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02年起，周小川擔任了16年的中國人民銀行行長，直到2018年卸任。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央行行長，周小川任內的每一次亮相和發表言論，都很受人關注。即使卸任，他也在全球金融界非常受尊重。
6月14號的“2018陸家嘴論壇”上，周小川回顧了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他作為親歷者，採取的決策，以及他認為在監管層面，還有什麼沒有做到的地方。
周小川把這十年來做的事情概括為四個方面：
首先是採用經濟復甦政策來克服經濟危機的影響；
第二是在危機過程中通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來籌集資源，防止危機蔓延。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央行也在參與推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架構改革，參與影響全球金融規則；
第三是通過這次危機，推出了宏觀審慎的做法和政策框架。相比於微觀審慎更聚焦在控制個體金融機構的風險，以保護投資者利益，宏觀審慎更強調要防範系統性風險，維護金融體系整體的穩定；
第四是加強監管，尤其是對“大而不能倒”機構的監管，比如，先後明確了全球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特別是全球系統重要性銀行，然後針對它們設計風險方案。
但是周小川也承認，同2008年應對危機時提出的想法和政策相比，實際做的還有相當大的差距。一個原因是有些政策機制存在爭議，另一個原因是有些想要出臺的政策和機制和經濟復甦有一定的衝突。
周小川點出了五點他認為還需要做的事情。這些事，會對國際金融治理體系的改進和防範下一輪全球經濟危機有重要作用。“如果不做的話，真是沒有把握說下一輪危機會不會再來。”
第一是，“本次金融危機裡，金融體系中過多的順週期因素，或者說正反饋機制，容易使系統大起大落。” 儘管在宏觀審慎的政策框架中，引入了負反饋機制，以減少順週期性。但周小川認為，其實做得並不是太徹底，“經濟體系中仍然有非常強的順週期特徵、正反饋特徵，這個問題並沒有根本解決。” 所謂的順週期特徵，最典型的比如投資者的買漲不買跌。當經濟處於上升期時，大家預期收入、房價等都會上漲，因此也就更加願意去消費和投資，比如購買房產，從而進一步推進資產價格比如房子價格的上漲。再比如，公司在經濟上升期更願意借錢投資，銀行也願意放貸，但是在下行期，最需要銀行貸款和企業投資時，反而雙方都很謹慎。
第二點，周小川認為，大而不能倒問題，“大家都試圖解決但沒有解決”。所謂“大而不能倒”，指的是一些金融機構，由於規模過於龐大，一旦出現風險，會影響到非常多的投資者和其他金融機構，並且進而會影響到整個金融系統、整個國家乃至更大地區的經濟情況。
第三點，仍然有些衍生品發展過度。“這些產品可能過多地脫離實體經濟，變成金融市場玩家的炒作工具，最後可能會產生一些巨大的風險。”
周小川說：“金融工具、金融市場的交易要更多地為實體經濟服務。‘為實體經濟服務’的口號在世界上並不是喊得很響，中國2008年底提出這個問題，到2010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正式寫入金融要為實體經濟服務，同時用這個觀點來考察金融市場和金融產品。就全球來說，走得還不夠遠、不夠充分，以至最近又出現了一些純粹炒作性的、數字類、加密類的一些產品，跟實體經濟沒有什麼關係，但仍舊可以繼續炒熱。”
第四，這一輪經濟危機中暴露出來但未能得到解決的一個問題是，一旦出現危機，新興市場很容易受到不利的衝擊。周小川認為，這可能是由資本流動造成的。因為全球儲備貨幣是美元，一旦包括美國在內的主要經濟體發生危機，資本流動發生異常，會讓那些本來無關的新興經濟體受到衝擊。
第五是全球金融危機和國民儲蓄率之間的聯繫。2008年金融危機發生之後，當時的美聯儲主席本·伯南克曾經提出，美國之所以發生次貸危機，是因為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國家儲蓄過剩，結果大量資本流入美國，支持了美國人過度消費，導致美國人儲蓄率偏低。周小川說，不管這個說法是不是有爭議，都是值得深思的。
但是，包括歐洲和美國在內，危機過去已經十年了，這個問題仍然存在，“各個國家公共財政赤字、公共財政餘額佔GDP的比重，數字都不太樂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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