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商傳媒記者鄒 芸/文 徐青青/攝

專家名片

浙江大學醫學院博士生導師，浙江大學醫學院附屬第二醫院綜合ICU主任。同時擔任中國研究型醫院休克膿毒症學會常委、中國老年學會急症分會常委、中國醫師協會體外生命支持協會委員、中國醫學會急症醫學危重症學組委員、中國老年學會重症分會委員、浙江省重症醫學分會委員、浙江《中華急症醫學雜誌》編委。主持及主參多項國家自然基金項目和省部級課題，在急危重病的救治上有豐富的臨床實戰經驗。

黃曼發脾氣了。

為手下醫生不夠完美的處理方式，平日裡總是笑言笑語的她在早會上聲色俱厲，詰問連連。科室裡的醫生默默地站在她的對面，他們都知道，在黃主任的眼裡，任何沒有做到“最好”的工作，都是不能接受的。從醫二十餘年，她對“最好”的追求，從來都沒有鬆懈過。

“最好”是什麼？對黃曼而言，“最好”就是要把最有效的時間、最有效的資源用在最需要的病人身上；“最好”就是搶抓最佳的治療時間；“最好”就是要給病人最適合、最高效的治療方案；“最好”就是要盡最大努力讓生的希望變成現實，讓每一個生命都被敬畏、被善待。

儘管因為對“最好”的執著，有時讓黃曼顯得分外嚴苛。不過，很快她的同事們就發現，天生就長著一張笑臉的她，其實很溫柔、很溫暖，尤其是對待病人的時候。

用盡全力

這是一個沒有硝煙的戰場，病魔與死神環伺其間。

這裡的大多數患者，都被數臺儀器包圍著，處在昏睡的狀態。儀器們發出此起彼伏的滴滴聲，任何一點異常的聲響，都會讓穿著ICU急救服的醫生踩著被戲稱為“風火輪”的平衡車迅速趕來，投入戰鬥。

相較於醫院的其他科室，ICU的病房似乎特別安靜。但安靜的表面下，搏擊死神的戰役隨時隨刻都有可能發生。

的確，在大多數普通人的認知中，ICU是醫院裡一個讓人畏懼的地方。似乎進入ICU，幾乎就等於宣判死神的即將降臨。但在ICU工作了十餘年，黃曼卻認為這裡充滿希望。

“在ICU，我們一般會收治三類病人，第一類是來醫院時已經是急危重病人，需要搶救的；第二類各類專科疾病的危重階段或出現一些其他系統的併發症，從其他專科轉來的；第三類，是手術難度極高或患者有嚴重基礎疾病需要普通手術的病人，為了更好地保障他們的生命，幫助患者度過圍手術期。”她告訴記者，“不管是這三類人中的哪一類，救活的病人也遠比沒有成功的要多得多。”

浙醫二院濱江院區的ICU，有著四十張床位。這個規模，在同級別的醫院中並不算小，但這裡依然是常年一床難求的狀態。因為資源有限，黃曼更不允許自己在面對病人時有半點的馬虎。

“我是一個很用力的人。”從說出“健康所繫，性命相托”的醫學生誓言起，在面對病患時拼盡全力，就成為了她最自覺的實踐。

她的嘴邊，總是掛著這樣一句話：“好醫生都是病人教出來的。”為此，在每一個和病人相處的時刻，她都細緻而耐心。在她的心裡，觀察病人並無訣竅，最好的方式就是靠近一點，再靠近一點。

每天早上的查房時刻，走路風風火火的她，每到病人的身邊，就會放慢速度，言語溫柔地叫著病人的名字，仔仔細細地檢查病人的救治情況。有時，當她看到病人的儀容不是非常整潔時，即便病人還沒有清醒的意識，她也會囑咐護工，為病人洗洗頭、擦擦臉。

她說，在ICU的日子裡，她就是這些病人的“自己人”。她的心時時刻刻都牽掛在科室裡，“在ICU，什麼情況都有可能發生，也許上午還在與你談笑風生的病人，下午就突然不行了。但我經常講，沒有突然發生的情況，只有沒有發現的問題。因此，ICU醫生必須要細緻細緻再細緻，一定要儘可能地去發現病人有可能存在的問題。”

