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中国人就乐于将国内的官吏分为“文”、“武”

事实上，由于一个人成长具有相当的自由性，并且时代背景往往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官吏的“转业”时有发生。

一般而言，在中国古代，地方政权想建立大一统王朝，往往需要富国强兵

宋太宗时甚至将“崇文抑武”摆上台面，直接酿成了宋帝国在面对少数民族政权挑战时的疲弱。那么，为什么宋太宗要做这看似自毁长城之举呢?

“重文轻武”政策的历史原因

1.“藩镇割据”与唐帝国的灭亡

如果说宋朝“尚文”风气的远因，一般会归结于致使唐帝国灭亡的“藩镇割据”。

自安史之乱爆发后，唐帝国中央为了保全李家天下，做了许多饮鸩止渴的危险行径。由于安禄山叛军横扫华北，直逼长安，唐帝国十分仰仗“共推颜真卿为盟主，军事皆禀焉”的河北义军，助长了社会的尚武风气。

并且为了尽快结束战乱，大量册封了

虽然唐帝国后期如唐德宗、唐宪宗、唐宣宗都力图通过政治、经济改革限制藩镇权力，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中央权力，但并没有根除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社会大规模军事化，使得藩镇割据的种子始终埋藏于看似平静的唐帝国社会中。

尤其在黄巢起义后，唐帝国的中央机构再次遭到沉重打击，彻底调转了唐帝国中央和地方的实力对比，给朱温、李克用、李茂贞

2.崇文抑武的先河

宋太宗“崇文抑武”的策略，其实并非他一人所决定。自从朱温篡唐自立后，五代颇有作为的君主有感于唐帝国灭亡于藩镇之手的惨剧，无一不采取了一定程度上限制军人权力的政策。

如后唐明宗李嗣源就曾对反抗中央的藩镇大兴杀伐，引起了极其强烈的反弹，甚至李嗣源本人被得到将领拥戴的儿子反叛，最终忧郁而终。

后周太祖郭威同样对军人在国内大行其道深感痛恶，但鉴于强行改变可能造成的剧烈反弹，郭威采取了“和平演变”的办法，通过重用藩镇属下州县的文官来牵制将军节度使的权力，这一举措被后周的继承者宋帝国所继承，历经宋太祖、宋太宗两朝的发展完善，最终在宋真宗时期成为了宋帝国的“祖宗家法”，成为宋帝国始终无法摆脱的“魔咒”。

“文武并重”到“重文轻武”——实用主义的改变

“重文轻武”和尚文的社会风气的形成，与宋朝初年的政治军事形式

1.“文武并重”——大一统帝国的建立需求

宋朝初年，五代十国的余烬尚未平息，辽帝国及其扶持的北汉占领了今天的北京、大同地区，南方仍然有吴越、南唐、后蜀等地区性政权割据一方，出于建立大一统王朝，又要避免步五代后尘的政治军事目的，宋太祖赵匡胤采取了“文武兼用”的策略。

但是，宋太祖的“文武兼用”并非单纯的任用文臣武将——“文武兼用，垂拱而治”，而是一种动态的“流官制度”，刺激了当朝官吏积极进取的态度。

一方面，宋太祖注重“宰相须用读书人”，提拔、重用了包括赵普在内的儒臣，以此加强对帝国控制区内部的统治，并且促进税收、科举等国本活动推行，进而改善社会的尚武风气。

并且，宋太祖出于有效控制新纳入帝国的土地的目的，往往要求“儒臣知武事”，将有军事素养的“儒臣”派入边境防区，既能提高当地的治理效果和防卫能力，又能对当地的“节度使”起到牵制的作用。

另一方面，由于统一战争战线长达数百万公里，宋太祖及禁军精力有限，不能全部顾及，仍然赋予了“节度使”相当大的权力，“多与公钱及属州课利，使之回图，特免税算，听其招募骁勇，以为爪牙”。

同时，宋太祖也为避免“节度使”作乱做了诸多努力，一边“厚其俸禄”，一边“恤其家属”，用胡萝卜加大棒的方式控制武将。

同时，宋太祖“欲令武臣读书”，数次下诏呼吁武将学习文化知识，使“其知为治之道”这与“儒臣知武事”一道，模糊了文臣武将之间的界限，既体现了宋太祖时期“打天下”的最高目标，又展现了从“打天下”向“治天下”的转型，为宋太宗这一承平时期的“崇文抑武”政策铺平了道路。

2.军事实力的衰弱和“守内虚外”

宋太宗时期，是宋帝国对外关系的转折时期，也是“重文轻武”政策形成的重要阶段。由于宋太宗即位时仍有如吴越、北汉、契丹

但是，在国内战场屡屡得手的宋太宗在公元979年和986年的北伐战役中失败，不仅丧失了后周宋初时积累的数万精兵，更是导致原先平定的国内地区揭竿而起，王小波、李顺起义此起彼伏。

