銅漏壺,銅器,漢代,通高10.5釐米,流至鋬(pàn)長20.5釐米,壺身直徑9.8釐米。2011年河南博物院徵集。
該漏壺有蓋,蓋頂正中有半環形小鈕,蓋邊下豎折,左側折邊延伸出長條狀連軸與器口邊壁延伸出的兩豎條狀鈕連在一起。器身圓口,平頂,直壁,三獸狀足。器壁正前方有半弧狀豎筒與其連鑄,上有半圓形蓋與器頂正前方的豎條狀鈕連在一起;器頂正後方在與器壁結合處有近方體豎管,中空至器內,左右兩側壁各有一圓孔;器壁正左側下方與器底結合處有錐狀流,中空至器內底;器壁正右側上部與頂交匯處有鋬,近端上側高出器頂,下端連接器壁且有內凹槽連通器內。遠端連接一圓環。整體似筒狀,素面無紋飾。
就青銅器而言,到漢代時,已經失去了三代銅器氣勢恢弘的造型和華麗精美的紋飾,變得樸素無華。該器處在漢代這個大的歷史背景之下和其他該時期的銅器一樣,具有同樣的歷史命運。但是我們若能靜下心來仔細觀賞它,卻會發現它不只帶有漢代銅器的基本特點,更具有很多意想不到的精美之處。
第一,器蓋放棄此前銅器蓋、身多用的鏈連式而採用軸連式。漏壺的主蓋和正前方副筒的副蓋皆採用軸連方式將蓋和器物主體連接在一起,這種方式大大增加了蓋與器身的鏈接牢固性能。通過主蓋中間的半環形小鈕或者蓋邊上下用力可以提起或扣合器蓋,但蓋始終與主器在同一方向上運動。而此前器蓋與器身需要鏈接的多采用鏈連方式,由於鏈子的多方位活動性,致使蓋與器身分離時會產生多方位的不定性晃動,從而有可能會導致器物碰撞損壞。這一簡單的改變不僅僅是對蓋與器身鏈接方式的一次簡單的變化,而是通過固定開、合器蓋的作用力方向來增大蓋與器身牢固性能、防止碰撞損壞的一次科學的革新。
第二,鋬多功能化。鋬作為器物的一部分,主要的功能就是為了方便提拿器物。該器的鋬也如其他器物的一樣置於器物的右側。但是該器鋬卻有多樣功用。首先,鋬遠端為一扁環。該環的設置使得漏壺在不用保存時有了可掛置或懸系功用;其次,鋬近端有一凹槽,凹槽的設置,使在拿握該器時手部更容易著力,大拇指扣入凹槽更便於握穩器物,不宜讓器內液體灑漏;再次,凹槽與主器內部相通,可做受水的通道,這一現象使得該器的功用增大,既可以做單體洩水型漏壺,又可作多級受水型漏壺。
第三,增設放置附件的副筒。在該漏壺的正前方連鑄有一多半圓狀副筒,該筒上有與主體器蓋一樣的軸連式半圓形器蓋,下底與主器器底在同一平面。筒體內為獨立空間不和主體內部相通。副筒內部高度與主體器身內部一致,故推測此副筒應是放置帶有刻度的箭和箭舟等附件。因箭和箭舟用木質等較輕材料製作,容易腐沒,現在副筒內已無實物。該副筒的設置既增添了整體的美觀度又延伸了器物的功用,使箭和箭舟不用再另設裝置保存,縮減了漏壺使用後保存環節,避免了因漏壺和箭與箭舟分開保存容易丟失的問題。
第四,形象生動的三足。三獸足形態一致,皆做半蹲臥狀。頭下傾狀,頭頂豎耳朝前,雙目圓睜,兩頰內凹,兩鼻孔清晰可見。雙臂彎曲置於頭下,似有支頭之意。腿彎曲做半蹲狀,雙足各分三爪。整體看,該獸憨態可掬,頭微下傾置於雙臂上,半蹲著像在思考或等待,十分可愛。