十幾年的經驗，讓她對病人的細微變化非常敏感。有的時候，當她也找不準病人究竟有什麼不對勁的時候，科室裡的醫生們，就會發現他們的主任，一次又一次地去查看那個病人。而當這種情況出現時，他們就知道，這個病人需要多關注一點，直到那些細微的變化被一一發現。

用盡全力，也已經成為了她的人生習慣。

八小時之內是如此，八小時之外，也並不例外。除卻ICU醫生的日常工作，作為主任，她還需要處理科室裡大大小小的事務。而在浙二這所研究型附屬醫院裡，身為博導的她，也有著不少的科研與教學任務。

“每週一的晚上，是我和我的學生們一起吃飯，一起學習的時間。”面對學生，她同樣是全心付出的，“人家把孩子託付給你，你就必須要負責。這些醫學院的孩子又學得這麼辛苦，你不給他們一些關心和支持，他們怎麼能堅持下去呢。”

ICU高強度的工作、主任的職責、科研與教學的壓力，將她的睡眠時間擠壓到每天至多五個小時。她的學生們也開玩笑說，在黃老師的世界裡，晚上十一點前睡覺是可恥的。這讓她成為了一個只喝美式的咖啡控。每天三五杯濃咖啡，是她生活中最不可缺少的滋味。

她的手機，唯一無法接通的時刻就是在飛機上。每一次出差，當飛機降落之後，她就會第一時間恢復通訊，而打出的第一通電話，從來都是給同科室的醫生。

“人可以離開醫院，但病人決不能離開腦子。”這是她作為一名ICU醫生的責任心，也是她挑選醫生時的唯一標準。

“這就是這個職業的特殊性，有時病人家屬著急了會說，如果你家裡人這樣了，你會不管嗎？這是氣話，有些年輕醫生聽著也會覺得刺耳刺心，但我覺得這句話說得特別對。”她解釋說，“如果真的是你的家人住在這裡，不管是不是休息時間，你都會打個電話來問問。如果有狀況，那你一定會趕過來。作為家屬，這是一定的；作為ICU醫生，這是必須的。生生死死託付在你的手裡，沒有極為高度的責任心，怎麼能夠承擔呢？”

當然，成為優秀的ICU醫生，責任心是最重要的，但僅有責任心，是遠遠不夠的。ICU醫生的每一天，幾乎都可以用險情跌宕來形容。搏鬥生死間，修行路漫漫。精深的專業素養、通力合作的團隊精神、冷靜又理智的強大內心以及對時間的把控和統籌，缺一不可。

當兩個病人同時發生心臟驟停，而醫療資源又有限的情況下先救哪一個？這個看起來難以抉擇的問題，對ICU醫生而言，並沒有太多的糾結。“這種極端的危急情況下，除了同步呼叫救援支持，哪一個情況更危急，哪一個對病人愈後的意義更大，就先救哪一個。”這樣的選擇，也許聽上去有些殘酷，但就醫療的公平性而言，無疑是最佳而且唯一的選擇。

敬畏生命，是醫生的第一品格。在ICU，這句話的重量要更添幾分。除了自然規律與醫學侷限性所造成的死亡，黃曼並不能接受其他任何原因而帶來的生命逝去。在那些拼盡了全力也沒能挽回生命的時刻，一向積極樂觀的她，也會被打到情緒的谷底。“我會覺得自己沒用，會設想如果換一個更厲害的醫生，這條生命是不是就還有機會。”低谷之後，她會迅速地調整好自己的狀態，“如果這一個病人我沒有救活，我就會對自己發誓，遇到下一個同樣的病人，我絕不讓他死。”為了踐行對自己的承諾，每一個病患，無論成功或是失敗，她都會花時間與精力去回顧總結，並在自省中，為下一次的贏增加籌碼。

五分鐘的信任法則

因為特殊，ICU的病人與家屬之間時常無法進行交流。在短暫的探視時間裡，看著至親至愛，遍身管子地被一臺臺儀器包圍，揪心與慌亂，是肯定的。

這就讓ICU的醫生，在救死扶傷的本職工作外，還需要做好與家屬的交流溝通。對於這項在黃曼眼中“太重要”了的工作，她也有著嚴苛的標準——五分鐘內建立信任。

“因為你必須要用最少的時間贏得家屬最大限度的配合，才能用更多的時間來發揮你的專長，真正為病人做診治。”深諳在ICU工作就要爭分奪秒的她，永遠都需要把最有價值的事排在最優先的位置上。

