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先生被誉为“中国知识分子第一人”，翻阅历史，你会看到对他的评价是这样的：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是近现代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因为他的身份，我一直觉得他在家应该是那种不苟言笑、严谨刻板的家长。最近读《梁启超家书》，看他与子女的交流，彻底颠覆了我对他的形象定位。原来，他竟然是一位感情丰富、严慈相济的父亲！
梁启超一生养育了九个子女，依次为：思顺、思成、思永、思忠、思庄、思达、思懿、思宁、思礼。其中，思顺、思成、思庄为原配夫人李蕙仙所生，思永、思忠、思达、思懿、思宁、思礼为第二个夫人王桂荃所生。
他的九个子女都各有成就：长女思顺是诗词研究专家；长子思成、次子思永及最小的儿子思礼分别在建筑学、考古学、火箭系统控制方面成就斐然，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其他子女有著名的图书馆学家、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军人，每个孩子都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方向，并终其一生为事业而奋斗。
《梁启超家书》收录了梁启超写给子女的一百多封信，在这些信中，他虽然也会对儿女进行教育、指导，但更多时候是像朋友一样的交流、倾诉。
让我感触最深的是他跟孩子们之间的亲密关系，女儿思顺成年成家了，他还口口声声称呼“宝贝思顺”，对待其他孩子也是如此，“小庄庄”、“老白鼻（baby）”、“司马懿”、“六六”都是他日常对孩子们的昵称。
有父可爱如此，孩子该多么幸运！
爱女如命 人尽皆知
有人说“女儿是父亲前世的情人”，梁启超对女儿的爱恰是这句话最好的证明，尤其是对长女梁思顺。
思顺对梁启超来说，既是女儿，又是朋友，还是工作上的助手，他的大部分家书都是写给思顺的。
思顺在国外读书，因学业紧张，拼命用功，梁启超接连不断写信劝慰，唯恐女儿因学习影响身体健康。
1912年12月16日致思顺书：
“来复日（星期天）必须休息，且须多游戏运动。……汝必须顺承我意，若固欲速以致病是大不孝也。汝须知汝乃吾之命根。吾断不许汝病也。”
1912年12月18日致梁思顺书：
“吾爱女之名举国皆知，故交相见者，无不问汝，却无人问思成以下。……汝求学不必太急，每来复十四小时总嫌太多，多留两三月，绝不关紧要。”
梁启超生病时格外思念思顺，想让她知道，又怕她知道后担心，矛盾之情溢出笔端。
1913年4月18日致梁思顺书：
“吾每不适，则呼汝名，聊以自慰，吾本不欲告汝，但写信亦略解吾烦忧也。惟汝断不许缘忧我之故而荒学或致病，果尔，是重吾忧也。”
梁启超归来和家人团聚，可是思顺在国外，仍然不得相见，想念变得更加浓烈。
1923年1月15日致思顺书：
“宝贝思顺，我现在就上车回家了，明天晚上就和你妈妈弟弟妹妹在一块了，现在很想起你。……几个月没有饮酒了，回家两天就是你妈妈生日，我想破戒饮一回，你答应不答应？”
1923年8月1日致思顺书：
“宝贝思顺，得复电，大慰。我因久不得汝信，神经作用无端疑汝有病耳。……我和思庄说，明年姐姐回来，我带你们姐妹去逛地方，不带男孩子了。”
思顺带妹妹思庄出国读书，父亲对女儿的牵挂顿时翻倍。
1925年4月17日致思顺、思庄书：
“宝贝思顺、小宝贝庄庄，你们走后，我很寂寞。……思顺离开我多次了，所以倒不觉怎样，庄庄这几个月来天天挨着我，一旦远行，我心里着实有点难过。但为你成就学业起见，不能不忍耐这几年。”
看梁启超写给女儿的信，觉得他真的特别会表达情感，作为父亲，实属难得。中国自古以来，“父亲”这个词自带威严，父亲爱孩子常常是隐性的。孩子幼年时或可与父亲玩闹嬉戏，很少有父亲与成年的子女特别亲昵，梁启超显然是个例外。他毫不吝啬的表达自己对女儿的疼爱和思念，以至于“爱女之名举国皆知。”
梁思庄
正是因为得到了父亲那么多的爱，梁启超的孩子们个个坚韧，尤其是思顺。长姐如母，父母去世后，她成为年幼弟妹们坚实的依靠。后来，她的丈夫早逝，她又独自抚养四个孩子，其中艰苦可想而知。
有人说从小被父母宠爱的孩子会比较自私，没有爱心，这是错理解了“宠爱”。“宠爱”不是“溺爱”，父母爱孩子，给多少爱都不为过，所有爱的行为和语言，都会慢慢渗透进孩子的血液里，让他们变得温暖而强大。
言传身教 细心呵护
三字经中有言“养不教，父之过”，父亲在孩子的教育上担当着重要的角色。梁启超身为父亲，在大事小情上对孩子们悉心指导，为他们的成长保驾护航。
对于社会责任，他这样告诫思顺：
1919年12月2日致思顺书：
“得十月二十一日禀，甚喜，总要在社会上常常尽力，才不愧为我之爱儿。人生在世，常要思报社会之恩，因自己地位做的一分是一分，便人人都有事可做了。”
1923年11月5日致思顺书：
“我常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士大夫究极天下和农夫善治其十亩之田所成就一样。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
梁启超虽然总把女儿庄庄捧在手心里，却不许她有依赖之心，对她的学习和生活都还是有要求的。该宽则宽，该严则严，因他有明确的标准，孩子的行为便有据可依。
1925年7月10日给孩子们书：
