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至今，中國人就樂於將國內的官吏分為“文”、“武” 兩派，以便於區分不同官員的工作和成就，古代人常通過總結個人畢生的成就為“諡號”，區分文武。現代人則習慣於將“文臣”解釋為政府機關中的腦力工作者，“武將”則解釋為政府機構中的體力工作者。這種解釋有一定的道理，但並不全對。
事實上，由於一個人成長具有相當的自由性，並且時代背景往往具有相當的複雜性，官吏的“轉業”時有發生。
一般而言，在中國古代，地方政權想建立大一統王朝，往往需要富國強兵 ，從而征服他國，這勢必會造成國內一定的尚武風氣，但宋朝是個例外，宋太祖時就通過“杯酒釋兵權”，稀釋了武將的權力。
宋太宗時甚至將“崇文抑武”擺上檯面，直接釀成了宋帝國在面對少數民族政權挑戰時的疲弱。那麼，為什麼宋太宗要做這看似自毀長城之舉呢?
“重文輕武”政策的歷史原因
1.“藩鎮割據”與唐帝國的滅亡
如果說宋朝“尚文”風氣的遠因，一般會歸結於致使唐帝國滅亡的“藩鎮割據”。
自安史之亂爆發後，唐帝國中央為了保全李家天下，做了許多飲鴆止渴的危險行徑。由於安祿山叛軍橫掃華北，直逼長安，唐帝國十分仰仗“共推顏真卿為盟主，軍事皆稟焉”的河北義軍，助長了社會的尚武風氣。
並且為了儘快結束戰亂，大量冊封了
唐軍指揮官和叛軍舊將為“節度使”，並且部分承認了其在地方上的統治地位。雖然唐帝國後期如唐德宗、唐憲宗、唐宣宗都力圖通過政治、經濟改革限制藩鎮權力，一定程度上恢復了中央權力，但並沒有根除藩鎮割據的社會基礎——社會大規模軍事化，使得藩鎮割據的種子始終埋藏於看似平靜的唐帝國社會中。
尤其在黃巢起義後，唐帝國的中央機構再次遭到沉重打擊，徹底調轉了唐帝國中央和地方的實力對比，給朱溫、李克用、李茂貞 等節度使的崛起製造了機會。公元907年，朱溫弒殺唐哀帝，滅亡唐朝。
2.崇文抑武的先河
宋太宗“崇文抑武”的策略，其實並非他一人所決定。自從朱溫篡唐自立後，五代頗有作為的君主有感於唐帝國滅亡於藩鎮之手的慘劇，無一不採取了一定程度上限制軍人權力的政策。
如後唐明宗李嗣源就曾對反抗中央的藩鎮大興殺伐，引起了極其強烈的反彈，甚至李嗣源本人被得到將領擁戴的兒子反叛，最終憂鬱而終。
後周太祖郭威同樣對軍人在國內大行其道深感痛惡，但鑑於強行改變可能造成的劇烈反彈，郭威採取了“和平演變”的辦法，通過重用藩鎮屬下州縣的文官來牽制將軍節度使的權力，這一舉措被後周的繼承者宋帝國所繼承，歷經宋太祖、宋太宗兩朝的發展完善，最終在宋真宗時期成為了宋帝國的“祖宗家法”，成為宋帝國始終無法擺脫的“魔咒”。
“文武並重”到“重文輕武”——實用主義的改變
“重文輕武”和尚文的社會風氣的形成，與宋朝初年的政治軍事形式 有著直接關係。
1.“文武並重”——大一統帝國的建立需求
宋朝初年，五代十國的餘燼尚未平息，遼帝國及其扶持的北漢佔領了今天的北京、大同地區，南方仍然有吳越、南唐、後蜀等地區性政權割據一方，出於建立大一統王朝，又要避免步五代後塵的政治軍事目的，宋太祖趙匡胤採取了“文武兼用”的策略。
但是，宋太祖的“文武兼用”並非單純的任用文臣武將——“文武兼用，垂拱而治”，而是一種動態的“流官制度”，刺激了當朝官吏積極進取的態度。
一方面，宋太祖注重“宰相須用讀書人”，提拔、重用了包括趙普在內的儒臣，以此加強對帝國控制區內部的統治，並且促進稅收、科舉等國本活動推行，進而改善社會的尚武風氣。
並且，宋太祖出於有效控制新納入帝國的土地的目的，往往要求“儒臣知武事”，將有軍事素養的“儒臣”派入邊境防區，既能提高當地的治理效果和防衛能力，又能對當地的“節度使”起到牽制的作用。
