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知远画像
在后晋与契丹鏖战的五年中，除了刘知远之外，还有不少准备火中取栗的野心家，企图援引契丹，复制石敬瑭称帝经验的杜重威就是一个。拥兵十万，投降契丹的杜重威在刘知远进入中原之际，正屯兵于魏州。
刘知远在汴京即大汉皇帝位之后，令杜重威移镇归德（今河南商丘南），与原高归德节度使行周对调，杜重威抗命不从。刘知远即以高行周为都部署，同时任命吐谷浑酋长慕容彦超为副，率军讨伐魏州。
魏州防守严密，杜重威誓死守城，汉军日久无功，刘知远恐生他变，亲自来攻，死伤甚巨，刘知远见强攻不克，多次遣人招降杜重威，承诺决不加罪于杜氏。魏州孤城久困，粮尽弹绝，十一月二十七日，杜重威出城投降，刘知远也算言而有信，没有杀杜重威，还册封其为检校太师、守太傅、兼中书令、楚国公。
后汉政权
魏州杜重威的屈服，意味着刘知远平定了中原地区，基本继承了后晋原有的势力范围。刘知远胜在马上，但不能治于马下。无论是在藩镇之时，还是后来入主汴京，刘知远对于士人，都表现出极大的蔑视，缺乏一个枭雄应有的智慧。
刘知远，不论在藩镇时，还是在建国后，对士人都极鄙视。刘知远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朝廷大事，勿问书生”，疏远排斥士人学者，使得后汉政权的武夫化现象极为严重。史称刘知远“急于止杀，不暇崇仁”，揆诸史实，绝非虚论。
五代乱世中武夫军阀杀人越货，借以获得财富，解决军需供应问题，是一种常态，刘知远在河东藩镇期间亦不例外。开运三年(946年)，身为河东节度使的刘知远，发兵“诛吐浑大首领白承福、白铁匮、赫连海龙等，并夷其族凡四百口”，目的只是为了夺取其部族财富，“盖利其孳畜财宝也”。
乱世武夫
为了积累军事实力，刘知远在河东时，大聚甲兵，需用大量牛皮。因此，禁牛皮不得私相贸易及民间盗用，规定民间如有牛死，即时由官府收纳牛皮，犯令者死。如果仅仅是一河东节度使，刘知远对于牛皮物资的垄断，以及动辄死刑的严刑峻法，只是为了积累起兵资本，那么，君临中原之后，就应该有所变通。
后汉政权建立后，三司奏请依照河东旧例，在全国范围内施行禁牛皮法。刘知远不懂得时移制异，居然接受了这一不切实际的请求。当时，上党民众犯牛皮法者二十余人，“狱成，罪俱当死”。昭义镇的判官张璨，向刘知远进谏，认为这二十余人不应处死，实属冤狱。张璨直陈苛法的本质，认为从藩镇到帝王，刘知远必须要做出转变，“主上在河东，大聚甲兵，须藉牛皮，严禁可也；今为天下君，何少牛皮，立法至于此乎！”
张璨的犯言直谏并未换得刘知远的幡然悔悟，反而让这位武夫皇帝怒斥道：“昭义一判官，是何敢如此！”甚至还想杀掉张璨。最终太师冯道冒死进谏，称张璨“以卑位食陛下禄，居陛下官，不惜躯命，敢执而奏之，可赏不可杀”。刘知远才稍作让步，赦免上党民二十余人死罪，“犯牛皮者贷命放之”，而张璨则因“体事未明，执理乖当”的罪责，落职去官。
《旧五代史》
从张璨事件看，刘知远非但嗜杀，而且气量狭小，绝非人君作为。刘知远的“止杀”是“以杀止杀”，未能“崇仁”并非是“不暇”，而是不想。经历了后晋与契丹连续五年的战争，中原民生凋敝，民众生活极端困难，所以出现了“盗贼”遍地的现象，其实不过是良民求生而已。
如果是有为明君，应该是软硬两手，采取有效措施，招抚流移，解决流民“盗贼”问题，恢复发展经济。但是，只知“以杀止杀”的刘知远却企图用严刑酷法来消饵“盗贼”现象。天福十二年(947年)八月，刘知远“诏天下凡关贼盗，不计赃物多少，案验不虚，并处死”。如此治理，怎能消弭盗贼呢？
为了垄断利源，刘知远的后汉政权还推行了五代历史上最严格的的物资专卖制度，“民有犯盐、矾、酒曲者，无多少皆抵死”。在这种极端与民争利的经济政策执行过程中，又造成“史缘为奸，民莫堪命”的悲惨局面。
《新五代史》
刘知远为人残酷，缺乏仁慈之心。无论是作为镇帅，还是作为国君，刘知远都喜欢任用一些一些酷毒类已的人。譬如，左都押牙刘铢“性惨毒好杀”，但却被刘知远以“勇断类自己”，而“深委遇之”，加以重用，后汉政权建立后，刘铢被授以永兴军节度使，加同平章事。
又如以“术数风云之事”而见用的任延皓，在后晋之时，因刘知远的“慰荐之力”而历任太原椽，交城、文水县令。任延皓为官之时，不仅“聚敛财贿”，而且“诬告县吏结集百姓，欲劫县库”。但是刘知远偏偏听信任延皓，“遣骑军并擒县民十数，族诛之”。更有苏逢吉、史弘肇等酷吏，也深受刘知远宠遇，高居要位。
正是因为刘知远的性格和为政作风，形成了后汉苛法深酷、“刑罚枉滥”的政治文化，其最终国祚短暂，很大程度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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