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国诸公中，论起子女之不凡，当属梁启超，九个孩子皆有不凡成就，其中有三位院士，至于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为保留北京城墙而死磕的故事，更令国人感念不已。梁启超本人也是引领风骚几十年，虽说应势而变，而赤子之心可鉴。胡适有评论如下：“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
梁启超，字卓如，号任公，1873年2月23日生于广东省新会县茶坑村。先祖为中原南逃的难民，世代耕读，祖父梁维清是秀才出身，父亲梁宝瑛教书为业。梁启超幼时聪慧，自述“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有回随父亲去做客，偷偷折下一枝灿烂的杏花，父亲以对联名义，问曰：“袖里笼花，小子暗藏春色。”梁启超十分机灵，回道：“堂前悬镜，大人明察秋毫。”
梁启超16岁中举，17岁赴京会试，未中回家，途经上海，看到一些西方译著，眼界为之大开。回到广州后的一天，在同学陈千秋的引见下，18岁的梁启超拜访了33岁的康有为。初次见面，两人竟从早上八点聊到晚上七点。梁启超觉得，康“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当头棒喝之下，深感以前所学不过是应付科举的敲门砖而已，于是决定拜还是秀才的康有为为师。几人商议之下，康有为在广州长兴里成立了万木草堂，宣讲他的维新学说。同年，梁启超娶了李蕙仙为妻。
等到康有为中举，1895年春师徒联袂赴京考进士，正赶上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于是发动18省应试举人联名请愿，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此后，梁启超笔力千钧，主笔《中外纪闻》《时务报》及《知新报》等，成为公知领袖，以至于张之洞在武昌打开中门迎接他，甚至想鸣炮欢迎，那可是钦差大臣的待遇。
1897年，梁启超任长沙时务学堂总教习，与杨度、蔡锷等多人交厚。次年，回京筹划维新。7月3日，他受到光绪皇帝召见，进呈所著《变法通议》，赏六品衔。策动袁世凯发动政变失败后，谭嗣同送他到日本使馆，由于不会日文，谭写道：“梁君甚有用，请保护之。”日人回写：“君亦应留此。”谭嗣同一笑了之，而梁启超面如土色。
梁启超第二天化装到了天津，然后东渡日本。其间，他常自称为“多泪善辩之人”，汪精卫攻击说：“梁启超之泪，奴才之泪；梁启超之辩，民贼之辩也。”
在日期间，梁启超与孙中山过从甚密，拟定了一个合作组党计划，由孙、梁牵头。梁草拟了一份《上南海先生书》，由康门弟子13人署名，认为君主立宪不可取，共和才能救危局，劝康有为退休。康勃然大怒，勒令梁速离日本，往檀香山反省。行前，孙中山给哥哥孙眉写了封信，结果梁启超大受欢迎，向檀香山华侨筹得经费八九万元。有一次在新加坡，康痛骂他倾向革命，背叛光绪帝，逼他下跪认罪。
武昌起义后，梁启超企图使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见事不成，转而支持袁世凯，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组为进步党，与孙中山争夺政治权力。1913年，进步党“第一流人才内阁”成立，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后来见到袁世凯称帝之心日炽，他开始与蔡锷策划武力反袁，发动护国战争。
1912年，梁启超归国后，以其为领袖的民主党本部立即召开临时大会
梁启超认为：“我敢说，已经挂上的民国招牌，从今以后千千万万年再不会卸下，任凭你像尧、舜那么贤圣，像秦始皇、明太祖那么强暴，像曹操、司马懿那么狡猾，再要想做中国皇帝，乃永远没有人答应。”
1917年张勋复辟，梁启超为段祺瑞起草马厂誓师电文，一举讨逆成功，也造成了与老师康有为的彻底决裂。有人问：“不为令师留丝毫地步，其于师弟之谊何？”梁启超答道：“师弟自师弟，政治主张则不妨各异。吾不能与吾师共为国家罪人也！”事毕，他出任了段内阁的财政总长。等到孙中山渐渐势大，梁启超也就退出了政坛。
梁启超喜欢出国考察，了解到西方社会的弊端，主张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每次均有礼物带回，如石雕、鸵鸟蛋、明信片等。
好友蒋百里著有《欧洲文艺复兴史》一书，请梁启超作序。梁被挠到了痒处，洋洋洒洒写了近六万字，比原作还多，不得已自成一书，这便是著名的《清代学术概论》。最逗的是，他又反过来请蒋百里作序。
1922年，梁启超应邀演讲，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进学校？”然后又问：“你想学些什么？”答案各有所见。他自己给出的答案是学做人，文理各科都不过是做人所需的某种手段，而做人的标准是“智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在给女儿的信中，梁启超谈到对成功的看法：“我常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
徐志摩挖朋友墙脚，娶了陆小曼，请梁启超做证婚人。梁启超在婚礼上发言说：“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以后务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徐低声请求道：“请老师不要再讲下去了，顾全弟子一点儿面子吧！”
离开清华研究院前，梁启超推荐陈寅恪为教授，校长曹云祥问及学历和著作，梁说啥也没有，见曹摇头，他答道：“我梁某人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嘛，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寅恪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这事是民国文人圈里的著名佳话。
梁启超原配李蕙仙是其乡试主考官的堂妹，继室何蕙珍则是南洋富商的女儿。梁思成说：“我爹把家庭的财政大权给了第一夫人，把爱情给了第二夫人。”最了不起的是侍妾王桂荃，她本为李蕙仙的陪嫁丫鬟，在梁启超等去世后，一个人担起了抚养教育子女的责任，可惜在“文革”中黯然孤独地死去。
梁启超54岁时留影。梁启超巨笔如椽，识见犀利，胡适评曰：“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
军阀混战期间，梁启超一度变身账房先生，精心料理手中的股票和保险，甚至不厌其烦地为梁思成和林徽因的订婚仪式做准备。他的书房叫饮冰室，在天津意租界一花园洋房的二楼，另有藏十万卷善本的藏书楼。平生最大爱好只有两桩，他说：只有打麻将能让我忘却读书，只有读书能令我忘却打麻将。
梁启超患有肾病，1926年3月去协和医院诊断后手术，却把那个好的肾给切掉了，一时舆论哗然，他在《晨报》著文申明：“我盼望社会上，别要借我这回病为口实，生出一种反动的怪论，为中国医学前途进步之障碍。”手术后果是致命的，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年仅56岁。他曾说：
“法者，天下之公器也；变者，天下之公理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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