總之,該漏壺造型別致,設計巧妙,雖無精美紋飾,卻不失秀美之氣。蓋、身軸連式結合方式和鋬部的凹槽設計都隱含有科學的力學原理;凹槽內與主體連通的構造,從表面上看可以將受水孔隱藏,達到該壺可做單體洩水型漏壺的目的,同時又能隱藏起可做多級漏壺一級的功用。當然這一功用的存在,不僅能證明該時期已經出現有二級甚至多級的受水型漏壺,而且更能說明該壺是單體向多級發展中具有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足部形象生動的構思,體現了製作者高超的藝術水平,雖無三代青銅器上的誇張造型,卻有靈魂附體般的思想內涵;另外,插箭的方孔開在器頂的正後方也是該壺的特色之一,一般而言,箭孔多開在器蓋的正中間。
比較研究
關於銅質漏刻一類的計時器物,目前的資料屈指可數:文獻記載的有北宋呂大臨《考古圖》著錄的漢代丞相府漏壺和容庚《頌齋吉金圖錄》著錄的漢銀錯車馬銅漏;考古發現的有四件,皆是西漢時期遺物;傳世的有國家博物館藏元代三級漏壺、故宮博物院藏清代康熙獸耳八卦篆銘刻漏壺和嘉慶四年的四級漏壺等。本文僅對漢代的6件器物加以介紹,以期能對我院新徵集的漏壺有更加全面的認識。
丞相府漏壺,北宋呂大臨《考古圖》記載的丹陽蘇氏之物。其中有考釋:“右不知所從得,高九寸有半,深七寸有半,徑五寸六分,容五升。蓋銘廿有一字。”銘文為:“廿一斤十二兩六年三月己亥年史神工譚正丞相府。”書中另有按語:“按此器制度,其蓋有長方孔,而壺底之上有流筩乃漏壺也。視其銘乃漢器也。”
漢銀錯車馬銅漏,容庚著錄《頌齋吉金圖錄》 中記載。圖錄中附有考釋:“壺銀製,通蓋高四寸九分,器高四寸二分。深三寸七分,口徑一寸五分,唇廣一分半;蓋高八分。深六分,口徑一寸五分,唇廣一分半,流長八分,口徑三分半,唇廣一分。蓋有長孔,三足作馬蹄形。色灰黑,銀錯花紋,復畫金線於花紋之上,蓋頂為鳳鳥之紋,旁作二獸兩鳥,夾以花草,器紋凡三截:上截一人撫琴,一人坐而聽之,後有二走獸相馳逐;中截二馬車奔馳,一駕四馬,一駕五馬,與吳朝陽裡鏡紋相似;下截前供花果,後一人端坐,左右各有長辮,怪獸跪而侍之。形制與《考古圖》所載丞相府漏壺相同。而小其半,未審何用也。”
滿城漢墓銅漏,1968年河北省滿城西漢中山靖王劉勝墓出土,現藏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圖十)。該銅漏“作圓筒形,下有三足,通高22.4釐米,壺身接近壺底處有一小管外通,小管已殘斷”。壺蓋上有方形提樑,壺蓋和提樑有正相對的長方形小孔各一,作為穿插刻有時辰的標尺之用,壺中的水從小管逐漸外漏,標尺逐漸下降,可觀察時辰之變化。”
興平銅漏,1958年陝西興平縣西漢墓出土,現收藏於茂陵博物館。該壺“圓筒形、素面、上有提樑蓋,下有三足,壺底端突出一個水咀。通高32.3釐米,壺蓋直徑11.1、蓋沿高1.7釐米,提樑梁高6釐米,梁和蓋的中央有正相對應的長方形插尺孔各一個,長1.73、寬0.5釐米,用以穿插有時辰的標尺。壺身口徑10.6、高23.8釐米,壺咀長3.8、口徑0.25釐米,其內徑圓筒形,外為圓柱形,與壺壁連接,呈漏斗狀,水即從此咀水平流出。此外,在筒內出水咀處,有一緊貼在筒壁上的雲母片,直徑約4釐米,呈不規則的圓形。”
