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博鰲亞洲論壇副理事長周小川發表演講。圖片來源：東方IC
以下為周小川發言摘編：
服務業發展存在歷史歧視
商務部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服務業佔GDP的比重為52%。從全球橫向比較來看，這是一個相對較低的數字，這說明我國服務業的發展還有巨大的空間，也是我們應對經濟增長下行壓力可以做出努力的一個重要方向。
按照我國現在GDP和國民經濟的發展狀況，服務業佔GDP比重可以提至60%，甚至更高一點，這個提升空間可能比其他許多行業更大。我們需要仔細分析原因，做一些理論上的思考，從而實現服務業更快速健康地發展，減少過去國民經濟對製造業依賴過多的情況。
我國作為從計劃經濟轉軌過來的經濟體，歷史上存在著對服務業的歧視問題。這是計劃經濟裡留下的問題。這種產業的偏向或者歧視來自於解放初期的統計方法，當時實行的不是GDP，而是“國民收入”。國民收入是前蘇聯體制遺留下來的，作為衡量經濟發展程度的指標，不包括服務業，認為服務業是不產生價值的。
如果要算GDP，要做很多折算，而這些折算有相當大一部分其實是不可靠的。因此，大家追求的目標就必然導致歧視服務業發展。這種歷史遺留的東西不可小視，雖然我們已經改革開放40多年了，很多東西都已經糾正了，但是這種歧視還在某些方面有所遺留。它涉及到人們所追求的最終目標是什麼、經濟發展追求的目標是什麼，也涉及到就業的選擇偏向。
另外，服務業還存在價格管制和難以統計的問題。理論上說，如果某個服務業的子行業，有一部分是被當作公共品，處於價格管制的狀態，另一部分是由民間所提供，這個行業最後的產出應該怎麼統計？根據聯合國統計委員會和IMF對統計的定義，就應該按市場一軌的價格統計，我們是不是真正能做到呢？技術上還是需要探討，還是有些做不到。
教育是服務業的一個大項，現在的小孩上各種各樣的補習班，而且好多是家庭式補習班，費用相當不菲，但統計起來也有問題。
在信息科技方面，大家享受到了很多信息服務，但這些信息服務有很多是免費的，當前對這些免費的服務應該怎麼統計？有的是真免費，有的是交叉補貼，比如從廣告費賺來的錢來補貼信息服務，這些都帶來了統計的問題。
如果存在價格管制，管的越多，可能你看見的暗渠道里的支付越大，有時候這存在一個互補關係。同時，它也可能帶來對第三產業的一種侵蝕。我們看到全國各個地方的發展戰略，有些地方主要的口號是提“重振製造業”。當然各個地方要區別情況來看，有的地方製造業確實有很好的基礎，而且有重振的機會。但我們也要稍微推敲一下，是不是還有傳統經濟遺留下來的所謂產業偏向問題。
同時我們也看到，中國作為全球製造業強國，我們的服務貿易是逆差，而且這個逆差數字比較大，上升也比較快。當前全球正在進入貿易談判、WTO改革，強調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貿易秩序。服務貿易是現代貿易談判裡的若干問題的焦點，因此這個問題是值得進一步研究討論的。
服務業生產率統計難 GDP結構轉型被低估
過去我曾經提過一個經濟學理論，叫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這一理論認為，在經濟增長率越高的國家，工資實際增長率越高，實際匯率上升速度也越快。當貿易產品部門生產率迅速提高的時候，該部門的工資增長率也隨之提高，所以儘管在非貿易部門生產率提高也許並不大，但這些其他行業的工資也會以大致相同的比例上漲，從而引起非貿易品對貿易產品相對價格的上升。如果我們假定貿易產品的價格水平是一定的，這種相對價格的變化在固定匯率情況下會引起非貿易產品價格上漲，進而引起總體物價水平的上漲。如果為了穩定國內物價而採取浮動匯率，就會引起匯率的上升。所以，無論何種情況，都會使實際匯率發生變化。
所謂匯率決定理論，其中有一個說的是可貿易品和不可貿易品的比價關係，這個比價關係決定匯率，這是一種解釋。當然匯率的解釋有多種，也有一種從國際收支平衡，也有人說商品的綜合評價比較決定匯率。但巴拉薩·薩繆爾森效應裡涉及到這樣一種匯率的觀點，同時涉及到在勞動力流動的情況下，在服務業生產率沒有提高的情況下，工資也照樣上漲。雖然大家說GDP是實際的，不是名義的，但從實際統計來看，大量服務業在這個過程中進入了GDP。所以我們也可以看到，發達國家和一些新興市場國家在經濟上升過程中，服務業比重都提高得非常快，可以說是驚人得快，中國也許也將會進入這樣一個階段。
