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後，日本、韓國、墨西哥、阿根廷、巴西、南非、印尼、菲律賓、印度等國家，享受著美國的產業轉移、技術外溢。其中，部分國家曾經快速地追趕美國技術。但是，大部分國家在經濟增長到一定程度後便失去了動力，技術革新緩慢，重新被美國拉開距離。
時至今日，只有日本、韓國成功地跟緊美國，日本有些產業的技術實力還超越了美國。經歷了泡沫經濟危機後，日本依然是繼美國之後的技術力量強國。
所以，日本經濟的發展道路對我們有一定的借鑑意義：日本的經濟結構轉型升級，是開放經濟體下的一條經典之路。當時的日本企業，主要走了兩條路：
一是走向上游。
二是走向全球。
日本當年轉型的艱難之處在於遭遇日美貿易摩擦、泡沫經濟的雙重打擊。在七八十年代，受石油危機及美日貿易戰驅動，日本成功從煤炭、鋼鐵、石化、造船等重工產業，向汽車、半導體、通用機械、家電、電子等產業轉移。
日本泡沫經濟，是其主動全球化之路上貨幣政策失當所致。泡沫危機爆發後，日本企業一度進退失據、猶豫不決。
在亞洲金融風暴爆發後，日本企業斷臂求存，果斷放棄終端業務，向上遊的核心技術及商用領域轉型升級。
松下從家電，擴展至汽車電子、住宅能源、商務解決方案等領域；夏普轉向健康醫療、機器人、智能住宅、汽車、空氣安全技術領域；東芝進入大型核電、新能源和氫燃料電池電站業務領域。
日立較早向商用領域轉型，如今智能電網、電梯等基礎設備業績平穩增長，同時，日立的核電技術水平較高；三菱發力於氫燃料電池，豐田的氫燃料電池汽車逐漸步入商業化。
如今，日本企業告別了終端家電、電子市場，在商用領域的大型核電、新能源、氫燃料電池、電力電網、醫療技術、能源存儲技術、生物科技、機器人研發及高精軟方面等建立全球競爭優勢。
產業上游領域的核心技術，乃國之重器。核電、芯片、精密製造、生物科技、氫燃料、新能源、機器人等等，才是一個產業技術的關鍵，一個國家的命脈所在。
當年，松下CEO津賀一宏在看過索尼的CES展臺後說：“如今誰都能做電視機，但智能手機也會出現這種情況。不只是電視機。”
這句話道出了核心技術的真諦。
當人口紅利消失，全球技術紅利吃盡，競爭倒逼走向上游核心技術、商用及基礎科學領域，依靠自力更生、自主研發，也就成為了必然趨勢。
縱觀全球，德國的西門子、博世、巴伐利亞、蒂森克虜伯、德馬吉森精機、大陸集團、舍弗勒集團，以及美國的AT&T、IBM、英特爾、威瑞森、惠普、甲骨文、思科、通用電氣、亞馬遜、谷歌、蘋果、康卡斯特，都掌握了上游核心技術。不同的是，強大的美國企業上下游通吃。
很多人以為，日本最近三十年“消失”了。其實，日本變得更加強大，日本企業掌握了上游核心技術，低調地掌控了產業之命脈。
在今年的日韓貿易戰中，日本展現了“扮豬吃老虎”隱實力。韓國的半導體很強大，其生產的內存產品居世界首位，其中隨機存取內存（DRAM）的市場佔有率逾70%。但是，很少人知道，日本其實遏制住了韓國半導體的命脈。
日本佔全球氟聚酰亞胺和光刻膠總產量的90%，全球半導體企業70%的氟化氫需從日本進口。日本幾乎是韓國半導體公司的唯一核心原料來源國。
日本對韓國禁運，三星、LG、SK庫存立即告急，韓國的OLED、存儲芯片、CIS芯片、DRAM幾乎都無法生產。三星是韓國經濟的主心骨，電子是韓國經濟的命脈。日本此舉，相當於打中了韓國經濟的七寸。
這就是日本在上游領域高端材料（氟聚酰亞胺、氟化氫、光刻膠）的強大統治力。
值得注意的是，向上遊核心技術領域升級，涉及到基礎科學研究，而日本非常重視基礎科學研究。今年，日本科學家吉野彰與兩位美國科學家一起共享諾貝爾化學獎。如此，日本已經在過去19年斬獲了19個諾貝爾獎。
原騰訊副總裁吳軍老師批評騰訊沒有to B基因，一度引發爭議。可惜的是，這場爭議缺乏建設性。其實，並不是騰訊缺乏to B基因，中國的私營企業基本上都沒有投資to B領域的動力。
中國私營企業極少涉及核電、芯片、精密製造、生物科技、氫燃料、操作系統、新能源、工業機器人等上游核心技術及商用領域。這一點，與日本、德國完全不同。中國至今沒能出現類似於德國西門子、巴伐利亞、蒂森克虜伯的私營企業。
原因主要有兩個方面：
一是過去幾十年，中國終端市場足夠大，屬於大淘金時代。
騰訊、阿里等大資本，寧願投資美團、滴滴打車、共享單車、互聯網咖啡，也不會投資芯片、操作系統及通信技術。投資終端市場，容易獲得龐大的用戶及數據，然後打著大數據、新零售的概念上市套現。與上游投資相比，終端投資週期短、效率高。
二是上游如電網、核能、石油、通信網絡等基本都屬於非競爭行業。
這些行業的准入門檻很高，私營企業根本進不去。即使一些開放競爭行業，其採購商往往是國企及政府部門，普通的私營企業不敢進入。這條技術升級的必經之路，遇到了非競爭性障礙。
