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奇幻货币改革，60亿只能买几十粒大米，老百姓都拿来点火
1948 年，国民党政府在军事战场上接连失败，实际控制的区域日益缩小，加之军费开支日益增加，民国政府财政经济无以为继，只能开动机器疯狂印钞，弥补巨额的财政赤字。不考虑其他后果，导致法币快速贬值，实际购买力急剧下降。为了挽救危局，蒋介石孤注一掷，决定实行币制改革。
1948年8月19日推出了一种新的货币：金圆券。金圆券的发行，并未能挽国民党政府于既倒，反而加剧了当时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危机，加速了国民党政府的倒台。
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国民党开足全国的印钞机器，拼命印制货币，但这些措施对于已经决堤的大坝，完全无济于事。金圆券一出手就多发了18亿元，这无疑是在制造更大的通货膨胀。金圆券投入流通之后，其贬值的速度远快于法币。金圆券的面额由50元、100元、500元，迅速发展到1万元、10万元，甚至有50万元的。
其发行量也迅速激增，1948年11月为33.94亿元，到1949年4月便激增至1612.4亿元，半年间整整增加了近50倍。金圆券成为一种催化剂，它使得通货膨胀成为一匹脱缰的野马，在我国现代史上上演了令人惊骇和难忘的一幕。
1948年通货膨胀陷入恶性时期，武汉解放前夕，“金圆券”如同废纸一样，在商店的玻璃橱窗上出现了用钞票贴作宣传用的文字和图案；在居民住房中出现了糊满钞票的墙壁；在儿童的玩具中出现了用钞票折叠的玩具，使用钞票甚至比使用纸张还要便宜。
当时有人作了具体的计算，假若用“金圆券”购买商品，那么，便会出现这样的奇迹：购买一个大饼用的1元券有120斤重；用28寸皮箱装满两箱1元券，才能寄发一封平信；购买一担煤球用的1元券重达6 000斤；用4吨半的卡车装满十几车的1元券才可以购一石大米。
据有关资料统计，在1937年到1949年的12年里，上海的物价上涨了368000亿倍，人们生活必需品的粮食的价格则上涨了476000亿倍，货币的购买力直线下降。1937年100元法币可买到两头牛，1938年尚能买一头牛，1939年能买一头猪，1941年能买到一袋面粉，到1943年还能买到一只鸡，到1948年金圆券发行之后便只能换来几粒大米。
上海的白粳米，1937年6月每石为法币11.05元，到1949年5月每石价格上涨到金圆券44000万元，相当于当时法币的1320万亿元。物价的上涨使得老百姓手中的钱等同于一张废纸，甚至还抵不上一张废纸。
据湖南长沙的《小春秋》晚报记载，在解放前夕，浏阳东乡的一位农民在长沙太平街一家商号买了20斤皮棉，装袋时他发现棉花里有一捆钞票，便一声不响地把钞票装进了麻袋，自以为发了一点小财，暗暗欢喜。没想到，回家后用秤一称，那捆钞票的面值还抵不上棉花重量的价值，真是令人哭笑不得。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上街买东西，不得不携带大捆大捆的钞票，有的甚至用车子装运，以致成为当时一道奇特的风景线。在有的地方，100元面额以下的纸币由于毫无价值，只能被作为废纸卖给收废品的，其价格仅是废报纸的四分之一。
货币的购买力完全化为乌有。由货币贬值到物价上涨，再到印制发行货币，继而又进一步导致货币贬值，由此形成一个恶性的怪圈。身陷怪圈不可自拔的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开足机器印制钞票，甚至还请美国等帮助印刷，钞票越印越多，面额越印越大。大钞面额竟达到100万元、500万元。
1949年5月，新疆省政府还曾发行了面额为60亿元的钞票，成为世界上面额最大的钞票，可当时它的实际价值只能买到70粒大米或一盒火柴。当时民间流传有不少歌谣，比如一首歌谣为：“如今什么都值钱，只有法币顶讨厌；一捆一扎又一包，去买几根棉纱线。如今什么都涨价，只有法币顶尴尬；一斤小票两千块，好像叫卖黄泥巴。”
又如另一首歌谣为：“大街过三道，物价跳三跳；工资像团雪，放会儿就化掉。”这些歌谣生动记述了当时物价暴涨、货币急剧贬值的情形，深刻揭示了当时劳动人民的悲惨生活境遇。国民党政府至此已经完全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它的倒台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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