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熙寧二年(1069年)，一場以發展生產，富國強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機為目的，以
"理財"、"整軍"為中心，涉及政治、經濟、軍事、社會、文化各個方面的社會變革運動轟轟烈烈地開始進行。這場變革運動被稱為熙寧變法，由於提出改革主張和實施內容的是王安石，所以也被稱為王安石變法。變法一定程度上改變了北宋積貧積弱的局面，但是，王安石變法卻因支持變法的宋神宗去世（1085年）而宣告結束。不久，以司馬光為代表的反對派以秋風掃落葉似的將變法內容全部廢除了，變法以失敗告終。
王安石（公元1021年－1086年），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
近千年來，不少人對王安石變法的失敗深感惋惜，對王安石和司馬光這對在變法中的生死冤家更是爭論不休。民國以來，肯定王安石變法而批判司馬光反對變法基本成為一邊倒的觀點，認為司馬光是典型的“頑固派”、“守舊派”，是導致變法失敗的罪魁禍首。
然而，小城君卻認為，司馬光並非是“頑固派”、“守舊派”，而且導致變法失敗的這口黑鍋，是不應由司馬光來背的。
面對積貧積弱的現實，變法還是不變法？
北宋，是我國曆史上十分不景氣的朝代。
由於北宋政府推行“不抑兼併” 的土地政策，使地主階級肆意霸佔土地，形成了“勢官富姓，佔田無限，兼併冒偽習以成俗”的局面，結果是“富者有彌望之田，貧者無卓錐之地”，農民階級與地主階級的矛盾日趨尖銳化，各地各族的農民武裝起義不斷。
另外，宋太宗之後的北宋，俸祿優厚的各級官吏逐年猛增，靠國家養活卻脫離生產的僱傭兵無限擴充，每年要以大批物資送給契丹貴族和党項貴族，宋朝皇室生活侈靡，揮霍無度，導致宋朝的財政赤字越來越大。因此，在太宗趙光義時代，每年國庫節餘大半，而到仁宗時，國家財政收入比前增加五倍而國庫已不足支出了，北宋王朝的財政陷入了嚴重的危機。
再者，在對遼、西夏統作戰中的失敗和屈服，使北宋的統治危機更加嚴重。
以上就是王安石與司馬光所在北宋當時積貧積弱的現實，北宋王朝面臨的是“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嚴重形勢，改革已是勢在必行！
司馬光是“頑固派”、“守舊派”？
1062年，司馬光就曾上奏：“自景赫以來，國家怠於久安，樂因循而務省事，執事之臣，頗行姑息之政。”“朝廷之政如是，則四方必有甚矣。”為了改變這種因循守舊的現狀，司馬光提出一系列意見，要求“陛下當奮剛健之志，”振興朝政。司馬光希望“國家將除積久之蔽，立太平之基，”反對選用人才“累日月以進秩，循資歷而授仕，”主張“度材而受仕，量能而施職，”提拔優秀人才。司馬光對當時冗官成災十分不滿，反對“無故受官。”司馬光還反對擴軍，提出“國家患在兵不精，不患不多”，“州縣不得妄招饑民以充廂軍。但據所有鬥解，救濟農民。”司馬光更反對濫用國家錢財，他曾將給他的賜賞作為公用。總之，在變法前，“司馬君實為中司，已請稍變舊制。”
司馬光（1019年-1086年），字君實，號迂叟。北宋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
治平四年(1067年)，久慕王安石之名的宋神宗即位。1068年，王安石任翰林學士，二次被召人京。宋神宗認為“當今理財最為急務，養兵備邊，府庫不可不豐，大臣宜共留意節用。”司馬光與王安石看待神宗關於“理財”的不同意見，便開始了二人關於變法的爭論。
對這一問題，司馬光的回答是“方今國用窘竭，非痛裁省浮費，不能復振。”而要裁省浮費，必需“從貴近始”，減少皇親大臣的賜賞等費用，以期上行下效，普遍裁省冗費。而王安石反對司馬光的節流主張建議，他認為“節省開支，無補手國” ，只要“得善理財者，何患不富？”並且提出可以“不加賦而上用足”。
司馬光認為王安石的“理財”只不過是空談：“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民，則在官。”“不加賦而上用足，不過設法侵奪民利。”這就使司馬光與王安石的意見分歧，轉化為激烈的矛盾鬥爭。
關於王安石變法，司馬光對宋神宗說出了自己的觀點：“且治天下，譬如居室，弊則修之，非大壞不更造也。大壞而更造，非得良匠、得美材不成，今二者皆無有，臣恐風雨之不庇也。”言外之意，司馬光認為：第一，法可以變，但當時不必變，有弊病可以修補改正；第二，即使要變法，也不具備變法的客觀條件，包括適合實施變法的人和合適的變法措施；第三，王安石變法弊多利少，如果長此以往，將梁傾屋倒，無地容身。
可見，司馬光既不是守舊派，更不是頑固派，他並不反對變法改革，而是反對王安石那樣的變法。
司馬光為什麼反對王安石那樣的變法呢？
應當說，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是有可取之處的。北宋開國以來，建立了一套政治法律制度，加強了中央集團統治，在當時基本上適應了經濟發展的要求，所以北宋的生產力發展較快。
