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9.14 龍泉窯瓷器在蒙古四大汗國之伊利汗國的發現

1206年,孛爾只斤·鐵木真(1162~1227)在斡難河召開“忽裡勒臺大會”,正式成為蒙古各部大汗,尊稱“成吉思汗”,這也標誌著大蒙古國的正式建立。大蒙古國建立以後,成吉思汗及其後裔不斷開疆拓土,最終形成了橫跨歐亞大陸的帝國,帝國的組成包括大汗之國(1271年,忽必烈建立“大元”,從此元朝即為蒙古帝國的大汗之國)和四大汗國。13至15世紀,龍泉青瓷作為中國瓷器的代表,行銷於國內外市場。就目前考古資料看,四大汗國中除窩闊臺汗國外均發掘出土了大量的龍泉青瓷。把這些青瓷與故宮博物院藏品比對,可進一步認識元代龍泉青瓷在四大汗國的流佈和使用情況。

龍泉窯瓷器在伊利汗國的發現

伊利汗國(1256~1335/1258~1336),成吉思汗四子拖雷之子旭烈兀西征後建立,東濱阿姆河,西臨地中海,北界裡海、黑海、高加索,南至波斯灣的大國,既為歐亞兩洲文化薈萃之地,又是重要交通樞紐。

目前在伊利汗國境內發現的龍泉青瓷片大多集中在伊朗境內,阿富汗、伊拉克也有出土。伊朗的列伊(Ray)遺址、基什(Kish)島北部的Harrieh遺址、布什爾省(Bushehr)北端的Mafruban遺址、英格蘭考古學家威廉姆森(Andrew George Williamson)藏品和斯拉夫(Siraf)遺址均發現13~14世紀龍泉青瓷片。

收藏於伊朗國家博物館的元代龍泉青瓷來源於伊朗阿德比爾神廟藏瓷。該神廟始建於14世紀,是為伊朗薩法維王朝的先祖、蘇菲派聖人謝赫·薩非丁修建。此後,隨著蘇菲派不斷強大,神廟被不斷擴建。1611年,薩法維王朝的沙阿·阿拔斯二世欽賜1162件皇室瓷器,藏於神廟輔宮——覆蓋原達拉維敘廣場的“瓷宮”壁龕內,其中有58件龍泉青瓷,包括5件波斯仿品,這些瓷器多數都鐫刻沙阿·阿拔斯二世的捐獻銘文,譯為“聖王的奴僕阿巴斯向沙阿·薩非丁的門欄捐獻”。

經歷了王朝更迭和戰爭洗禮,1935年,輔宮中的750件瓷器由伊朗國家博物館收藏。而在薩法維王朝統治期間,1513年,土耳其蘇丹塞利姆一世曾對其發動過戰爭,掠奪包括龍泉青瓷在內的金銀財寶無數,這批瓷器現收藏在土耳其託普卡帕皇宮。因此,伊利汗國遺存的龍泉青瓷精品多數集中在伊朗國家博物館和土耳其託普卡帕皇宮。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九年(1272),元朝與伊利汗國之間就已經形成了登州(今蓬萊水城)經獅子國(今斯里蘭卡)至記施島(今伊朗基什島)的遠洋航線。據此推測,龍泉青瓷很可能就是通過這條航線從大汗之國(元朝)運至伊利汗國的。對比伊朗國家博物館與故宮博物院的藏品,以求對上述推測進行例證,現擇典型器物介紹如下。