只有開放上游產業，讓更多私人資本進入，才能推動中國技術轉型升級，中國企業才有可能掌握核心競爭力，掌控高端的商用市場。當然，其中又涉及到制度改革問題。
日本的第二條路是全球化。
1980年代，日本經濟騰飛，在日元升值和國際化戰略的推動下，日本開啟了全球化投資、收購門閥，將大量資金和大型製造業轉移到海外，這是日本戰後第一次全球化產業大轉移。
但是，泡沫危機爆發後，日本國內資產受到擠泡沫、去槓桿的嚴重打壓，企業長時間沒有緩過神來。日本企業經歷了十年左右的掙扎、彷徨，全球化戰略大幅度回撤。
2000年之後，日本開啟了第二次全球化大浪潮。這次全球化促使日本海外資產大規模增長，總資產甚至超過日本本土GDP總量。2011年，日本的海外資產和海外產業相當於日本本土的1.8倍。
如今的日本，是亞洲唯一深度全球化的經濟體，是一個真正意義上的全球化發達國家。
為什麼日本的經濟全球化，沒有像美國一樣遭遇“資源陷阱”，放緩其技術增長的步伐？
主要原因是，日本遭遇了泡沫危機暴力槓桿，同時疊加日美貿易摩擦。80年代中後期，日本憑藉日元升值的優勢，在全球大肆併購，類似於過去美元、英鎊之路。
但是，泡沫危機崩潰後，日元遭遇重創，終結了日本的資本輸出模式。之後，日本企業尋求亞洲低廉勞動力投資的同時，加大了技術轉型升級。
另外，在美國的壓力之下，日本企業被迫走向全球化。
以汽車業為例。日美兩國政府從1979年開始圍繞汽車貿易問題進行談判，美國強烈要求日本對美實行自願出口限制、日本汽車廠家到美國投資設廠以及開放日本的汽車市場等。
從1982年開始，在日美貿易摩擦和日本國際化戰略的背景下，豐田、日產、本田、三菱、富士重工等日本汽車公司，相繼在美國投資生產。
開始時，日本企業遭受不小壓力，成本增加，規模銳減。日本車企雖然也遭遇了福耀玻璃所遇到的工會問題，但還是頑強地在美國生存下來，並逐步建立競爭優勢。
日本在美國本地生產的汽車數量，從1983年6萬輛、1984年24萬輛、1985年36萬輛猛增至1987年74萬輛、1988年89萬輛、1989年125萬輛。
這次主動或被動的全球化，雖然艱難甚至兇險，卻倒逼豐田、本田、日產、三菱、富士重工等日本汽車公司成長為一家家國際化的汽企。美國原三大車企只剩下兩家，豐田一度超過通用成為全球第一大車企，在強大全球競爭壓力下，倒逼豐田利用全球產業鏈創建了高效的準時生產製度。
中國如今面臨的國際背景與當年日本相近。不過，與日本有所不同的是，中國具備龐大的國內市場優勢。
迄今為止，中國最大的優勢並非廉價勞動力，而是市場規模。因為龐大的市場規模，具備絕佳的分工優勢。
亞當·斯密在《國富論》第三章《論分工受市場範圍的限制》認為，“分工受市場範圍的限制”。他認為，分工受到市場交換規模限制，如果交易太小，就無法專業化生產，分工就會受到限制。
斯密以運輸為例說明問題，比如水運開拓了比陸運更大的市場，從而“各種產業的分工改良，自然而然地都開始於沿海沿河一帶。這種改良往往經過許多年以後才慢慢普及到內地”。這就是“斯密定理”。
1928年，美國經濟學家阿林·楊格在就任英國科學促進協會經濟科學與統計學分部主席一職發表的就職演說《報收遞增與經濟進步》中，對斯密定理做了深入發展。
楊格的觀點是“分工取決於市場規模，而市場規模又取決於分工，經濟進步的可能性就存在於上述條件之中”，這就是“斯密－楊格定理”。
中國龐大的市場定然促進分工更加精細，而更加精細的分工又進一步擴大市場。分工精細化，有助於技術的提升。
第一輛實用蒸汽火車是英國人史蒂文森發明的，而鐵路運輸發展最快的卻是美國。中國龐大的出行市場對高鐵需求強烈，刺激高鐵技術的突破。中國龐大的糧食市場，刺激（袁隆平）育種技術革新。
在未來的工業智能化領域，中國最大的優勢是龐大的數據市場。大數據又如人工智能的“能源”，大數據刺激人工智能算法革新。中國市場可以提供龐大的無人駕駛數據，只有積累大量的測試數據，無人駕駛才可能走入商用領域。
反觀如新加坡、中國香港等小市場，他們只能尋求全球化市場，從全球化市場中獲取更多的數據、資本及人才。因此，這些經濟體一般都實行自由開放的經濟政策。
不過，這並不是說中國不需要向全球開放經濟。在知識經濟時代，全球化技術標準將成為技術皇冠上的明珠。若不能重新制定一套讓全球通用的技術標準，那麼遵循國際標準是基本的常識。如今，中國的生物基因等領域都有一些技術積累，但如何與國際標準接軌依然是個難題。
建立開放自信，利用好國內市場，打破制度性壁壘，幫助企業向上遊核心技術及商用領域升級，中國才能在技術升級道路上繼續追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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