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都护向真正的禁卫武官转化
蜀汉设立中都护，最早是在刘备托孤之际，任命尚书令李严为中都护、统内外军事、留镇永安，为丞相诸葛亮副。
在《 》一文中，我们盘点了三国时期魏蜀吴三方的都护。曹魏的都护将军既可以是禁卫部队长官，也可以是地方军区司令；孙吴的则类似于高级都督，蜀汉的中都护性质就比较模糊了。
在《 》一文中，我们又盘点了三国时期魏蜀吴三方的统内外军事、都督中外诸军事。
在《 》一文中，我们又发现永安托孤之时，诸葛亮与李严的地位与权力本来不相同；而李严自受托孤以来的权力不但没有折损，反而在一直扩大。
李严所任中都护并非蜀汉全国最高军事统帅。李严之后，蜀汉任都护者还有蒋琬、诸葛瞻。我们先来简单看看二人担任都护的情况。
据《三国志》卷44《蜀书·蒋琬传》载：
亮卒，以琬为尚书令，俄而加行都护，假节，领益州刺史，迁大将军，录尚书事，封安阳亭侯。
又卷33《蜀书·后主传》云：
十二年，……以丞相留府长史蒋琬为尚书令，总统国事。
十三年，……夏四月，进蒋琬位为大将军。
《华阳国志》卷7《刘后主志》云：
十三年，拜尚书令蒋琬为大将军，领益州刺史。
蒋琬是蜀汉唯一一个任都护的执政大臣
建兴十二年（234）八月诸葛亮去世，在平息了杨仪、魏延之争后，蒋琬作为诸葛亮的接班人出任尚书令，总统国事。次年四月又进位大将军领益州刺史，其录尚书事亦当在此时。
也就是说，蒋琬是以秩千石的尚书令行都护的，假节、封侯是否在同时则不得而知。这与李严的情况很相似。李严也是以尚书令加中都护，当年即假节、封侯。
所不同者，李严任中都护后留镇永安，统内外军事；蒋琬则身居成都，总统国事。
诸葛亮之子诸葛瞻任都护则相当晚。据《三国志》卷35《蜀书·诸葛亮传附子瞻传》：
景耀四年，为行都护卫将军，与辅国大将军南乡侯董厥并平尚书事。
景耀四年（261），诸葛瞻此前任尚书仆射、军师将军，仍是以尚书台长官的身份而加都护之职。
所不同者，李严、蒋琬加都护后仍短暂任尚书令，而诸葛瞻则直接升至卫将军，其班次已与骠骑、车骑将军相当；且平尚书事虽低于录尚书事，但也进入蜀汉中枢；只是诸葛瞻始终未得假节。
那么蒋琬和诸葛瞻的行都护是李严担任的中都护吗？是。《华阳国志·刘后主志》景耀四年就径直称：
拜丞相亮子武乡侯瞻中都护、卫将军。
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担任蜀汉第三任都护
事实上，李严两次担任中都护时，时人均省称其为都护，史书也往往称其为都护。
时人所称者，如《三国志》卷40《蜀书·李严传》裴注引诸葛亮写给李严之子李丰的教书：
表都护典汉中，委君於东关者，不与人议也。……原宽慰都护，勤追前阙。……若都护思负一意，君与公琰推心从事者，否可复通，逝可复还也。
史书所书者，如卷33《蜀书·后主传》：
四年春，都护李严自永安还住江州，筑大城。
……
九年，……秋八月，都护李平废徙梓潼郡。
卷39《蜀书·陈震传》：
九年，都护李平坐诬罔废。
卷43《蜀书·吕凯传》：
都护李严与闿书六纸，解喻利害。
与李严任中都护于永安、汉中一样，蒋琬、诸葛瞻任都护于成都，看来在蜀汉，都护仍然与政治中心息息相关，准禁卫武官的色彩依然浓厚。
可以说，随着中都护在成都就任，这一官职逐渐摆脱了李严时期的尴尬地位，逐步向真正的禁卫武官转化。
不过，要想控制蜀汉军政，仅仅担任中都护依然尚显不足。蒋琬的权力首先来自“总统国事”，其后则有大将军录尚书事、领益州刺史；而诸葛瞻的权力显然也来自于平尚书事，以其中都护的职权，对远在汉中主持北伐的姜维是鞭长莫及的。《元和郡县图志》载：
初，瞻在涪而艾已入江油。瞻曰：“吾内不除黄皓，外不制姜维，进不守江油。吾有三罪，何面而反？”进屯绵竹，埋人脚而战，父子死焉。
此言或有演绎成分，但姜维北伐，绝非诸葛瞻所能制衡。实际上诸葛瞻的军事职权更多在保卫成都。邓艾偷渡阴平后，督军击邓艾的正是诸葛瞻。《诸葛瞻传》云：
六年冬，魏征西将军邓艾伐蜀，自阴平由景谷道旁入。瞻督诸军至涪亭住，前锋破，退还，住绵竹。
诸葛瞻对付不了姜维，也同样对付不了黄晧
这当不是巧合，那正是诸葛瞻职责所在。只不过我们无法得知，蒋琬、诸葛瞻所任都护，是掌管整个京师的中央军，还是仅掌管一部分禁卫军。