龍泉窯瓷器在蒙古四大汗國之伊利汗國的發現

圖1 龍泉窯青釉劃花纏枝蓮紋鳳尾瓶 伊朗國家博物館藏

龍泉窯瓷器在蒙古四大汗國之伊利汗國的發現

圖2 龍泉窯青釉劃花纏枝蓮紋鳳尾尊 故宮博物院藏

龍泉窯青釉劃花纏枝蓮紋鳳尾瓶(圖1、圖2),瓶口呈喇叭形,長頸,溜肩,弧腹下斂,脛部外撇。通體施青釉,頸部刻凸弦紋多道,腹上部刻劃纏枝蓮紋,腹下部凸刻蓮瓣紋一週。這種喇叭形大撇口形如鳳尾,故有“鳳尾瓶”或“鳳尾尊”之稱,是元代龍泉窯創燒的一種瓶式,體形高大,多用作陳設器,明代延續燒造。這種鳳尾瓶的底部大多是後接而成,即大瓶成型後,再加一塊泥板粘釉黏結而成。伊朗國家博物館藏品近足處刻有沙阿·阿拔斯二世的捐獻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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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龍泉窯青釉刻花玉壺春瓶 伊朗國家博物館藏

龍泉窯瓷器在蒙古四大汗國之伊利汗國的發現

圖4 龍泉窯青釉刻花牡丹紋玉壺春瓶 故宮博物院藏

龍泉窯青釉刻花玉壺春瓶(圖3、圖4),瓶撇口、長頸、垂腹、圈足。外壁施青釉,頸部刻劃蓮瓣紋,腹部刻劃纏枝花卉紋,伊朗國家博物館藏品腹下部鐫刻沙阿·阿拔斯二世的捐獻銘文。玉壺春瓶得名於宋代,初為盛酒器,完整的玉壺春瓶是帶蓋的,至元代,玉壺春瓶仍作為盛酒的實用器皿。明清時期,玉壺春瓶逐漸演變為具有觀賞性的陳設器,因此不附器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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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 龍泉窯青釉荷葉式蓋罐罐身 伊朗國家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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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 龍泉窯青釉荷葉式蓋罐 故宮博物院藏

龍泉窯青釉荷葉式蓋罐(圖5、圖6),元代龍泉窯多生產青釉罐,其中,荷葉蓋罐是這一時期的典型器物,分大、中、小三式,造型基本一致。國內外考古和收藏資料所見很多,如內蒙古集寧路城址、蒙古國哈喇和林城址、韓國新安沉船等國內外重大考古均有發現,與故宮博物院藏品基本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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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 龍泉窯青釉刻花罐 伊朗國家博物館藏

龍泉窯瓷器在蒙古四大汗國之伊利汗國的發現

圖8 龍泉窯青釉刻花罐 故宮博物院藏

龍泉窯青釉刻花罐(圖7、圖8),罐斂口,短頸,溜肩,腹部上豐下斂,脛部微撇,後接圈足,通體施青釉。腹部刻劃花卉紋裝飾,脛部多飾蓮瓣紋。伊朗國家博物館藏品脛部刻有沙阿·阿拔斯二世的捐獻銘文。從造型上看,伊朗國家博物館藏品和故宮博物館藏品基本一致,應屬同一時期產品。

龍泉窯瓷器在蒙古四大汗國之伊利汗國的發現

圖9 龍泉窯青釉凸刻纏枝牡丹紋三足爐 伊朗國家博物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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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 龍泉窯青釉凸刻纏枝牡丹紋三足爐 故宮博物院藏

龍泉窯青釉凸刻纏枝牡丹紋三足爐(圖9、圖10),爐呈筒式,直壁微斜,下承以三足。內、外均施青釉。外口沿和底部均微出兩道寬弦紋,腹部凸刻纏枝牡丹紋。三足圓肩,足尖圓形,足底無釉,露灰白色胎。伊朗國家博物館藏品的腹壁下方鐫刻沙阿·阿拔斯二世的捐獻銘文。從造型、紋飾、工藝方面看,兩件藏品相似度極高。

上述之伊朗國家博物館藏品與故宮博物院藏品在造型、紋飾、工藝上的特點基本一致。結合前述至元九年已開通從蓬萊到伊朗基什島(伊利汗國境內)的遠洋航線,以及元朝與伊利汗國一直保持著友好關係,可以推斷,當時伊利汗國與元朝存在著頻繁的貿易往來,龍泉青瓷作為元朝宮廷的賞賜品和大宗商品廣泛流傳在伊利汗國的宮廷和地方。

文章來源:《收藏家》201907期《蒙古四大汗國發現的元代龍泉窯瓷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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