千章銅漏,1976年在內蒙古伊克昭盟杭錦旗沙丘內偶然發現的,現藏於內蒙古博物院。“通高47.9釐米,壺身作圓筒形,壺內深24.2、徑18.7釐米,容量6384立方厘米。近壺底處下斜出約25°的一斷面圓形流管,管上面斜長8.2,下斜7.2,根徑2.4、端徑1.8釐米,近管端處有一週凹槽,管端有徑0.31釐米的小圓孔。壺身下為三蹄足,高8.8釐米。壺蓋高3、徑20釐米。蓋上有雙層梁,通高14.3、邊框寬2.3釐米。自蓋頂至第一層梁距6.5釐米,第一層梁厚0.9釐米,自第一層梁至第二層梁距6.1釐米,第二層梁厚0.8釐米。壺蓋和兩層梁的中央有上下相對應的三個長方孔。用以安插沉箭,蓋孔為1.75×0.9.第一層梁孔為1.8×0.93,第二層孔為1.9×0.97釐米。壺蓋重2千克,壺身重6.25千克,全壺共重8.25千克。”壺內底鑄陽文“千章”二字,壺身外表陰刻“千章銅漏一,重卅二斤,河平二年四月造”。二層樑上陰刻“中陽銅漏”。
鉅野銅漏,1977年山東鉅野縣紅土山西漢墓出土。現藏於鉅野縣文化局。“器作圓筒形,素面。高79.3、口底直徑各47、壁厚0.7釐米。重74千克。腹中部飾有兩個對稱的銅環,環直徑11.5釐米。距器底5釐米處有一圓孔,孔周外壁捎厚方形,另鑄一筒形杯狀器,長5.8、口徑4.8、底徑3.3、底壁0.3釐米,甚是光滑。筒形杯狀器由筒形器內壁插入圓孔,橫置,口在筒形器內,有銜接痕跡,底在器外。筒形杯狀器與器孔外壁渾然一體,甚是牢固。筒形器一側近底部的外壁有修補痕跡二處,附不規則的銅板二塊,用銅汁澆灌連合;器身還散見多處修補的小方塊狀痕跡。”
從上文六件漏壺來看,可分為兩種類型,丞相府漏壺、漢銀錯車馬銅漏、滿城漢墓銅漏、興平銅漏和千章銅漏為單體洩水型漏壺一類,造型基本相似,皆為直壁圓筒狀,提樑連蓋,蓋、梁皆有置箭方孔,近底側壁帶流,三矮蹄足;鉅野銅漏為另一類,形體較大,斜壁筒狀,無樑和蓋,近底側壁有流,無足,通體素面。
從此壺的造型來看,應是一隻給水壺。河南博物院藏漏壺與丞相府漏壺等五件漏壺相比較,不同之處是改提樑為鋬,加設副筒藏箭和變正中開孔置箭為側頂開孔置箭。但此幾處不同並未改變單體洩水型漏壺各部位的功用,故該壺可做為單體洩水型漏壺。然值得注意的是,鋬部凹槽內通主體器內,這一特點為其他五器所不具有。因該孔至於器物上部鋬內,可做為受水孔使用,據此又可認為該器又能做多級受水壺中的中間一級。而多級受水壺考古發現的只有鉅野漏壺,作為給水壺,它下方最少應有一隻受水浮箭壺,是否還有中間一級無法考究;文獻記載東漢時期張衡使用二級漏壺是最早的多級漏壺記載。由此來看,河南博物院藏銅漏壺雖具有西漢時期單體漏壺的特點,但它可作為二級甚至多級漏壺的一級特徵證明,其應是東漢時期的遺物。該漏壺是目前發現的漏壺中既可做單體洩水型漏壺又可作多級受水型漏壺的唯一一件。作為中間一級漏壺,它直接可以證明多級漏壺在此時已經開始使用,是研究漏壺計時發展史十分重要的實物材料。
張俊儒,男,吉林大學博物館學專業學士,河南博物院藏品管理部館員,主要從事夏商周青銅器的研究與鑑定。
閱讀更多 河南博物院 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