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近代中国最著名人物之一，他跟康有为一起对中国社会体制的变革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虽然他是康有为的弟子，然而社会上却将康、梁并称，可见他在某些方面所做出的成就，不在其师之下。
1898年，康有为联合一些有识之士，总计一百余人，联名上书要求废止八股取士制度。他们所写奏章先交给了都察院，但都察院拒绝代奏，于是他们又将奏折送到了总理衙门，但那里也不接受。虽然如此，他们所写奏章的内容却流传开来，此奏章中称：“为国事危急，由于科举乏才，请特下明诏，……停止八股试帖，推行经济六科，以育人才而御外侮。”
这种要求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有人赞同，有人反对。科举考试对于中国古代文人，几乎是唯一的出人头地之路，而今那些苦读之人听闻到要废止这种科举制度，其愤怒可想而知。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第二篇《政变前记》中说：“闻启超等此举，嫉之如不共戴天，遍播谣言，几被殴击。”梁启超等人的建议让有些人恨到一见就想殴打他们。
梁启超等校对的康有为著作《伪经考》十四卷，民国六年至七年北京更甡刻万木草堂丛书本
但最终，他们的建议还是有了结果。百日维新期间，皇帝在五月初五和五月十二日，两次下令废除八股取士制度，这件事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十分巨大，因为其彻底改变了读书人的学习目的，而最终促成此事者，乃是康有为。梁启超在《与碎佛书》中讲述了促成此事的经过：“新政来源真可谓令出我辈，大约南海先生所进《大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记》两书，日日浏览，因摩出电力，遂于前月二十间有催总署议覆先生条陈制度局之议。仆等于彼时，乃代杨侍御、徐学士各草一奏，言当定国是，辨守旧开新之宗旨，不得骑墙模棱，遂有二十三日之上谕。南海、菊生召见，力言科举事，既退出，即飞告仆，令作请废八股折，宋侍御言之，是日即得旨送往园中，至初五乃发耳。大率有上开新折者，则无不应，盖上下之电力热力，皆以相摩而成也。”
然而仅仅两个多月的时间，当时所实行的一些新政几乎都被废止。八月初六凌晨，在慈禧太后的安排下，光绪帝被囚禁于中南海的瀛台；八月十三日，维新派的著名人物谭嗣同等六人被杀。而后维新派官员基本全部被罢免，此期间所颁布的新政，除了京师大学堂之外，其他的全部被废除。
这倒是一个奇怪的安排，因为八股考试制度在几个月前已经被废除，此时又重新恢复。既然如此，那为什么还要保留京师大学堂呢？但这个保留却给后来的思想革命留下了火种，因此几年之后，到了1905年，八股考试制度再次被废除，自此之后，已经实行了一千多年的科举取士制度彻底被停止了，因此，这件事可以被称为康、梁等人在中国教育界的革命。
在顽固派发动政变的当天晚上，梁启超逃进了日本公使馆，化妆之后又逃到了天津，而后登上了停泊在塘沽的日本军舰，之后流亡日本，从此他在海外流亡达十四年之久。
在这个期间，梁启超并没有停止各类活动，他随同康有为所参与的政治活动暂且不提，即使在文化界，梁启超也有着许多的重大举措，名气最大者，就是他倡导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
其实早在变法之前，他就跟谭嗣同等人提出了“诗界革命”的主张，他们不仅是口号上的提倡，同时也身体力行地以新词汇来创造诗词，比如当时谭嗣同就写了首《金陵听说法》：
而为上首普观察，承佛威神说偈言。一任法田卖人子，独从性海救灵魂。纲伦惨以喀斯德，法会盛于巴力门。大地山河今领取，庵摩罗果掌中论。
诗中的“喀斯德”等词，陈其泰在《梁启超评传》一书的小注中，做了如下的解释：“喀斯德，Caste的译音，指印度历史上的社会等级制度；巴力门，Parliament的译音，指英国议院。”
《秋蟪吟馆诗钞》七卷，民国五年刻本，梁启超序一
梁启超流亡日本后，继续推行这种“诗界革命”，其称：“欲为诗界之哥仑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夏威夷游记》）
看来，谭嗣同把一些译音词用入诗中，应当就是梁启超所强调的“第二要”。用这种词来写诗，到底好不好，梁启超又有如下的解释：“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饮冰室诗话》）
看来，他也觉得这种写法只是一种形式，但他认为这种形式也有其必要性。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梁启超称：“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
在这里，他强调小说的价值是如此之大，他认为小说所宣扬的观念很快会深入人心，他甚至称，古代的《七略》将增加“小说”一项而变为“八略”，同样，目录版本界所强调的“四部分类法”，也定然把“小说”分出，单为一部，从此变为“五部分类法”。由此可知，他的观念是何等的先进。可惜的是，他的这个预言至今已经超过了一百年，小说虽然已经风靡天下，但至今在传统的目录版本界，也依然没有把“小说”与其他四部等量齐观。但梁启超的呼吁在社会上也很有影响，曾几何时，出版界销售量最大的门类就是小说。