一时，国内爆发的动乱遏制了宋帝国扩张的道路，宋太宗为了应对国内的威胁、避免军人政变的情形下，对内做出了“崇文抑武”的政策改变，在对少数民族政权关系中，采取了“守内虚外”的消极防御政策，企图维护宋帝国摇摇欲坠的统治。

“皇权实用主义”的转型

1.“皇权实用主义”的必要性

宋太宗后期，面对北伐失败和川陕农民起义等内忧外患的困扰，以及被“烛影斧声”流言破坏的

为了彻底消除社会上长期存在的尚武风气，维护宋帝国的长治久安，宋太宗采取了极其严苛的“崇文抑武”，体现了宋太宗以皇权为先的“实用主义”。

在宋太宗的构思中，皇帝和中央的权威必须得到无条件的服从。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宋太宗不仅将潘美等亲信拔擢高升，统领军队，更是常常在边境战事中“微操”——“先是，上以阵图授诸将”。

这种效率低下、不切实际的军事手段虽然给宋太宗带来了“匡义不知兵，不敌契丹也”

2.维护个人统治的改革

此外，宋太宗进一步深化了“收精兵”、“制钱谷”、“削实权”政策，除了北部边防重镇，将全国相对健壮的青年编入

在财政方面宋太宗延续并发展了其兄“制钱谷”政策，不仅彻底将“节度使”的财政权剥离，更是提高了地方上缴中央的财政收入比例，仅留下足以维持政府运转的资金以供地方使用。

在地方官员的权限上，宋太宗更是采用了极其复杂的分权制度，将县一级地位拔高，并且设立了“通判”等一系列官吏瓜分行政、司法、兵权，并在不同军区的武将之间反复调整，力图“将不知兵，兵不知将”，避免戍军暴动。这虽然导致了北宋

“崇文抑武”——“实用主义”下社会风气的变化

在这些改革种最为重要的内涵，莫过于是“兴文教，抑武事”，宋太宗由于个人因素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太宗本人身体力行，不仅广习文化知识，时常与臣子吟和，“作早行诗，令从臣和”。同时带头编写历史政治类书籍——《太平御览》，并且在制度中进行了广泛的文治改革。

1.“科举制”大改革——“文治”之风兴起

太宗为“文治”做出的最大贡献，莫过于“科举制”的改革。科举制最早出现于隋代，于唐代成型，继承并发展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采取“科举考试”的手段招揽人才。

但不同于“九品中正制”由地方官

但是，由于地方豪强和新兴的“中央豪强”势力仍然强大，唐帝国的科举考试中凭借父辈“荫庇”的名额不在少数，使得读书人通过学习“经史算历”进入中央的通道狭小，不能促进社会的“尚文”风气，兼之唐帝国始终将军事实力看作国家根本，甚至宰相中也不乏军人，进一步削弱了科举制获得阶级支持的作用。

宋太宗时期，对外战争的失败和国内矛盾的激化，迫使宋太宗设法消饵社会矛盾，避免宋帝国步五代后尘。在“科举制”的建制上，采取了大大增加了考生录取人数、降低考试门槛的改革，为中举者

随着科举取士名额的放开和门槛的降低，大大维系了宋帝国国内社会的稳定，安抚了部分不满阶级。宋帝国内的“寒门”甚至身份“清白”的佃农家庭都可以通过官方途径进入宋帝国政府，并为宋帝国朝廷收揽了大批有识之士，其中不乏范仲淹等文武全才，为宋帝国的统治添砖加瓦。

而最为重要的是，科举考试以“文治”为核心，“经史”为内涵，选拔者多为读书人，随着时间推移，读书人逐渐占据了朝廷多数，成为“统治阶级”，这最终为

2.贬武抬文——“崇文抑武”社会化

在制度上确定了“崇文抑武”后，宋太宗为加强皇权还一手策划了“文武对立”、“贬武抬文”的朝廷风气，甚至比其兄的要求有过之而无不及，强制要求原本粗俗的将军及其子弟学习经史，甚至任命文官作为“节度使”，将“单纯”的的武官无限制的贬低，最终扭转了北宋帝国的整个社会风气。

如历仕三朝，位高权重的武将曹彬，因带头学习经史文化，不断向儒家士大夫靠拢，“遇大夫于途，必引车避之。不名下吏每白事，必冠而后见”，得到了宋太宗、宋真宗的喜爱。

在任用统帅军队之人上，宋太宗听取了孙何的建议——“陛下于文儒之中，择有方略之士，试以边委任之”。这最终为宋朝“儒臣统兵”创下先河。

随着“崇文抑武”策略的不断深化，宋太宗的皇权统治也日益稳固。一方面，文臣相比武将威胁较小，“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另一方面，随着文人社会的不断推进，儒家“君权神授”的思想内核深入人心，最终巩固了皇帝的权威。

结论

宋朝初年，宋太祖出于政治军事形式不得不沿用唐末五代时期重用武人的策略，但仍然为宋太宗时期的“治天下”战略转变打下了基础。

宋太宗时期，宋太宗为维系统治，采用了实用主义策略，崇文抑武、守内虚外，最终加强了皇权，为宋帝国百年文治之风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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