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21 為什麼南宋君臣把王安石認定為靖康之恥的罪魁禍首?

王安石是北宋中後期力主變法的名臣。王安石變法,主要是為了改變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振興國家。變法一度產生了很好的效果。但可惜的是,最高決策者因為自身及其親屬的原因,對變法的堅持和執行力度不夠,最終變法失敗。

然而,在王安石變法失敗40多年之後,南宋君臣卻認為王安石是導致北宋滅亡的靖康之恥的罪魁禍首,這是為什麼呢?

南宋君臣反思靖康之恥,竟然一致認為是王安石的錯

東南巡幸後的南宋君臣認為北宋的淪陷實在有點蹊蹺。金人兩次圍開封,最後因為朝廷議而不決,無所適從,以至於喪失良機,坐擁大兵而不能保衛國家。這一切都是為什麼呢?

南宋君臣在稍微安穩一點之後,即開始了對靖康之難的反思。

最早提出反思的是汪伯彥。這位汪伯彥是秦檜的老師,主和派代表人物之一。汪伯彥首先提出,北宋末年“王政淪廢”的原因,在於“朝奸變亂於舊章”。

那麼,汪伯彥所指的這個“朝奸”是誰呢?

為什麼南宋君臣把王安石認定為靖康之恥的罪魁禍首?

建炎三年(1129年)隆佑太后說:“自道君皇帝(即宋徽宗)任蔡京、王黼,更祖宗法度,童貫起邊事,所以招致金人,養成今日之禍。”在宋欽宗繼位時,蔡京、王黼已經被當時的朝野人事罵慘了。但是,因為二人在朝的勢力太大,人脈連結關係錯綜,宋高宗在即位之初,也不便於說的太多。

蔡、王位高權重,靖康之難的責任,他們首當其衝,自然可以理解。李光(時任秘書監、侍御史)說,蔡京、王黼相繼用事,以致朝綱毀壞。陳與義(時任中書舍人)也把蔡、王視為徽宗朝最大的罪臣。還有多位大臣認為必須定蔡、王之罪,以立朝綱,同時告慰天下人心。

建炎元年,高宗趙構《詔責李邦彥等》批評李邦彥、吳敏、蔡懋、李梲、宇文虛中、鄭望之,李鄴等人,“或料敵失宜,自成懦弱之勢;或過聽誤事,復忘備禦之方。用起兵端,以誤國計”。

李綱在宣和七年(1125) 上欽宗的奏狀指責朱勔主辦的花石綱致民怨沸騰(造作局),李彥豪奪民田斂財,盤剝百姓,依勢作威作福;這二人都在陳東“六賊”名單之列。紹興六年(1136) 李綱又提出批評:“靖康末……以唐恪、聶山、耿南仲父子用事,專以離間為進身固寵之資。” 同樣批評這些奸臣小人擅權誤國。

至此,這些眾多的“朝奸”依然是各自為害,與王安石還沒有扯上關係。但接下來,南宋君臣就開始進一步追根溯源了。

他們反思:為什麼在徽宗一朝,一下子竟出現了這麼多的“小人”呢?

稍微追溯一下,發現這些小人均出自蔡京、王黼之門進一步追溯,他們發現這個問題的源頭在王安石身上。

為什麼南宋君臣把王安石認定為靖康之恥的罪魁禍首?

宰相趙鼎說:“自熙寧間王安石用事,肆為紛更,祖宗之法掃地而生民始病。”看到了嗎,這裡趙鼎指出了源頭,“生民始病”,趙鼎直接提出:北宋禍患起於王安石變法。之後趙鼎還說:“至崇寧初,蔡京託名紹述,盡祖安石之政以致大患。”

紹興六年 ( 1136) ,陳公輔(時任吏部員外郎)也公開指出了王安石的責任。他首先以仁宗朝的政治作為典範,他說:“嘉祐以前,朝廷尚大公之道”;然後他說:“熙(寧)、(元)豐以後,王安石之學,著為定論,自成一家,蔡京引之,挾紹述之說,於是士大夫靡然而同,風俗壞矣。” 至此,得出了結論:蔡京雖然是徽宗朝的“大奸”,但追根溯源,靖康之恥的始作俑者是王安石。