另一方面，由於統一戰爭戰線長達數百萬公里，宋太祖及禁軍精力有限，不能全部顧及，仍然賦予了“節度使”相當大的權力，“多與公錢及屬州課利，使之回圖，特免稅算，聽其招募驍勇，以為爪牙”。
同時，宋太祖也為避免“節度使”作亂做了諸多努力，一邊“厚其俸祿”，一邊“恤其家屬”，用胡蘿蔔加大棒的方式控制武將。
同時，宋太祖“欲令武臣讀書”，數次下詔呼籲武將學習文化知識，使“其知為治之道”這與“儒臣知武事”一道，模糊了文臣武將之間的界限，既體現了宋太祖時期“打天下”的最高目標，又展現了從“打天下”向“治天下”的轉型，為宋太宗這一承平時期的“崇文抑武”政策鋪平了道路。
2.軍事實力的衰弱和“守內虛外”
宋太宗時期，是宋帝國對外關係的轉折時期，也是“重文輕武”政策形成的重要階段。由於宋太宗即位時仍有如吳越、北漢、契丹 等政權佔據著中原險要，“馬上天子”的宋太宗仍沿用了其兄的統一戰略，“先南後北”，收服吳越、消滅北漢，企圖逐步實現漢人王朝的東亞霸業。
但是，在國內戰場屢屢得手的宋太宗在公元979年和986年的北伐戰役中失敗，不僅喪失了後周宋初時積累的數萬精兵，更是導致原先平定的國內地區揭竿而起，王小波、李順起義此起彼伏。
一時，國內爆發的動亂遏制了宋帝國擴張的道路，宋太宗為了應對國內的威脅、避免軍人政變的情形下，對內做出了“崇文抑武”的政策改變，在對少數民族政權關係中，採取了“守內虛外”的消極防禦政策，企圖維護宋帝國搖搖欲墜的統治。
“皇權實用主義”的轉型
1.“皇權實用主義”的必要性
宋太宗後期，面對北伐失敗和川陝農民起義等內憂外患的困擾，以及被“燭影斧聲”流言破壞的
皇權正統性，似乎唐末起義又將重演，地方戍軍的暴動似乎一觸即發。為了徹底消除社會上長期存在的尚武風氣，維護宋帝國的長治久安，宋太宗採取了極其嚴苛的“崇文抑武”，體現了宋太宗以皇權為先的“實用主義”。
在宋太宗的構思中，皇帝和中央的權威必須得到無條件的服從。為了實現這一目的，宋太宗不僅將潘美等親信拔擢高升，統領軍隊，更是常常在邊境戰事中“微操”——“先是，上以陣圖授諸將”。
這種效率低下、不切實際的軍事手段雖然給宋太宗帶來了“匡義不知兵，不敵契丹也” 的惡名，但仍有效提升了皇帝和中央的權威。
2.維護個人統治的改革
此外，宋太宗進一步深化了“收精兵”、“制錢谷”、“削實權”政策，除了北部邊防重鎮，將全國相對健壯的青年編入
禁軍，尤其在農民起義高發地區，地方僅僅保留人數少、俸祿低的“團練”，切斷了“農民起義”或“藩鎮割據”的財政收入，從而保障了中央對地方在軍事上擁有絕對優勢。在財政方面宋太宗延續並發展了其兄“制錢谷”政策，不僅徹底將“節度使”的財政權剝離，更是提高了地方上繳中央的財政收入比例，僅留下足以維持政府運轉的資金以供地方使用。
在地方官員的權限上，宋太宗更是採用了極其複雜的分權制度，將縣一級地位拔高，並且設立了“通判”等一系列官吏瓜分行政、司法、兵權，並在不同軍區的武將之間反覆調整，力圖“將不知兵，兵不知將”，避免戍軍暴動。這雖然導致了北宋
“冗兵、冗官、冗費”的實際弊端，卻也使宋太宗對帝國的控制權愈發穩固。
“崇文抑武”——“實用主義”下社會風氣的變化
在這些改革種最為重要的內涵，莫過於是“興文教，抑武事”，宋太宗由於個人因素 和維護統治的需要，有意通過抑制自唐中到宋初的社會尚武風氣，削弱人民、軍隊的逆反心理，達到有效鞏固帝國的目的。
為了實現這一目的，太宗本人身體力行，不僅廣習文化知識，時常與臣子吟和，“作早行詩，令從臣和”。同時帶頭編寫歷史政治類書籍——《太平御覽》，並且在制度中進行了廣泛的文治改革。