在浙二ICU的談話室裡，並沒有常見的設於醫患之間的圍欄。兩張弧形的小桌分立兩側，桌邊擺放著幾把椅子，牆上的風景畫溫馨而寧靜，幾盆蓬勃生長的綠植，似乎在提醒著人們生命的價值。

這樣不尋常的佈置與擺放，來自於黃曼的堅持。在她的眼裡，那道物理上的圍欄會映射在醫生與患者家屬的心裡，讓彼此從一開始就處於對立的狀態。“可我們之間的關係，原本應該是平等的。有了平等與尊重，信任才有可能存在。”

在每一場談話之前，黃曼都會以專業的標準，充分掌握病人的全部信息。“這樣，你在面對家屬時，他們會覺得你是認真的、負責的、可以託付的。”

然後便是夠坦誠。她會坦誠地告訴家屬，自己的侷限性跟能力所能夠達到的最高高度在哪裡，她甚至會直言，這樣的病例，之前從沒有救治成功過。

同樣，在這個階段裡，她也會從家屬的言行舉止中捕捉重要的信息。“一個是經濟條件。這個問題沒法迴避，患者家庭的經濟承受能力是一定要考慮的。好比病人負擔不起腹腔鏡手術的費用，但能負擔起開腹手術的費用。那即便腹腔鏡手術對患者來說是一個更合適的治療方案，也要尊重患者的選擇，讓病人在能夠承受的經濟壓力下又可以把疾病治好。當然，國家也一直在積極推進醫保事業來解決這些問題。”她舉例解釋道，“另一個是情感。情感的親疏會直接影響家屬的反應。如果躺進ICU的，是他生命裡最重要的人，他有衝動、有失常，都是需要醫生去理解的。

在做好前面那兩步後，她才會以醫生的專業身份去溝通。“這個溝通，一定不是解釋。因為醫學的專業性太強了，如果醫生把自己陷進給病人家屬解釋專業醫療問題的泥淖裡，就很難解脫。”她說，“這個溝通，也一定不是推諉責任。如果醫生不做認真的溝通就將選擇權拱手交給家屬，然後在病人出現情況後說這就是家屬的選擇，那在我眼裡，這個醫生一定是不合格的。”

在她看來，醫學的八年專業培養及後來的臨床積累，就是為了以專業的知識和能力幫助家屬做出最正確的選擇。“醫生要給出最佳的治療方案。比如手術。凡是手術，皆有風險。但哪怕這個方案存在風險，也要用最專業的態度去告訴家屬，風險是什麼，有沒有應對措施。對家屬來說，這樣的信息才有價值。”

最後便是預見性。以專業的知識去預判病人有可能出現的情況，並在溝通時向家屬說明。“告訴家屬，病人大概要多久才有希望走出ICU，這期間病程可能怎樣發展。”這樣，當一些情況出現時，家屬才不會慌亂無措，才能配合醫生達到最佳的治療效果。

坦誠、專業、充分預判。帶著五分鐘建立信任的法則，她解決了一個又一個的溝通難題。而採訪中，記者發現，這個法則之所以奏效，其實還有著另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她的心總是能與病人家屬站在一邊。

曾經，有一個不到二十歲的年輕女孩住進了浙二ICU。眼看著病情已經有了起色，女孩的父親卻不論醫生如何勸說，都堅決要求出院，原因是經濟上已無法負擔。面對這種情況，科室裡的年輕醫生們都憤懣地議論紛紛：“天底下哪有這樣的父親啊？”“砸鍋賣鐵也應該給女兒治病呀。”

也許是因為人生閱歷更為廣闊，黃曼覺得自己能夠理解這位父親的處境：“我相信他一定是走投無路了。作為父親，要因為自己無法負擔費用而親手放棄女兒的生命，他心裡也一定是不好受的。”

她決定親自出馬，去和這個看起來薄情的父親談一談。原來，女孩的醫療費用早已壓垮了這個家庭，這位“狠心”的父親手中所剩的錢，僅夠他將女兒帶回老家，他怕如果繼續接受治療，不但醫療費用無力承擔，就連回家的錢也分文不剩。

