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皇帝的本纪及政治家的列传，有许多过于简略，应当从新作过。 因为所有本纪，在全部二十四史中，都是编年体，作为提纲絜领的线索，尽是些官样文章，上面所载的都不过上谕、日蚀、饥荒、进贡、任官一类事情。所以读二十四史的人，对于名臣硕儒，读他们的列传，还可以看出一个大概；对于皇帝，读他们的本纪，反为看不清楚。皇帝的事往往散见在旁的列传中，自然不容易得整个的概念了。皇帝中亦有伟大人物，于国体政体上别开一个生面，如像秦始皇、汉高祖、汉武帝、汉光武、魏武帝、汉昭烈帝、吴大帝、北魏孝文帝、北周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明太祖、清圣祖、清世宗、清高宗，何止一二十个人，都于一时代有极大的关系。可惜他们的本纪作得模糊影响，整个的人格和气象完全看不出来。
此外有许多大政治家亦然，虽比皇帝的本纪略为好些，但因为作的是列传，许多有关系的事实不能不割裂到其他有关系的人物的传中去。即如诸葛武侯的事迹，单看《三国志》的《诸葛亮列传》，看不出他的伟大处来，须得把《蜀志》甚至于全部《三国志》都要读完，考察他如何行政，如何用人，如何联吴，如何伐魏，才能了解他的才能和人格。这种政治上伟大人物，无论为君为相，很可以从各列传中把材料钩稽出来，从新给他们一人作一个专传。
（六）有许多外国人，不管他到过中国与否，只要与中国文化上政治上有密切关系，都应当替他们作专传。譬如释迦牟尼，他虽然不是中国人，亦没有到过中国，但是他所创立的佛教在中国思想界占极重要的一部分。为自己研究的便利起见，为世界文化的贡献起见，都有为他作专传的必要。又如成吉思汗，他是元代的祖宗，但是元代未有中国以前的人物，其事实不在中国本部，可以当作外国人看待。他的动作关系全世界，很值得特别研究。可惜《元史》的记载太简略了，描写不出他伟大的人格与事功。所以我们对于成吉思汗，可以说有为他作专传的义务。
此外，如马可孛罗，意大利人，他的生活大部分在中国，曾作元朝的客卿，他是第一个著书把中国介绍到欧洲去的人，在东西交通史占得重要的位置。我们中国人不能不了解他。又如利马窦、南怀仁、汤若望、庞迪我……诸人，他们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到中国来，一面输入天主教，一面又输入浅近的科学。欧洲方面，除教会外，很少人注意他们。中国方面，因为他们在文化上有极大的贡献，我们就不得不特别重视了。又如大画家郎世宁，他的生活大部分在中国，于输入西洋美术上，功劳很大。他在欧洲美术界只能算第二三等角色，在中国美术界就要算西洋画的开山祖师。欧洲人可以不注重，我们不能不表彰。更如创办海军的琅威尔，作中国的官替中国出力，清季初期海军由他一手练出，虽然是外国人，功在中国，关于他的资料，亦以中国为多，西文中寻不出什么来。这类人物，大大小小，不下一二十个，在外国不重要，没有作专传的必要，在中国很重要，非作专传不可。有现成资料，固然很好；就是难找资料，亦得设法找去。
（七）近代的人学术事功比较伟大的，应当为他们作专传。明以前的人物，因为有二十四史，材料还较易找。近代的人物，因为《清史》未出，找材料反觉困难。现在要为清朝人作传，自然要靠家传行状和墓志之类。搜罗此种史料最丰富的，要算《碑传集》同《国朝耆献类征》二书。其中有许多伟大人物，资料丰富，不过仍须经一番别择的手续。但是有许多伟大人物并此种史料而无之。例如年羹尧，我们虽知他曾作大将军，但为雍正所杀害的情形和原因却很难确实知道。虽为一时代的重要人物而事迹渺茫若此，岂不可惜！又如章学诚，算得一个大学者了。但是《耆献类征》记载他的事，只有两行，并且把章字误作张字。像他这样重要的人物，将来《清史》修成，不见得会有他的列传，纵有列传也许把章字误成张字，亦未可知，或者附在《文苑传》内，简单的说一两行也说不定。研究近代的历史人物，我们很感苦痛，本来应该多知道一点，而资料反而异常缺乏。我们应该尽我们的力量，搜集资料，作一篇，算一篇。尤其是最近的人，一经死去，盖棺论定，应有好传述其生平。即如西太后、袁世凯、蔡锷、孙文都是清末民初极有关系的人，可惜都没有好传。此时不作，将来更感困难。此时作，虽不免杂点偏见，然多少尚有真实资料可凭。此时不作，往后连这一点资料都没有了。
如上所述，关系重要的，性情奇怪的，旧史不载的，挟嫌诬蔑的，本纪简略的，外国的，近代的人物，都有替他作专传的必要。人物专史的对象，大概有此七种。
说到这儿，还要补充几句。有许多人虽然伟大奇特，绝对不应作传。这种人约有两种： （一）带有神话性的，纵然伟大，不应作传。譬如黄帝很伟大，但不见得真有其人。太史公作《五帝本纪》，亦作得恍惚迷离。不过说他“生而神明，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这些话，很像词章家的点缀堆砌，一点不踏实，其余的传说，资料尽管丰富，但绝对靠不住。纵不抹杀，亦应怀疑。这种神话人物，不必上古，就是近古也有。譬如达摩，佛教的禅宗奉他为开山之祖。但是这个人的有无，还是问题。纵有这个人，他的事业究竟到什么程度，亦令人茫然难以捉摸。无论古人近人，只要带有神话性，都不应替他作传。作起来，亦是渺渺茫茫，无从索解。
（二）资料太缺乏的人，虽然伟大奇特，亦不应当作传。比如屈原，人格伟大，但是资料枯窘得很。太史公作《屈原列传》，完全由淮南王安的《离骚序》里面抄出一部分来。传是应该作的，可惜可信的事迹太少了。战国时代的资料本来缺乏，又是文学家，旁的书籍记载很少，本身著作可以见生平事迹的亦不多。对这类人，在文学史上讲他的地位是应该的，不过只可作很短的小传，把史传未载的，付之阙如；有可疑的，作为笔记，以待商榷。若勉强作篇详传，不是徒充篇幅，就是涉及武断，反而失却作传的本意了。又如大画家吴道子，大诗家韦苏州，人物都很伟大，史上无传，按理应该补作。无如吴道子事迹稀少，传说概不足信；韦苏州虽有一时豪侠，饮酒杀人的话，不过诗人口吻，有多方面的解释。这类不作传似乎不好，勉强作传又把史学家忠实性失掉了去。这两种人，有的令人崇拜，有的令人赞赏，有的令人惋惜，本来应该作传，可惜没有资料。假使另有新资料发见，那时又当别论。在史料枯窘状况之下，不能作亦不应作，只好暂时搁下吧。
应该作专传和不应该作专传的人，上面既已说了个标准，其余三种人的专史——年谱、列传、合传——也可就此类推，现在不必详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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