都护既然来源于护军，而蜀汉原有禁卫武官中领军，那么后者即都护只掌管部分禁卫军的可能性更大。
与此同时，与都护渊源甚深的中护军也开始向禁卫武官转化。
督中外军事、中护军向禁卫武官转化
在中都护的禁卫武官色彩日益浓厚的同时，中护军的职能也发生了变化。
前文提到过，蜀汉前期，赵云与费祎所任中护军都属于将军之护军性质，并非禁卫武官。
蜀汉成都的禁卫武官，主要是中领军及其所统领的虎贲中郎将、虎贲中郎督、羽林督、中部督、殿中督等职，以及东汉传统禁卫武官五校尉。
赵云的中护军可不是一个“保镖”能概括的
这一格局到蜀汉后期有了变化。一是中护军疑似成为了禁卫武官，另一是设立了督中外军事。
据《华阳国志》卷7《刘后主志》载：
（景耀二年）秋八月丙子，领中护军陈祗卒，谥曰忠侯。
陈祗任中护军，为《三国志》所不载。前文已经讨论过，此中护军未必是《三国志》中镇军将军的误写。陈祗去世于景耀二年（259，从《华阳国志》）或元年（258，从《三国志》），其起任中护军的时间，有可能早于此。
陈祗是费祎执政时推荐给后主刘禅的。费祎执政期间，姜维早以卫将军录尚书事，名义上与费祎共为宰相。不过姜维的心思全在北伐上，因此虽有宰相之名，却对政事较少参与。
延熙十六年（253）费祎去世后，后主亲政。朝中实际主持政务的并不是驻军汉中的宰相姜维，而是身在成都的尚书令、镇军将军陈祗。蜀汉政治中心已经回归成都。但在此时却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任命。《三国志》卷44《蜀书·姜维传》载：
十六年春，祎卒。明年，加督中外军事。
姜维在费祎去世后的第二年加督中外军事。但姜维此时正在主持北伐，人在汉中，不在成都。汉中没有行宫，如果此处的“中外”仍指宫城内外，显然解释不通。而相关的史料又很稀缺。因此，考察过曹魏“都督中外诸军事”的祝总斌先生也不得不感慨：
其“中外军”，因无其他材料，无法肯定何所指。
我想，祝老一定也发现了这个矛盾，但在没有史料的情况下并没有强作解释。那么我不妨“强作解释”一番。
姜维人在汉中，却担任着成都中央军的名义统帅
关于陈祗，最重要的有两点。其一，陈祗深得后主刘禅信任，虽然仅任尚书令，但实际政治权力重于录尚书事的姜维。《三国志》卷39《蜀书·董允传附陈祗传》载：
大将军姜维虽班在祗上，常率众在外，希亲朝政。祗上承主指，接阉竖，深见信爱，权重于维。
其二，是陈祗支持姜维北伐。《三国志》卷43《蜀书·谯周传》云：
于时军旅数出，百姓雕瘁，周与尚书令陈祗论其利害，退而书之，谓之《仇国论》。
陈祗为什么会支持姜维北伐呢？从好的方面看，陈祗可能继承了“兴复汉室”的理想；而从坏的方面看，姜维越关注北伐，也就越“希亲朝政”，陈祗就越能“权重于维”。
陈祗的真实动机已经不得而知，但无论动机是什么，陈祗在朝中以尚书令主政，需要录尚书事的姜维支持；姜维在外全力北伐，同样需要朝中执政的陈祗支持。因此，两人互相结好，互相支持，就成为必需。
陈祗既然能“上承主指，接阉竖”，当然能够“深见信爱”。因此，刘禅将一部分禁卫之权交予陈祗也绝非不可能。既然政治中心已经重回成都，那么刘禅仿照魏制而设中护军，与中领军共同主持成都禁卫事务，从而完善禁卫武官制度，以此来加强皇权，也是顺理成章的。
刘禅亲政以后，一心要加强皇权
实际上，蒋琬、诸葛瞻所任都护，较之李严则越来越具有禁卫武官色彩，当与陈祗于成都领中护军分掌禁卫之权的内在逻辑是一致的。
陈祗既领中护军，则职权又有所加重；出于结好和安抚姜维的需要，陈祗便鼓动刘禅为姜维加督中外军事。
这样，陈祗以中护军实际担任成都朝廷的禁卫武官，但名义上京师中央军的最高权力掌握在督中外军事的姜维手中；这与陈祗以尚书令在成都代行相权执政，但名义上的宰相却是录尚书事的姜维如出一辙。而作为京师禁卫武官的中护军和京师中央军统帅的督中外军事，无疑都具有模仿魏制的痕迹。
如此，也就解释了蜀汉、曹魏、孙吴三个政权中，唯一一个坐镇京师或行宫之外的“督中外军事”的设置问题。当然，由于史料有限，这一解释也纯属推测，不过是所谓“强行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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