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太宗幼年命名之事
在《舊唐書》曾這樣記載，太宗出生之時“時有二龍戲於館門之外，三日而去。
”太宗四歲之時，有一位書生自言其善相，拜訪高祖，對其言道：“公貴人也，且有貴子。”看見太宗言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年將二十，必能濟世安民矣。”高祖害怕其言洩漏，意欲將其殺之，然此書生“忽失所在”，“因採「濟世安民」之義以為名焉。”[1]在《新唐書》亦言，太宗四歲之時，有書生拜訪高祖，對其言道：“公在相法，貴人也，然必有貴子。”後又見太宗，言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高祖懼其言語洩，“使人追殺之，而不知其所往”於是高祖以為其神異。於是採其語，“名之曰世民。”[2]
李世民
由《新唐書》與《舊唐書》的記載觀之，二十四史中大多數史書記載相類似，為其賦予神秘或神話的色彩，以顯示其天子的權威和皇位傳承的正統性。
如《漢書》卷一關於高帝出生異象記載，高祖出生之時，其母做夢與神仙相遇。“是時雷電晦冥”，其父感到詫異前往而觀，看見“交龍於上”。其母“已而有娠，遂產高祖。”而高祖則異於常人，“隆準而龍顏，美鬚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3]
亦如《梁書》卷一關於高祖出生異象記載：高祖“生而有奇異，兩骻駢骨，頂上隆起，有文在右手曰「武」。”[4]
又如《舊五代史》卷一（梁書）太祖紀一對太祖出生異象記載：太祖於碭山縣午溝裡出生，“是夕，所居廬舍之上有赤氣上騰。鄰居看見這樣的一樣，都驚詫的奔向朱家，並言之：“朱家火發矣！
”等到了那裡時，然而“廬舍儼然”。“既入，鄰人以誕孩告，眾鹹異之。”[5]由所舉之例可知：《新舊唐書》對於帝王出生或幼年神異之事記載絕非個例，或言已形成一個默不成文的規定，在國史修撰中大量存在。
然而在《資治通鑑》中卻並無此記載，這樣的區別是有意為之還是隻是題材所限，亦或是特定政治環境所致，又或是天命觀不同？
接下來便對此疑問進行一一剖析與嘗試作答。
首先，我認為司馬光對於神異之事，讖緯之說無所記載，非偶然也，非題材所限，在《資治通鑑》一書中記載應是有意為之。 例如在《舊唐書》中關於貞觀十三年夏所記載求雨之事：
“壬寅，雲陽石燃者方丈，晝如灰，夜則有光，投草木於上則焚，歷年而止。自去冬不雨至於五月。甲寅，避正殿，令五品以上上封事，減膳罷役，分使賑恤，申理冤屈，乃雨。”[6]
《新唐書》亦有所記載：
“壬寅，雲陽石然。五月甲寅，以旱避正殿，詔五品以上言事，減膳，罷役，理囚，賑乏，乃雨。”[7]
《新舊唐書》關於甲寅五月求雨之事亦含神異之論，仍奉行天人感應之說，認為天大旱是因為上天對人事所不滿，奢靡之風盛行，勞役過重，因此上天降罪，施以旱災。減膳，罷役，理囚，賑乏之後上天才降雨。
然而《資治通鑑》對其記載卻沒有神異色彩：“五月，旱。甲寅，詔五品以上上封事。魏徵上疏，而魏徵上疏所言皆為輕用民力”之事， [8] 不僅雲陽石燃之事未記載，後文五月甲寅天大旱，太宗詔群臣言事，也只是將魏徵所言記載，而未如《新舊唐書》記載，採取這種記載方式，而未與《新舊唐書》同，我認為是有意而為，亦是司馬光對天人感應，天人合一持有質疑態度，對於天命的觀念也與前人有所不同。
又如《舊唐書》在貞觀二十三年關於皇太子於金液門聽政的記載：“丁卯，敕皇太子於金液門聽政。是月，日赤無光。”[9]其中，在末尾則刻意附上日赤無光以映天意，然而在《資治通鑑》中則僅僅記載“
丁卯，敕太子於金液門聽政。”[10]之事，並無後文日赤無光的神異之事強行讖緯，這也反映了司馬光遠天命不近鬼神怪異之說而重人事的天命觀。而縱觀前朝國史與《資治通鑑》，則會發現國史中眾多神異之事《資治通鑑》則沒有記載，此亦非偶然，概是溫公有所用意而為之。劉知己在《史通》採撰第十五對史書記載神異之事則加以嗤嘲，如其言