“再給我兩天時間，好不好？”深知女孩極有可能挺過這一關的黃曼與女孩的父親商量。

“兩天保證能好嗎？”生死攸關，沒有任何人能給保證。

“那這兩天的費用我們來幫你，可以嗎？”

“不行。那我不照樣還是欠錢的嘛。”女孩的父親非常固執。

這句固執的拒絕，讓黃曼一下子意識到，這個父親是在維護他的自尊。要這位質樸善良的父親接受幫助，欠款治病，他既怕人財兩空，更覺顏面全無。

再多的溝通顯然也將是徒勞的了。可她實在無法接受一個如花似玉的女孩，在完全有希望活下來的情況下，回家去等待死亡。於是，她叫來了女孩的主管護士，讓她去告訴女孩的父親，說之前的賬算錯了，賬戶裡還有錢，能夠支撐兩天。然後，全科室的醫護人員一起為女孩募捐，湊了一萬多元錢，把女孩從死神手裡奪了回來。最後，女孩的父親帶著脫離生命危險的女兒和一張堅持寫下的五千元欠條離開了醫院。

“不過，這件事倒還有一個出乎意料的結局。原本我們都以為，她父親寫下欠條只是一個形式，誰也沒想著他會還。”可幾年後，這位父親真的帶著五千元錢和一段女兒的視頻來找黃曼。“我想，這也足以說明，當你真的把心掏給患者的家屬，他們也一定會盡最大努力回饋你以信賴。”

性命所託

平日裡，總有人和黃曼開玩笑說，如果有一天，她不再做ICU的醫生了，最適合她的工作，也許是寫小說。

“故事太多了。”每天，與死亡短兵相接，與人性袒露相對。這四十張床位上究竟發生過多少故事，早已數不清。

而每一個生死故事，也都讓她更加明白，為醫之道，不僅要技術精神，更需大德至深，大愛至簡。

去年，一位中年女士因突發心源性休克住進了浙二ICU。生死懸於一線，是黃曼和團隊醫生一起，竭盡全力將她從死亡邊緣拉了回來。但危險依然存在，唯一的解決之道是做心臟移植手術。可是，合適的捐獻器官要等多久才會出現，誰也無法給出答案。儘管黃曼與她的團隊給予了病人貼心的照料，煩躁與焦慮還是悄然襲來，病人漸漸變得不願意配合。直到有一天，這位病人無意間聽到了悅耳的琵琶聲。“她就和我說，想要現場聽一聽。”

原來，彈琵琶的是ICU的一位年輕醫生。黃曼得知了病人的心願後，就讓年輕的醫生抱著琵琶來到病床前演奏了一曲《六么》。美妙的音樂重燃了這位女士戰勝病魔的鬥志。終於，她等來了適合於她的捐贈心臟。

手術前夕，在病床推出ICU的那一刻，黃曼走到她的身邊，俯下身對她說：“加油！等你好了，就走著來看我。”令她沒有想到的是，鏗鏘有力的琵琶聲與她的這一句“走著來看我”，真成了這位病人堅持下去的力量。今年的情人節，這位女士不但已經可以順利行走，還開著車，帶著一大捧鮮花來了。“她告訴我，在治療初期發生的種種她都已不記得了，只記得這句‘走著來看我’。”諾言的喜悅兌現，讓重生的女士與黃曼，都非常開心，“這種成就感，就是這份職業給我的最好褒獎。”

但也有很多時刻，生命的消逝無情地發生在眼前。儘管醫生的專業素養，不會在這樣的時刻把她的情緒拉扯地七零八落，更不會影響她的工作，可內心最柔軟的那個角落，依舊會在某些瞬間，像突然被紮了一下似的，讓她無法僅以理性去對待眼前發生的一切。

“我真的很少被這樣的情緒左右。但那一次，我一下子就覺得我做不到全然理智了。”那是一條年輕的生命。一個因為戀愛糾葛而衝動喝下了整瓶百草枯的男生，未滿二十。剛到醫院的時候，他似乎並沒有意識到即將到來的危險究竟意味著什麼，直到他的肺部開始出現纖維化的症狀。“那時候，服用百草枯幾乎就沒有有效的救治辦法。臟器衰竭、窒息而死是必然會出現的結果。”隨著小夥子的血氧飽和度不斷降低，氣管插管成為了必然的救治方案。