這個看法,逐漸成為南宋君臣反思靖康之恥的主導思想。

其實早在靖康元年,當時的國子祭酒(北宋官員預備學校校長)楊時就指出蔡京和王安石學說的關係,並由此說明,徽宗朝朝政腐敗的源頭因素正是熙寧變法。楊時指出:“蔡京用事二十年,以繼述神宗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今日之禍,實安石有以啟之。”楊時認為王安石最大的罪名,是變亂祖宗法度,使君子之政中斷。“安石挾管、商之術,飾六藝以文奸言,變亂祖宗法度。”楊時還把擾動大半個天下的“花石綱”的問題,也歸因於王安石。他說:“其後王黼、朱勔以應奉花石竭天下之力,實安石自奉之說啟之也。”這一下把“六賊”中的三人都跟王安石扯上了關係。

趙鼎具體指出,王安石變亂祖法是北宋亂事的開端:“有王安石者用事於熙寧之間,肆為紛更,祖宗之法,掃地殆盡,於是天下始多事。”

總之,南宋眾臣把靖康之恥的源頭歸因於王安石變法。

不但臣僚這麼認為,宋高宗趙構也這麼看。紹興六年,宋高宗在一篇制書中,就明確把 “王氏之學”與“今日之禍”聯繫在一起:“王氏之學行,邪說橫興,陵夷至於今日之禍。”制書中甚至以孟子形容“楊墨之害,甚於猛獸”來比類王安石為“亂臣賊子”,禍國殃民。這種批評算得上十分激烈了。

為什麼南宋君臣把王安石認定為靖康之恥的罪魁禍首?

南宋君臣為什麼要以王安石為靖康之難的禍首?

南宋君臣把靖康之恥歸咎於王安石,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繼承了北宋前輩對王安石道德指責的說法,還陷在君子小人的籠統分類中難以自拔。

古人沒有現代的政治學說,認識不到生產力、生產關係、政治、人心等因素與國家綜合實力的關係。他們還是一貫從君子小人的角度看問題。

李光就認為:把司馬光與王安石做事相對比,兩人說話一個正一個邪,兩者正好是一白一黑。同時李光說,王氏之學與熙寧變法,正是北宋政治從好向壞、從正向邪變化的分水嶺,也是君子之政被小人之政替代的過程。

上述李光的說法,直接指責王安石道德敗壞。

北宋呂誨(神宗時侍御史)則寫了《論王安石疏》,他在其中做了十個總評,其中九個都是說王安石的德行敗壞、政治上專權。比如:慢上無禮、好名欲進、要君取名、用情罔公、挾私報怨、怙勢招權、專威害政、凌轢同列、朋奸之跡。

南宋君臣繼承了呂誨的評價思路,之後又有所發展。

李燾在《請以司馬光蘇軾等從祀疏》中說 : “司馬光及蘇軾風節彌高,其學術專務格君心,安百姓,其欲正人心,息邪說。”李燾也把蘇軾反對王安石的論述,比喻為“決洪水,闢楊墨” ;又慨嘆:倘若司馬光蘇軾“其言早聽用,寧有靖康之禍?”這些說法,都指向一個共同想象:君主親賢臣遠小人,則天下得治;而北宋則被小人王安石所敗壞。

這種籠統的君子小人概念,流於對事件的定性分析,而沒有對朝廷具體政策舉措的反思,沒有新意和突破。

為什麼南宋君臣把王安石認定為靖康之恥的罪魁禍首?

其次,南宋君臣的宇宙哲學觀依然停留在天人感應階段,認為是王安石變法得罪了上天,才降下了大禍。

南宋君臣依然以天人感應的一套理論來解釋人間的現象。他們認為王安石的三不足,尤其是天變不足畏這一條,得罪上天,導致上天降下了大禍。

南宋君臣用“天意”來詮釋家國的禍患,認為王安石變法違背了天意,進一步把罪責加到了王安石頭上。

王安石的三不足對於古人來說,的確驚世駭俗,他主張“人言不足恤、天變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李綱說:“後世導之臣諂其君,以天地之變不足畏,遂使時君世主不復畏天,而肆情於民物之上,稔成禍亂。”這個 “導之臣”直接指向了王安石。

李綱接著又發出疑問並自答:“(靖康之恥)是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他自己回答說:“其本在於不知畏天,馴致使然也。”由此進一步指出,正是王安石不知畏天,才是導致北宋由盛轉衰的關鍵。