“其失之者，則有苟出異端，虛益新事，至如禹生啟石，伊產空桑，海客乘槎以登漢，姮娥竊藥以奔月。如斯踳駁，不可殫論，固難以汙南、董之片簡，霑班、華之寸札。”“晉世雜書，諒非一族，若《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之徒，其所載或恢諧小辯，或神鬼怪物。其事非聖，揚雄所不觀；其言亂神，宣尼所不語。”[11]，
此等言論在古代神鬼之事，圖讖之言盛行的年代可謂是語出驚人，亦可算是當時的唯物主義論者了。司馬光的對待史書神異之事的觀念與他較為相似。
宋麗女士在《《資治通鑑》引用唐文研究》一文中也提到：
“他對神鬼怪異之說，纖緯符瑞之舉，一概予以排斥，予以反對。因此《通鑑》幾乎不取道釋符瑞，但若與政治相關，與歷史相關，為還原歷史本來之面目和警戒後世，《通鑑》也會選擇少量的關乎道釋符瑞之文。”[12]
然而在唐宋之際無論平民百姓還是王公貴族都與佛道有著密切的聯繫，自然讖緯祥瑞之說對社會產生著巨大影響，司馬光為何反其道而行之呢？
我認為有以下三個原因，
第一，則是與司馬光的自身所持觀念有關
司馬光是理學的奠基人和堅定的衛道士，司馬光等人對於兩漢以來的經學觀念產生異議，並根據現實需要進行了一場“疑古惑今”的學術“反動”活動。
北宋抗闢佛道，復興儒學的思想運動也在轟轟烈烈的展開，而對於儒學的萬物的認識又形成了自己的宇宙觀與認知觀，董根洪先生在《司馬光是理學的重要創始人》一文中寫道：
“司馬光十分重視從儒家經典《易經》中挖掘闡發“道體”問 題,推崇《周易》“於天人之蘊備矣 。”並撰《溫公易說》 , 發揮“ 易道始於天地, 終於人事
” 的邏輯 。”[13]司馬光又依順《周易》《太玄》的邏輯體系在《潛虛》中構建了自己的宇宙觀：“萬物皆祖於虛，生於氣，氣以成體，體以受性，性以辨名，名以立行，行以俟命。”[14]其與王充理論亦有所相似。東漢桓譚對讖緯神學則是堅決批判，可謂是不屈鬥士，認為“災異變怪者，天下所常有，無世而不然”[15]，批判天人感應，認為萬物有生，“天非故未作”[16]，這一觀點與司馬光又有所相似，並且，對於儒學，其亦是崇尚孔荀之道而抑貶孟子，對仲尼“不語怪力亂神”[17]，荀子“人定勝天”“天人相分”[18]觀念加以吸收，逐漸形成了自己遠天命不近鬼神怪異之說而重人事的天命觀。
因此司馬光認為“釋老之教，無益治世，而聚匿遊情，耗蠹良民”[19]，“嬌異止於怪誕”，“便請直刪不妨”[20]。在《通鑑》中亦引用了範縝的《神滅論》和韓愈的《諫迎佛骨表》，從此處也可反映出溫公對天命論的批判，以及對佛道、迷信、鬼神、風水、祥瑞之說的反對，時保吉先生在《《治治通鑑》——歷史文獻編纂學史上的豐碑》一文中評價其反映了溫公樸素的唯物主義史觀[21]，此觀點雖與李小娟女士在《編輯學視域下《資治通鑑》史學思想質疑》[22]中所持觀點相異，但在這一方面，溫公亦是可與荀卿共稱為古代樸素唯物主義論者了。
第二，則為前人之鑑也。
隋唐之際，三教並行，三教合一成為了時代潮流，佛道儒各行其道，並且對民眾生活和王公貴族產生了很大影響，佛教興盛之際，自帝王到平民百姓，崇信之風盛行。豪強官僚大興土木，營建佛寺，富戶壯丁亦削髮為僧躲避賦稅徭役，憲宗亦親迎佛骨，崇佛成風。道教亦受統治者推崇，憲宗穆宗不僅信奉佛教，而且迷信金石之藥祈求長生不老。“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23]，南朝的覆滅仍停留在史書與記憶之中，唐中晚期的衰頹亦殷鑑不遠，“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24]，因此，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則極少言神鬼怪異祥瑞之事，並且對反道釋，反讖緯之說加以記載。如貞觀二年，“嘗有白鵲構巢於寢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我常笑隋煬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縱鵲於野外。”[25]，由此亦可見其不事鬼神，批判祥瑞讖緯之說的天命觀。