1.“科舉制”大改革——“文治”之風興起
太宗為“文治”做出的最大貢獻，莫過於“科舉制”的改革。科舉制最早出現於隋代，於唐代成型，繼承並發展了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九品中正制”，採取“科舉考試”的手段招攬人才。
但不同於“九品中正制”由地方官 推選人才，這可能導致地方豪強控制讀書人進入朝廷的門戶，科舉制採取了中央派遣專員主持考試的程序，將人才的選拔權收回中央，比較好的促進了帝國中央的權威和階級基礎。正如唐太宗所言，“天下英雄盡入吾彀中矣”。
但是，由於地方豪強和新興的“中央豪強”勢力仍然強大，唐帝國的科舉考試中憑藉父輩“蔭庇”的名額不在少數，使得讀書人通過學習“經史算曆”進入中央的通道狹小，不能促進社會的“尚文”風氣，兼之唐帝國始終將軍事實力看作國家根本，甚至宰相中也不乏軍人，進一步削弱了科舉制獲得階級支持的作用。
宋太宗時期，對外戰爭的失敗和國內矛盾的激化，迫使宋太宗設法消餌社會矛盾，避免宋帝國步五代後塵。在“科舉制”的建制上，採取了大大增加了考生錄取人數、降低考試門檻的改革，為中舉者
“並賜及第”，賦予了考生相當尊貴的出生和良好的待遇，為示親近，宋太宗甚至“賜宴。始有直史館陪座之制”。隨著科舉取士名額的放開和門檻的降低，大大維繫了宋帝國國內社會的穩定，安撫了部分不滿階級。宋帝國內的“寒門”甚至身份“清白”的佃農家庭都可以通過官方途徑進入宋帝國政府，併為宋帝國朝廷收攬了大批有識之士，其中不乏范仲淹等文武全才，為宋帝國的統治添磚加瓦。
而最為重要的是，科舉考試以“文治”為核心，“經史”為內涵，選拔者多為讀書人，隨著時間推移，讀書人逐漸佔據了朝廷多數，成為“統治階級”，這最終為
全社會讀書學習之風打通了門戶。2.貶武抬文——“崇文抑武”社會化
在制度上確定了“崇文抑武”後，宋太宗為加強皇權還一手策劃了“文武對立”、“貶武抬文”的朝廷風氣，甚至比其兄的要求有過之而無不及，強制要求原本粗俗的將軍及其子弟學習經史，甚至任命文官作為“節度使”，將“單純”的的武官無限制的貶低，最終扭轉了北宋帝國的整個社會風氣。
如歷仕三朝，位高權重的武將曹彬，因帶頭學習經史文化，不斷向儒家士大夫靠攏，“遇大夫於途，必引車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後見”，得到了宋太宗、宋真宗的喜愛。
在任用統帥軍隊之人上，宋太宗聽取了孫何的建議——“陛下於文儒之中，擇有方略之士，試以邊委任之”。這最終為宋朝“儒臣統兵”創下先河。
隨著“崇文抑武”策略的不斷深化，宋太宗的皇權統治也日益穩固。一方面，文臣相比武將威脅較小，“縱皆貪濁，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另一方面，隨著文人社會的不斷推進，儒家“君權神授”的思想內核深入人心，最終鞏固了皇帝的權威。
結論
宋朝初年，宋太祖出於政治軍事形式不得不沿用唐末五代時期重用武人的策略，但仍然為宋太宗時期的“治天下”戰略轉變打下了基礎。
宋太宗時期，宋太宗為維繫統治，採用了實用主義策略，崇文抑武、守內虛外，最終加強了皇權，為宋帝國百年文治之風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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