“我們做好了所有的準備，但在插管前，我實在沒有辦法就這樣去進行操作。”看著眼前這個有些懵懂的青春少年，想到他即將永遠地失去聲音、失去生命，黃曼的心被刺痛了。“我就問他，有沒有什麼話，需要我轉達給他的父母和家人。”

就當所有醫護人員一起靜默地等待著這個青年在世界上最後的話語時，這個即將與世界揮手告別的男孩卻說了一句讓所有人都詫異的話——

“他說，我想吃個包子。”

黃曼震驚了。短暫的震驚之後，她陷入了糾結之中。原來，氣管插管需要絕對禁食。給他吃這個包子，之後的操作中很有可能發生窒息的情況，可這是這個年輕的生命最後的願望啊！

“那是我第一次去面對這樣的情況，太意外了。”糾結片刻，她決定滿足這個普通卻令人心碎的願望。她讓人迅速去給男孩買了一個包子，然後陪著他把包子吃完，接下來，她和她團隊裡的醫生用最謹慎的操作給男孩進行了插管，一切順利，意外沒有發生。

但那個包子卻印在了黃曼的心裡。“那一次之後，我就開始思考，人到底該用什麼樣的態度去面對死亡。”

死亡，幾千年中華傳統文化中都不願多言的詞語。即使在當下這個時代，對大部分人來說，這仍舊是個需要避諱的話題。然而，不知死，焉知生。選擇怎樣面對疾病、面對死亡，在黃曼看來，與選擇怎樣面對生活一樣重要。

在“最後一個包子”的事情發生之後，黃曼有了一個新習慣：“晚上值班，沒有事情的時候，我就會拿個凳子，坐在清醒的病人身邊聊上幾句，哪怕我知道他已經走到了生命的盡頭。在最後的時間裡，讓他們被聽見，可能也是一種安慰。”

而出乎她意料的是，這個新習慣，竟為她帶來了她生命中最珍貴的禮物。給她這份禮物的，是一個生命只剩下最後一個月的癌症晚期患者。

這是一名出租車司機師傅。雖然收入微薄，但他有著一個深愛他的妻子，一個帥氣的兒子，家庭生活美滿幸福。“這個病人挺特殊的。”原來，自從得知丈夫患癌開始，堅強的妻子就決定隱瞞病情。兩年多的時間裡，這個平凡的女性想盡辦法偽造病例、避談真相。可她精心而深情的包裝並沒有阻擋住病魔的腳步，男人的病情還是惡化了，他住進了ICU。

“其實，我並不贊成這樣的做法，我覺得病人有知情權。”可即便如此，黃曼也尊重了這位妻子的選擇，在日常的工作中，配合她一起“演戲”。

有一天夜裡，黃曼值夜班空下來時，那個司機師傅也正好醒著。她便坐在他的床邊，聽這個生命額度所剩無幾的中年男人講自己的人生故事。“他精神挺好，絮絮叨叨地和我說了半天他的奮鬥史，說完之後，又意猶未盡地和我講起了他未來一年半的規劃。”

看著眼前眉飛色舞地描繪著未來的男人，黃曼心裡百味雜陳，到底要不要說出真相。思忖再三，她選擇了不再隱瞞。

“我覺得他是個堅強的人，一定可以接受事實的。於是，我問他，我要告訴你一個秘密，但這個秘密只能我們兩個人知道，你願意像一個朋友一樣和我分享這個秘密嗎？”男人瞬間沉默了。原來，他其實早已知道自己的病症，他也知道妻子的苦心隱瞞，他也是這部溫情悲劇中一個稱職的“演員”。

“黃主任，我到底還能活多久？”謎面被揭開，他在尋找那個殘酷的答案。“一個月。”黃曼再一次選擇坦誠。深夜裡本就寂靜的病房此刻變得更加寂靜，靜到她彷彿都聽不見這個病人的呼吸。“他就握著我的手，一句話也沒有說。”

很快，這個病人申請出院。因為知道這一次辭別即是永訣，黃曼在他辦理出院的那幾天，便有些刻意的迴避。可病人臨出院之前，還是把她叫到了身邊。“他遞給我一個紙條，紙條上是一個電話號碼。”那是這名患者兒子的聯繫方式。“他和我說，他兒子是非常罕見的RH陰性O型血，以後只要我的患者有需要，他兒子保證會來無償獻血。”