著名經濟學家馬丁·費爾德斯坦曾經專門討論過一個問題，服務業的國民賬戶統計是存在很大問題的，理論上說GDP統計應該反映生產率的變化，但是服務業很難反映，這跟我們的觀察有很相近的地方。我記得2010年G20在韓國召開，我們在韓國的時候發現韓國餐館的忙閒程度跟中國餐館差不多，一個人能夠管幾十個人吃飯，但它的菜單很簡單，塑料薄膜壓的一頁紙，有的餐館好點，正反面，有的還帶照片。中國的餐館菜單都是一本，幾百種菜都能做出來，而且寫得密密麻麻。生產率怎麼樣呢？中國餐館的服務人員平均工資每個月2000元，在韓國是2000美元，而且很多城市晚飯沒多少人吃，主要是中午。該如何解釋這種現象？一種回答主要看顧客是什麼類型，如果顧客都是三星、現代的職員，收費就可以比較高，自己收入也可以提高。顧客收入越高、肯付的錢也越多，就像你去理髮，一個月掙50的時候，你可能只願意掏幾毛錢去理髮，如果現在是5000元的月收入，可能也願意拿出1%左右的錢去理髮。如果衡量理髮員的效率，不考慮質量上的差別，投入品的差別，可能你會發現生產率變化是相對不太大的。
這種解釋有什麼意義呢？因為上述情況有可能造成低估GDP，也可能造成了我們對服務業生產效率提高的低估，因為絕大多數生產率提高必須用名義生產率來衡量，有可能會抑制我們對GDP結構轉型的估計，這種情況還會導致對城鎮化重要性的低估。因為我們知道，城鎮化在很大程度上給服務業的發展提供了更大空間，如果大家都住在農村，很多服務業確實沒有太大的發展條件。同時，也會低估投資回報率。因此，這方面還是有很多問題需要研究的。
還有，我們當前的國際收支平衡和匯率也受這個因素影響。國際收支平衡，服務貿易的赤字數量比較大，究竟是什麼原因？在多大程度上對我們的匯率產生影響？也就是說，有些政策需要進行深層次的調節，扭轉過去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一些模糊的概念或認識，這樣有助於服務業的深入發展。
金融服務業GDP佔比過高了嗎？
大家可能希望我講一點金融，把金融作為服務業的一個例子稍微提一下。金融作為一種服務業，它在GDP的比重大概佔多大合適？比重高了，可能是一種泡沫；比重低了，就說明金融深化不夠，金融服務業還可以發展。中國金融服務業佔GDP的比重今年在8%左右，每年情況略有不同。有時候季度統計結果可能給人一種結果不準確的印象：比如2018年一季度的時候，金融服務業佔GDP的比重超過了10%，有人對此很擔心。實際上，統計金融服務業GDP佔比只能靠“收入法”，只有“收入法”算得比較準。從供應角度來講，比如收貸款利率，必須考慮到對方還有一部分利息付給存款者了，這部分需要扣除。但金融服務業的多種多樣令這種扣除變得非常困難。在季度性統計中，我們一般沒有用“收入法”核對，只是按照去年年底金融業的產值，乘幾個係數，有時候選M2增長，有時選股票市場股指。這些係數很容易不準確，因此算不準是有具體技術上的原因。
金融服務業供給能產生哪些價值？有支付類、存貸款類、交易類（比如幫助大家買股票、債券、理財產品）、顧問類及其他（投資顧問、理財顧問）。不難看出，金融服務業佔GDP的比重很大程度跟一個國家的儲蓄率有關，儲蓄率越高所需金融服務越多。沒有儲蓄或者儲蓄率很低的國家，沒什麼存款也就做不了多少貸款，沒什麼儲蓄也就不會有人買股票債券或進行其他交易，自然也不需要理財顧問了。當然這是極端的例子。十年前，中國的儲蓄率達到50%左右，現在降了一點，仍有45%左右的國民儲蓄率，屬於全球最高。既然儲蓄率高，就需要更多存款、貸款、理財、投資、顧問等服務。所以一定要看到中國金融業的發展，一定程度上會與儲蓄率相關。當然哪個國家都需要有支付服務。任何一個國家，哪怕其國民習慣於發了工資馬上就花，這樣的情況即使不需要多少儲蓄服務，也會需要支付服務。然而支付服務佔整個GDP的比重，最多不會超過2%。比如中國佔GDP8%的金融服務附加價值，支付服務可能貢獻了不到2%，其他是跟存款、貸款、金融市場投資、交易、顧問及其他金融服務有關的業務貢獻的。
因此，我們說金融業和實體經濟是一對共生關係。這並不是說金融服務業佔GDP比重提高到10%，對服務業發展是好事。我們更應關心，佔比提高是不是意味著泡沫化，意味著自我循環或是脫離實體經濟？這個擔心是有必要的，關於這一點但還要做深入分析，不能一概而論。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後，美國很快出現了“佔領華爾街運動。在這場運動中，大家關注的焦點是收入分配的效果。其實我們也可以從另外的角度來看這個問題。金融業的發展，從商業銀行角度來看，內部有一個經濟核算，儘管我們非常重視零售業務，例如中小戶居民的業務。但銀行在中小戶身上賺不到錢，真正賺錢的是佔比約為10%到20%的大客戶。這有點像坐飛機，七八十年代的時候，飛機票價進行了重大改革。航空公司賣機票，主要賺得是頭等艙和公務艙的錢，公務艙賣完後再賣經濟艙，經濟艙可以降價，因為高價機票已經把錢都賺回來了，剩下的經濟艙就算補給旅遊業發展了。從這個角度來看，金融業在某種程度上也起到了調節收入再分配的作用。
