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在宋仁宗时期，文人政治发展到后世无法企及的高度。范仲淹、欧阳修、包拯、韩琦等名臣成为这一时代舞台上的主角，司马光、王安石、苏轼、苏辙也在宋仁宗朝崭露头角。
当然，历史发展并不总是符合理性逻辑的，北宋文人社会的和谐，并没有保持很长时间，最终成为历史上的“昙花一现”。每当人们回忆起“庆历士风”，心中都有一丝复杂的感情。
包拯剧照
宋仁宗为当时和谐文人社会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宋仁宗是个有着极强角色意识的君主。他时刻关注着自己的社会形象，使自己尽量符合公众的要求，这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情。在封建专制的体制下，一个理想文人社会的形成，很大程度上还要取决于君主的素质。
宋仁宗的个人素质，直接影响了他的执政风格和政治素质。他虚心纳谏、鼓励直言，使文人的参政意识增强，他恢复和设置了殿中侍御史里行、监察御史里行等职位，从政治制度方面保障了士人表达反对意见的权利。
苏轼剧照
庆历三年，王拱辰任御史中丞期间，遇到事情敢说话，从不畏惧权贵，得到了宋仁宗的赞许；王素、欧阳修、蔡襄等人“言事不避，并改章服”；在欧阳修出外时，宋仁宗也曾鼓励他不以内外为念，要积极向朝廷建言。
由此可见，宋仁宗对台谏之臣有着极大的期待和好感，他虚心纳谏的形象被后世所接受和认可。正是宋仁宗的这种姿态，为当时和谐文人社会的构建，奠定了基础。
宋仁宗对文人和文官制度表现出的尊重，在宋朝君主中很少见
纵观宋仁宗朝的大臣， 大都能做到“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而忧其君”。而后来的皇帝执政时，很少再见到如范仲淹这样的实例。
范仲淹剧照
范仲淹在千古名作《岳阳楼记》中提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精神，成为庆历士人政治伦理的标志。
宋仁宗对文人和文官制度表现出的尊重，在宋代君主中并不多见，这成为后世文人政治的美好记忆。正因如此，有人把北宋庆历年间和唐朝之贞观、开元年间，当作君臣关系最融洽的美好岁月。
苏辙应制举，在文章中攻击当局。是否录取苏辙引起考官们的争议，但宋仁宗说：“求直言而以直弃之，天下其谓我何！”他坚决主张录取。
宋仁宗剧照
这件事情，一方面说明宋仁宗十分在意自己的形象，另一方面也说明他具有优秀政治家的胸怀和涵养。宋仁宗的一言一行，深刻影响了文人、士大夫阶层的心态。
宋真宗使北宋失去了除旧布新的最好时机
反观宋仁宗的父亲宋真宗，他在北宋各位皇帝中受到了仅次于宋徽宗的责难。他十多年的装神弄鬼，消耗了国家的大量财富。更严重的是，他并未能对宋初立国之时存在的弊端加以变革。
这一时代本来是有可能大有作为的时代，因宋真宗的个人素质，使北宋失去了除旧布新的最好时机，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宋仁宗剧照
有关宋真宗和宋仁宗这对父子，还有一则有趣的故事。宋仁宗的亲生母亲李宸妃曾在寺庙当尼姑，后来因为机缘巧合进了皇宫，开始伺候宋真宗洗漱和起居。
皇帝见她美貌，便宠幸了她。第二年，李宸妃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后来的宋仁宗。因此有很多学者认为，李宸妃和她的儿子宋仁宗，都是改写宋朝历史的人，宋仁宗成年后成为宋朝少见的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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