握著這張紙條，見過那麼多生死的黃曼淚如雨下。“後來，我也從沒有打過這個電話，但這個紙條我一直保留著。”回憶往事，她仍然剋制不住，語帶哽咽地對記者說，“我想，這是我這輩子收到過的最珍貴的禮物。”

這樣的故事，在黃曼的職業生涯裡還有太多太多：從昏迷中甦醒的程序員，因為她平日裡的耐心照料，說出的第一詞竟是她的名字；失去心跳的患者在她的堅持下經過長達六小時的心肺復甦後，終於奪回生門；經過搶救保住生命的成功CEO為了表達敬意，在春節期間來浙二做了整整七天的志願者……每一個被挽回的生命，都是她從醫路上閃閃發光的勳章。

然而，對於這些成功被救治的病人，她卻經常會選擇遺忘。

或許是醫生的職業習慣使然，如非必要，她很少會把聯繫方式給病人或者家屬。即使加了微信，病人救治成功了，她就會告訴人家，她要把微信刪了。“因為我是個很勞心的人，有未讀消息或者未接電話，我都是一定要回復的。”她也從不保存病人的感謝信息。病人能成功走出ICU，對她來說，就是獎賞。

但她的手機裡卻存著不少沒能救治成功的病人家屬的聯繫方式和信息。這些信息裡，有許多是“負能量”。

“有些人不理解，我為什麼要留著這些‘負能量’。其實，一是自省，醫學無極限，我們都要再接再厲。二是我和他們站在一起努力過。我理解他們的痛和傷。如果他們還需要一個渠道傾訴，或這是能幫到他們的唯一方式。所以，我會留著他們的微信。”

與世間所有的學科一樣，醫學是有侷限性的，醫生也無力與生老病死的自然規律相抗衡。“但給予病人和家屬安慰，是一定能夠做到的。” 行年愈久，她愈體味到了那句醫學經典名言“有時去治癒，常常去幫助，總是去安慰”的深刻意義，“有一箇中年男士，事業家庭都很成功。可他的兒子卻被淋巴瘤奪走了生命，而且從確診到逝世，只有一個多月的時間。每到清明節、他兒子的忌日，他就會給我發信息，傾訴下心裡的痛苦。他說這些話沒法和家裡人分享，因為兒子的離去對家人的打擊非常沉重。雖然我也不能為他做什麼，但至少可以安慰安慰他，給他一個宣洩情感的出口。”

有人說，每一個ICU醫生與病人都是生死之交。對於每時每刻都奮戰在生死間的黃曼來說，這句話沒有一絲一毫的誇大。在這個沒有炮火硝煙的戰場上，身為統帥的她，彷彿從來不知疲倦。她比任何一個士兵都睡得少，也比所有人承擔的責任都要大。面對生死，她深知自己有太多做不到的事，也正因如此，她才會在每一次能夠拼盡全力的時候不遺餘力，在每一個可以給予溫暖安慰的時候毫不吝惜。

生命至上，每一場戰役，她想要的都是贏。

採訪手記

這是一場從準備提綱到採訪再到寫稿，都讓記者淚眼矇矓的採訪。

這個情況，如果讓黃曼知道，她一定會笑語爽朗地下結論：“這樣的人，肯定不能做我們ICU的醫生。”

的確，從事這個除專業知識水平外，還有著諸多極為嚴苛要求的職業，是需要一定的天賦。

冷靜、理智、細緻入微。黃曼無疑是有天賦的。但天賦之外，究竟是什麼讓她在這個曠日持久的戰場上，以超乎想象的狀態，堅持這麼多年？

這個問題讓記者百思不得其解，直到走進她的辦公室——

她的辦公室裡，掛放著一套櫻粉色的套裝裙和一雙黑絲絨的高跟鞋。雖然，大部分時間裡，它們的主人都只能穿著深綠色的急救服和墨藍色的防滑鞋。

她的辦公室裡，還有著一個假山精緻的小魚缸，紅紅的小魚遊走在細細的水草間，依然愜意。雖然，大部分時間裡，它們的主人也無暇欣賞。

然而，這些美麗的生靈和物件，卻無聲地解答了記者的疑惑。對生命的無上敬畏、對生活的無比熱愛，才讓這個笑靨明媚的嬌小女士，在這個險象環生的生死場上，勇猛而堅強。

（本文部分圖片由被採訪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