最後，則為現實之勸諫。
“窮探治亂之際，上助聖明之鑑”[26]，這既是《資治通鑑》所撰之目的，亦是司馬光本人所持的宗旨。司馬光撰寫《通鑑》不僅僅只是論述歷史和還原歷史，更包含了溫公的個人意圖與撰述傾向，即對當代統治者有所警示語勸諫。
宋仁宗和宋英宗都崇尚佛道兩教，大興土木，廣修寺廟，勞民傷財，司馬光反對帝王信奉佛道，認為佛道之教對百姓而言無所益處，對社會更是無益。因此，在通鑑記載中多以歷史王朝衰退覆滅陳佛道之弊，對讖緯神異鬼怪之說也極少記載。“經世致用”亦是他所持觀念。
所以，從《新舊唐書》與《資治通鑑》的對比中發微，我們觀察到其中關於神異讖緯祥瑞之說記載的差異，從而進行進一步的研究與探討，並細查其他國史關於神異之事記載與《通鑑》所存差異，並對其一家之言，所撰之書加以研究與分析，並結合當時背景，進而推論溫公遠天命不近鬼神怪異之說而重人事的天命觀，可謂是古代樸素唯物主義的堅定信仰者，此為晚輩淺陋之說，一家之言，如有其它不同看法，歡迎共同探討。
[1]（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二本紀第二
[2] （北宋）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二本紀第二
[3] （東漢）班固：《漢書》卷一上高帝紀卷一上
[4] （唐）姚思廉：《梁書》卷一本紀第一武帝上
[5] （北宋）薛居正等：《舊五代史》卷一（梁書）太祖紀一
[6]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三本紀第三
[7] （北宋）歐陽修等：《新唐書》卷二本紀第二
[8] （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五，貞觀十三年己亥
[9] （後晉）劉昫等：《舊唐書》卷三本紀第三
[10] （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九，貞觀二十三年己酉
[11] （唐）劉知己：《史通》採撰第十五
[12] 宋麗. 《資治通鑑》引用唐文研究[D].西北大學,2016.
[13] 董根洪.司馬光是理學的重要創始人[J].山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6(04):55-62.
[14] （北宋）司馬光：《潛虛》
[15] （東漢）桓譚：《新論》卷六譴非篇
[16] （東漢）桓譚：《新論》
[17] （春秋）孔子等：《論語》述而
[18] （戰國）荀子：《天論》
[19] 四庫全書.司馬溫公傳家集（卷80）【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0] 四庫全書.溫公與範內翰論修書帖【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1] 時保吉.《資治通鑑》——歷史文獻編纂學史上的豐碑[J].殷都學刊,2001(03):39-43.
[22] 李小娟.編輯學視域下《資治通鑑》史學思想質疑[J].晉中學院學報,2016,33(04):70-72.
[23] （唐）杜牧：《江南春》
[24] （南宋）胡三省：《新注資治通鑑序》
[25] （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卷一百九十三，貞觀二年戊子
[26] （北宋）司馬光：《謝賜通鑑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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