所謂調節收入再分配的作用，一個做法是住房抵押貸款，它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起到的作用將越來越大。因為高收入的人存錢多，低收入的人借錢多，特別是高收入的人買房直接拿現金，低收入的人必然要依靠抵押貸款，這也是一個收入再分配的過程。當然這在統計上是不計入基尼係數的。從整個社會來看，大家有沒有自己的住房，住房是否宜居，這實際上是一個非常明顯的社會福利和財富分配的分配效應問題，在這種分配效應中，住房抵押貸款大幅度提高了分配效益。
補充一點，從金融角度看，我們確實看到一個缺口。統計局做統計的時候，會具體到每個家庭看支出：比如某家庭在教育上花了多少錢，在醫療上花了多少錢，交通上花了多少錢。金融統計雖然對支出方向並不敏感，但可以比較清楚地看到家庭統計裡的支出結構。一般而言，像醫療、教育等方面的實際家庭支出會大於統計局統計的支出水平，這樣會導致統計口徑不統一的問題，可能反過來影響我們的經濟分析以及發展戰略的方向和對策制定。
科技發展與服務業的發展有很大關係，我國比較強調所謂IT產業對工業現代化起到的作用。從分工來講，我們也是把工業和信息放在一個部門，過去叫信息產業部和經貿委，合起來叫工信部。我們在各種文件中特別強調IT對於傳統工業改造和新興工業的作用。但實際上運用IT範圍最廣、成果最突出的是服務業。
我們究竟是希望鞏固就業在第二產業中所佔比重，還是更加希望未來就業更傾向於服務業？還有一個變化跟老齡化有很大的關係，由於老齡化問題，人均壽命提高了，醫療費用大幅提高。醫療費用分為三個方面：藥、設備（檢驗和治療設備）和診療。我們會發現，隨著老齡化程度加深，這方面的支出會越來越多，但在中國支出的比例約佔多少？多年來，從統計年鑑上看到的支出比例是5%左右，進行國際比較，發現各個國家差別很大。用生產法和支出法算出的GDP佔比還不一樣。生病吃藥，藥物生產作為製造業又計算了一遍；各種醫療設備在生產方已經統計過了，但現在有很多設備是進口的，使用時應該支出的是折舊費。因此，即便5%的數字有道理，這也表明我們還有很大的增長空間。
服務業投資空間潛力大
關於服務業市場準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雖然貿易談判也談到這個問題，但更多的要從國內的角度看。我們有一些產能已經過剩，所以要去產能，要發展新的產能，新的產能就要有人投資，這個產能可能在服務業，服務業有空間，有人去投資，但是不是允許你投資，是否允許私營企業投資，投資的時候有沒有一些附帶限制，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也就是說，當前很多民營企業家感到在製造業投資已經投不出去，因為既有產能過剩的現象，也有整體投資的機會在減少的因素。對這些企業家而言，一種可能性是投服務業，服務業也有一些比較飽和的部分，比如餐飲，但也有好幾個空項，如果他有意投這個空項，但卻不讓他投，這樣就是減少了投資的機會。也許有人說國內投不了就投到國外去，確實有一些服務業的發展是考慮到產業發展和國家安全之間的關係，產業發展和安全之間有一個平衡，這個平衡能夠使我們權衡在多大程度上支持具體產業的發展，從而穩定GDP的增長，在多大程度上考慮安全，很難用一個絕對的標準來劃分。
總體而言，服務業是有大的空間的，前提是可貿易品生產效率提高，它可以帶動服務業的增長。服務業發展是我們經濟結構轉變的重點之一。要想發展好，要消除傳統計劃經濟以及過去統計體系遺留下的對服務業的歧視，和涉及到這種歧視的管理方式。要認識到不可貿易品價格存在的規律，要減少對價格的過度管制，要關注科技發展所產生的影響，給服務業發展創造更好的條件。要關心服務貿易，關心服務貿易涉及到的服務品價格以及涉及到的匯率問題。也要關注統計，以及統計上可能產生的不準確的現象。
總體來講，我們要面對結構轉變的挑戰，在這個過程中，提供更多的分析、研究、思考，為服務業進一步發展在國民經濟中做出重要的貢獻提供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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