李綱接著又從“天人之際,其理一也”的觀念出發,演繹“天人相應”的內涵。他指出 : “自古有國家者,興衰之數,曷嘗不繫乎天,然而或過其歷,或不及期,則人事存焉爾。”這種說法認為人事足可影響天志。對於明君良臣,則“天啟其心”,對於暗君劣臣,則“天奪之魄”,天和人相互影響。這基本就是董仲舒的天人感應理論。

李綱最後指出,靖康之初,夷狄以微早有天兆。“知數者,形於讖緯,多能預言……若合符節。天之所以告人者甚明,顧弗察耳。”這進一步指出,天意早已給出了指示,但是宋廷失德,不顧天命,最終才導致了靖康之恥。意思就是:金人的強悍,並不是靖康之恥的主因,小人王安石使北宋朝廷上失天心,下違人意,才是國家禍患的緣由。

我們看到,宋朝此時的哲學觀,依然停留在一千多年前西漢的水平,天人感應、讖緯之說,這一套都早已被王莽玩壞了,而南宋君臣竟然還把它們奉為圭臬。

為什麼南宋君臣把王安石認定為靖康之恥的罪魁禍首?

第三, 反思過程中摻雜了個人恩怨與推卸責任,最終把罪過都歸於王安石

攻擊王安石及其學說最狠的就是楊時,而楊時是程頤的學生。程頤則是守舊派司馬光提拔起來的,後來結成了“洛黨”。等到宋哲宗掌權後,重新起用變法人士,所謂的洛黨、蜀黨等全被掃地出門。

等到宋欽宗起用楊時之後,楊時立刻就攻擊王安石,並請欽宗"毀去(王安石)配享(孔廟)之像,使邪說淫詞不為學者之惑。"宋欽宗下詔罷去王安石孔廟配享,改為從祀。而這在當時就引起了國子監太學生們的強力反彈,他們紛紛起來反駁楊時,御史中丞陳過庭也上疏彈劾楊時。楊時最終在一片反對聲中被罷免。

等到南宋建立,宋高宗重新起用了楊時。楊時此時又帶頭攻擊王安石的《三經義》,說這是"邪說淫詞"。楊時還在送高宗支持下寫出《三經義辨》,從理論上攻擊王安石。

臣子們如此努力,宋高宗也沒閒著。他為掩蓋歷史真相,開始篡改歷史。高宗命範仲重修《神宗實錄》,楊時也著《熙寧日錄辨》,肆意篡改王安石變法的歷史事實。宋高宗帶著一幫逢迎的臣子,一再攻擊是熙寧變法造成了靖康之恥,把王安石詆譭成喪權辱國的千古罪人,並以此掩蓋宋徽宗、宋欽宗的無能,以及宋高宗自己畏敵如虎逃跑投降的罪責。

為什麼南宋君臣把王安石認定為靖康之恥的罪魁禍首?

結束語

南宋君臣逃出生天之後,就開始尋找替罪羊。最終追根溯源,發現最大的罪魁禍首是王安石。

王安石變法,為宋廷積攢了大量財富,熙豐時各路積存的錢穀,據說可支用二十年。到宋徽宗時,各地倉庫也多有餘存。東南六路的糧米,自江浙到淮甸,沿途設置七個倉庫,常年有600萬石的積儲,以備豐歉平抑糧價。但這些都被宋徽宗揮霍一空。

王安石變法,也為宋廷加強了軍事力量。熙寧六年(1073年)春,宋廷出兵攻佔了河州、宕州(甘肅省宕昌縣)、岷州(甘肅岷縣)、疊州(甘肅省卓民縣)、洮州,一舉開拓疆土兩千餘里,這是北宋王朝建立後,八十年來所獲得的一次最大的軍事勝利。

這些史實在南宋君臣的眼裡全都被無視。

南宋君臣的態度和說法,把整個北宋的敗壞,僅僅歸咎於個別關鍵人物。這種觀念,沿襲了漢代以來批評朝廷政治止於官吏、而鮮及君王的原則。實際上宋徽宗作為北宋最高領導,他是北宋滅亡的第一責任人。

南宋君臣始終跳不出古人認識的巢窠,因而他們沒有真正認識到北宋滅亡的本質,因此宋高宗繼續主導苟且投降的舉措,也就不足為奇了。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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