“我说你（思庄）‘别要孩子气’，就是叫你对于正事——如做功课，以及料理自己本身各事等，自己要拿主意，不要依赖人。至于做人带几分孩子气，原是好的。你看爹爹有时还有‘童心’呢。……至于未能立进大学，这有什么要紧，‘求学问不是求文凭’，总要把墙基越筑得厚越好。”
1927年2月6日-16日给孩子们书：
“我有点舍不得你（思庄）独自一人在那边，好在你已经长成了大孩子了，我一切都放心，你去年的钱用得很省检，也足见你十分谨慎。但是我不愿意你们太过刻苦，你们既已都是很规矩的孩子，不会乱花钱，那么便不必太苦，反变得寒酸。你赶紧把你预算开来罢，一切不妨预备松动些。”
思顺母亲去世后，因几个大孩子都在国外，丧葬事宜都由思顺二叔筹备，为此，梁启超给孩子们写了下面的话，教育他们要懂得感恩图报。这也是在教孩子做人的道理。
1925年9月13日给孩子们书：
“这等事本来是成、永们该做的，现在都在远，忠忠又为校课所迫，不能效一点劳，倘若没有这位慈爱的叔叔，真不知如何办得下去。我打算到下葬后，叫忠忠们向二叔磕几头叩谢。你们虽在远，也要各个写一封信，恳切陈谢（庄庄也该写），谅来成、永写信给二叔更少。这种子弟之礼，是要常常在意的，才算我们家的乖孩子。”
梁启超九个孩子个个成才，终究与他的教育方式和教育理念分不开，当梁思成苦恼于自己所学的专业实用性不强时，他给了思成这样的解释：
1927年2月6日-16日给孩子们书：
“思成来信问有用无用之别，这个问题很容易解答，试问唐开元、天宝间李白、杜甫与姚崇、宋璟比较，其贡献于国家者孰多？为中国文化史和全人类文化史起见，姚、宋之有无，算不得什么事，若没有了李、杜，试问历史减色多少呢？……我生平最服膺曾文正两句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将来成就如何，现在想他作甚？着急他作甚？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懦自馁，尽自己能力去做，做到哪里是哪里，如此则可以无入而不自得，而于社会亦总有多少贡献。我一生学问得力专在此一点，我盼望你们都能应用我这点精神。”
孩子在外遇到困境时，梁启超就是他们坚强的精神支撑。“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他以此为座右铭，也以此劝慰儿女，激励他们砥砺前行。
1927年1月27日给孩子们书
“顺儿着急和愁闷是不对的……凡着急愁闷无济于事者，便值不得急它愁它，我向来对于个人境遇都是如此看法……现在处这种困难境遇正是磨练身心最好机会，在你全生涯中不容易碰到的，你要多谢上帝玉成的厚意，在这个当口儿做到‘不改其乐’的工夫才不愧为爹爹最心爱的孩子哩。”
1927年5月5日给孩子们书
“爹爹虽然是挚爱你们，却从不肯姑息溺爱，常常盼望你们在苦困危险中把人格能磨练出来……我自己常常感觉我要拿出自己做青年的人格模范，最少也要不愧做你们姊妹兄弟的模范。我又很相信我的孩子们，个个都会受我这种遗传和教训，不会因为环境的困苦或舒服而堕落的。”
助子成材 倾尽所有
梁启超为子女成材用心良苦，他宁肯别的地方节省，也绝不让孩子在教育上有所亏欠。
为使二儿子思永在考古学上有所进益，梁启超亲自为他联系自费参加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在山西的考古发掘，还和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联系，让梁思永自费参加他的考古活动。1927年4月，连续三封长信跟思永商量行程。
1927年4月21日致思永书
“我想为你的学问计，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若错过了，以后想自己跑新疆沙漠一趟，千难万难。因此要求把你加入去，自备资斧——因为犯不着和那些北京团体分那点钱（钱少的可怜）——今日正派人去和哈丁接洽，明后日可以回信，大约十之八九可望成功的。”
为了帮助梁思成了解西洋美术及建筑，梁启超专门筹集了五千美金，让毕业新婚的梁思成、林徽因取道欧洲回国，兼度蜜月和考察。
1927年12月18日致思成书
“我替你们打算，到英国后折往瑞典、挪威一行，因北欧极有特色，市政亦极严整有新意，必须一往……由是入德国，除几个古都市外，莱茵河畔著名堡垒最好能观一二，回头折入瑞士看些天然之美，再入意大利，多耽搁些日子，把文艺复兴时代的美，彻底研究了解。最后便回到法国，在马赛上船，到西班牙也好，刘子楷在那里当公使，招待极方便，中世及近世初期的欧洲文化以西班牙为中心。中间最好能腾出点时间和金钱到土耳其一行，看看回教的建筑和美术，附带着看看土耳其革命后政治（替我）。”
要知道，这番张罗是在梁启超去世前仅一年，当时他身患重病，时常便血，极为痛苦，且家境已不富裕。在关注孩子的教育和前途上，梁启超可谓竭尽全力。
看完《梁启超家书》，我明白了梁启超的子女都能有成就绝不仅仅是基因的强大，而是取决于他与子女相处的方式。现在有一种说法叫“对孩子而言，好的关系比好的教育更重要”，梁启超与子女之间亲密的关系为他们后来的成就奠定了基础。
梁启超忧国忧民，一生为国家兴亡奔忙，但他仍然以自己独特的教育方法将自己的学识和感悟润泽在儿女身上，使九个子女各有成就，堪称中国家庭教育的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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