入世紅利一樣，中國市場開放同樣是開放的一種紅利。這是通過市場的開放，通過規則的開放，通過貿易的開放來實現的紅利。
2.通過倒逼的方式，因為打貿易戰、打產業戰、打高科技之戰，就會加緊整個產業向高端邁進的步伐。因為沒有一項核心技術完全是通過併購、通過買能買來的，但在這個過程中，又不能完全閉門造車、完全封閉。所以在開放中實現創新，在創新中實現國家競爭力的升級，是相互促進的過程。既要開放，但更多的是核心技術、核心產業要擺脫受制於人的局面。
《華夏時報》：特朗普政府的團隊是在系統地出牌，他們有完整的戰略，對嗎？
張茉楠：美國所有的戰略從來都是體系化的。美國從最開始的鋼鐵鋁到後來的301，到現在針對“中國製造2025”，以及未來有可能加大中國對美技術投資的國家安全授權法，包括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CFIUS）安全審查，一步步都有非常縝密和長期應對型的戰略儲備。美國產業界、美國官方、美國智庫，針對“中國製造2025”的遏制戰略，絕對不是特朗普任期才開始。在中國出臺“中國製造2025”規劃之後，美國產業界和政府就高度關注中國發展的規劃，包括原來中國提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中國創新政策，中國“十三五”規劃。美國人知道知己知彼才能百戰不殆，它對中國的瞭解要遠遠大於中國對美方一些產業政策和經濟政策的判斷和研究。包括301報告，長達幾百頁，足見是經過長期做了縝密調研、評估，包括根據美國國內法制定相關單邊制裁或策略。
特朗普絕對不是個別現象，也不代表特朗普自己。在美國，共和黨和民主黨，美國的產業界以及相關業界，對中國認知實際上已趨於一致，只不過在是不是打貿易戰的方式和策略選擇上可能有不同的看法。比如美國跨國公司可能更希望中國通過市場開放、通過一些制度化的變革來長遠或根本性的讓美國更獲利，而特朗普可能採取一種威逼利誘，或採取打貿易戰、談判的方式，讓中國妥協。但根本目的都是讓美國更獲利或讓中國發展模式符合美國的利益。而特朗普出爾反爾、反反覆覆，其實也是策略性表現，是為了通過抬高籌碼，更大限度來達到他自己的利益目標。
《華夏時報》：從戰略上來看，中國的應對智慧是不是也幹得漂亮？
張茉楠：重要的是避免戰略誤判，也要避免盲目自信。回顧上世紀日美貿易戰，日本經產省做過很深刻的反思，他們認為他們當年大大低估了美國對日本遏制的決心，那是一種重大的戰略性判斷失誤，是試圖通過妥協或通過利益讓渡平息貿易戰，儘管高科技市場開放了，然而美日之間的戰爭或美日之間戰略性的博弈並沒有避免。在中美貿易戰問題上，日本智庫學者也指出，還是應該堅持自己的國家核心利益，不應在重大利益問題上過度讓步。
中國的改革開放從來不是在美國威逼利誘之下或美國施壓之下作出的一種被動性的選擇，而是中國自己既定的一種戰略方向，是中國讓自己變得更強大的一種戰略性的選擇。
《華夏時報》：你能提出幾條應對之策嗎？
張茉楠：不能叫應對之策吧，僅提出一些原則性的建議。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避免戰略性誤判，汲取當年日本的教訓，不再對美國抱有任何幻想，不再認為通過談判或在施壓之下作出妥協就可換取中美之間平息或未來減緩貿易摩擦。因為它是一種歷史必然，也是未來的趨勢，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或不以中國不想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主觀願望為轉移。
其二，必須保持戰略定力，不應“美國出題，中國答卷”。美國出什麼題，我們就答什麼卷，或美國給出時間表，我們按照時間表被動反應，這樣有可能大大打亂中國自己的節奏，而且也有可能更大程度陷入美國設下議題的陷阱。因為很大程度上美國設定的議題，它的要價有可能在議題之外，看起來好像是這個議題，但目的更多實際上是更大的一種利益的要價。所以保持戰略定力，保持清醒的判斷，非常重要。
其三，“硬實力”是真正的實力。所有的戰爭，包括貿易戰、經濟戰、產業戰都是硬實力的戰爭，如果實力不強，永遠都要受制於人，永遠都被別人牽著鼻子走，永遠都會被別人設置議題，掉進議題的圈套。當前，全球步入大轉折、大調整、大混沌時期，深層次的政治經濟結構開始重組與再造。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包括中國經濟在內的全球經濟正在經歷著前所未有的重構和重組過程，各國競爭格局和未來潛在增長前景取決於向以技術進步或創新為主的增長模式轉型的程度和速度。在這樣的歷史大背景下，我們更需要歷史地、全面地、系統地理解“創新為本”這一戰略命題。要將“貿易戰”置於如何加快促進我國創新型經濟發展，推動從“經濟大國”邁向“經濟強國”、從“科技大國”邁向“科技強國”的大局之下進行通盤思考，長遠謀劃，將危機轉化為自身改革的強大動力，全面確立並深入推進“創新立國”戰略。
最後，在策略上，中國不可採取以牙還牙硬碰硬的策略，中國發展階段，包括中國實力，以及現在中國自己的籌碼還不足以作出同等性的反擊，而且很多產業確實我們都是受制於人，或者我們面臨挑戰性的風險，所以最大範圍的延緩中國的戰略機遇期，讓中國建立起更有利於中國發展的外部環境，中國才更有可能去自主或按著節奏去推進自己改革開放的戰略方向。否則的話，全面被美國拖入這場貿易戰或更大範圍的衝突的話，中國一定很難承受所帶來的損失，而且也有可能延誤中國自身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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