《秋蟪吟馆诗钞》七卷，民国五年刻本，梁启超序二
除此之外，梁启超还强调“新史学”，为此他写了一系列的著作。何为“新史学”？梁启超做过这样的解释：“前者史家，不过记载事实；近世史家，必说明其事实之关系，与其原因结果。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看来，他认为中国传统的正史，只是记录的一家之言，这是一种偏颇，他要对这种观念进行彻底的改变。
传统的历史学家中，梁启超仅首肯其中六人，这就是司马迁、杜佑、司马光、郑樵、袁枢和黄宗羲。为什么是这样的一个名单呢？梁启超解释道：“《史记》以后，而二十一部，皆刻画《史记》，《通典》以后，而八部皆摹仿《通典》，何其奴隶性至于此甚耶！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以故每一读而惟恐卧，而思想所以不进也。”看来，他准备彻底地变革中国人的史学观念。
由以上这些叙述可知，在梁启超的观念中，无论是文学界还是史学界，都受封建思想的约束，他想打破这千年来的枷锁，要在文史界开创出一种新面目。
虽然如此，梁启超依然按照传统的方式来写作诗和词，按照汪松涛先生的统计，梁启超所作之诗留存至今者有424首，而词有64首，这两项加起来，数量不算少。梁启超曾说：“余虽不能诗，然尝好论诗。以为诗之境界，被千余年来鹦鹉名士（余尝戏名辞章家为‘鹦鹉名士’，自觉过于尖刻）占尽矣，虽有佳章佳句，一读之，似在某集中曾相见者，是最可恨也。故今日不作诗则已，若作诗，必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然后可。”（《夏威夷游记》）
不知这算不算他的谦称，他说自己对写诗不在行。但他同时又说，不做则矣，一做就要出新意。对梁启超而言，作诗是否也会像他写文章那样信手拈来呢？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显然不是这样，梁在《饮冰室诗话》中称：“余向不能为诗，自戊戌东徂以来，始强学耳。然作之甚艰辛，往往为近体律绝一二章，所费时日，与撰《新民丛报》数千言论说相等。”看来，他写一首律诗或绝句，跟他为报社写的几千字言论，所耗时间基本相等。
细读梁启超的诗作，果真有一种磅礴的气势，比如他所写的一首《举国皆我敌》：
举国皆我敌，吾能勿悲？吾虽悲而不改吾度兮，吾有所自信而不辞。世非混浊兮，不必改革。众安混浊而我独否兮，是我先与众敌。阐哲理指为非圣道兮，倡民权曰畔道。积千年旧脑之习惯兮，岂旦暮而可易。先知有责，觉后是任。后者终必觉，但其觉匪今。十年以前之大敌，十年以后皆知音。君不见，苏格拉底瘐死兮，基督钉架，牺牲一身觉天下。以此发心度众生，得大无畏兮自在游行。眇躯独立世界上，挑战四万万群盲。一役罢战复他役，文明无尽兮，竞争无时停。百年四面楚歌里，寸心炯炯何所撄？
此诗作于光绪二十七年四月在日本期间，这首诗表达出了一个文人志士的社会责任感，读起来极有气势。
然而不知什么原因，梁启超所作之词却有着与他的诗完全相反的风格，梁鉴江在给汪松涛所著《梁启超诗词全注》一书的序言中称：“梁启超存词仅六十四首，多写儿女情长、伤春伤别，就总体而言，内容、形式均未能冲破北宋婉约词人的樊篱，尚未形成自己的风格特色。”
由这段叙述可知，梁启超虽然搞过颇有影响力的“诗界革命”，而他自己也身体力行地写了那么多豪迈的诗作，可是他的词却一本传统，基本上是婉约派的风格。梁鉴江甚至说，梁启超的词还未形成自己的独特面目。这是什么原因，我却未曾看到相应的研究成果，难怪梁启超没有搞过“词界革命”。
《秋蟪吟馆诗钞》七卷，民国五年刻本，梁启超序三
对于这个有趣的现象，莫立民在《近代词史》中做了这样的比较：“梁启超的诗虽不乏沉郁苍凉之作，然亦多议论纵横、回肠荡气之笔，有一种大开大合、雄浑苍莽的特质。陈衍评之曰：‘天骨开张，精力弥满。’（《石遗室诗话》）不过，其词主流风貌则是在沉郁苍凉的激荡中抒发他的既伤时、又悯己的心潮。如果说梁启超的诗歌、散文展露了他生活中慷壮昂扬的一侧，那么他的词则显示出他性情中低徊温柔的一角。”而后莫先生在其专著中，举出了梁启超所作的《金缕曲·丁未五月归国，旋复东渡，却寄沪上诸子》：
瀚海飘流燕，乍归来、依依难认，旧家庭院。惟有年时芳俦在，一例差池双剪。相对向、斜阳凄怨。欲诉奇愁无可诉，算兴亡、已惯司空见。忍抛得，泪如线。
故巢似与人留恋，最多情、欲粘还坠，落泥片片。我自殷勤衔来补，珍重断红犹软。又生恐、重帘不卷。十二曲阑春寂寂，隔蓬山、何处窥人面？休更问，恨深浅。
根据小序可知，这首词作于光绪三十三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当时是光绪二十四年，至此时已经有了近十年的时间。梁启超在此词中表达出了自己漂泊异乡的孤独感。从该词的风格上来说，虽然内容也关涉时局，然而文中却完全没有他在诗中所表现出的那种豪迈气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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