到王安石變法之前，宋朝近百年的歷史，逐漸走下坡路，在許多統治環節上，出現了弊病。這些弊病，應該通過緩和的、局部的改革來解決。王安石變法脫離當時的社會實際，用空談與急風暴雨式的變法運動，企圖一夜之間改變一切，當然是行不通的。
因此，司馬光不得不由原來主張改革，轉而反對王安石那樣的改革。
王安石變法為什麼會失敗？
司馬光認為，王安石變法有兩大致命傷，一是用人不當，二是對國家無益有害。
王安石變法之初，用他的話說，叫作“舊時人不肯向前，” 因為那時幾乎所有的中央機構重要成員，都不贊成王安石變法。對這些反對變法的舊臣，王安石只是簡單地以劃線：凡是反對他的意見的，一律加以排斥甚至打擊。
在這些臣僚中，有的確實保守頑固，應當處理。但許多人並不保守，有的甚至贊成過革新，例如韓琦、歐陽修、蘇氏兄弟。他們有的支持過慶曆新政，有的在王安石變法之時，還曾“自蜀至京師，上書言事，神宗皇帝即日召見延和殿，授制置三司條例檢詳文字”而直接參與了變法。
由於他們對變法的某些方面、某些措施有看法，就被無端貶逐。蘇東坡就是由於向宋神宗提出了變法“求治太急，聽言太廣，進人太銳”，為王“安石滋怒，使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
蘇軾（1037年—1101年），字子瞻，號東坡居士，世稱蘇東坡。北宋著名文學家、書法家、畫家。
這樣，王安石便擴大了打擊面，使許多臣僚同變法處於對立的地位，增加了變法的阻力。所以史載“王荊公行新法，同時諸公，皆以為不然。”司馬光更是抓住一點，嘲諷王安石要“力戰天下之人，與之一決勝負。”反對王安石任意處置舊巨。
1070年，沉浸在變法之中的宋神宗將司馬光調離東京，出知永興(今陝西西安)去了。去永興前，司馬光壯心未已，不甘心於不問朝政，寫了三封信給王安石，勸其改弦更張，信中列舉變法的種種弊端，希望王安石不要“用心太過，自信太厚。”信中也為蘇軾等抱不平：“今遷安石者如蘇軾輩，皆肆行低毀，中以危法。” 王安石卻不為所動，給司馬光作了如此迴音：“至於怨誹之多，則固前知其如此也。”
1071年春，司馬光離開永興，到洛陽專致於編撰《資治通鑑》等歷史鉅著，從此十五年來不問政事。只是在1074年王安石罷相，宋神宗頒佈求言詔之時，司馬光才應詔上了兩次奏摺，堅持認為王安石變法在“六年之間，百度紛擾，四民失業，怨憤之聲，所不忍聞，災異之大，古今罕比。”
王安石一面排斥舊臣，一面卻急於啟用新人。在這班新人中，有的確實從國家、民族利益出發而贊成變法，有的卻是見風揚帆、投機鑽營之徒。例如呂惠卿，其雖有能力，但他在變法順利時，唯王安石之命是從；變法遇到挫折，卻謀權以營私，競然排擠王安石。司馬光早就提醒王安石“不可信任呂惠卿，惠卿真奸邪而為安石謀主。”可惜的是，王安石偏聽偏信，直到為呂惠卿所賣，才“切切以呂吉甫為恨。” 方才認識到“司馬十二(光)君子人也。”
司馬光反對王安石用人不當，倒是有其思想淵源的。在司馬光看來，“治在得人，不在變法，”“苟得其人，則無患法之不善。不得其人，雖有善法，失先後之施矣。故當急於求人，而緩於立法也。”從王安石變法失敗的實踐上講，可以反證司馬光的這種說法是正確的。
王安石變法並沒有充分醞釀準備，便急躁冒進，急於求成。
1069年三月設條例司後，七月立均輸法，九月立常平法，十一月立農田水利法，第二年正月，行青苗法。在半年多的時間內，變法的主要方面，相繼立行。這樣的速度，不要說不符合實際而難以執行，就連下達到州縣，也不容易。說嚴重點，這是紙上談兵。這怎能不叫“求治太急”？又怎能不使司馬光反對？怎能不造成“天下之議論洶洶”？
對於新法的條例，司馬光是堅決反對的。概括起來，司馬光反對的是：
一曰廣散青苗，使民負債日重而縣官無所得；二曰免上戶之役，斂下戶之錢以養浮浪之人；三曰置市易司與細民爭利，而實耗散官物；四曰中國未治而侵擾四夷，得少失多；五曰團結保甲，教習兇器以疲擾農民；六曰信狂狡之人妄興水利，勞民費財。
具體來看，司馬光反對青苗法“使民負債日重”，是事實。加上在執行青苗法的過程中，發生“抑配”，即強迫命令等情況，青苗法雖然增加了國家收人，但卻加重了人民的負擔。免役法比起差役法來，是歷史的進步。然而在推行免役法過程中，免掉了“上戶”即中小地主之役，卻把它轉嫁給了“下戶”即農民等小生產者，同樣加重了他們的負擔。市易法由官府控制商業貿易，不僅限制了大商人的買賣，而且對中小商人也很不利。至於有關“強兵”的各種變法，王安石沒有也不可能根本改變北宋的“積弱”局面。而所謂“保甲法”，在當時就是為了嚴格控制被壓迫階級，防止與鎮壓農民起義。只有農田水利法，是為民造福的措施，而在興修水利過程中，確實有過因用人不當而“勞民費財”的事。
縱觀司馬光反對變法的六個方面，除了農田水利法外，其它都說出了變法的要害問題
：“使民負債日重”或“斂下戶之錢”，即加緊掠奪人民的財富。是的，在變法中，國家收人是增加了，但那都是人民的血汗。一些人避而不談國家收人增加的原因，只片面說這是限制豪強的結果，是片面且失妥當的。
北宋繁華的東京
然而，司馬光揭露了王安石變法的弊病，不等於司馬光真正站在農民利益立場上。他只是認為王安石“唯錢是求”，弄得“富者差得自寬，貧者困窮日甚矣。”他所憂慮的，不是對農民的剝削，而是王安石變法加重剝削之後，可能引起社會混亂，從而動搖封建統治。所以司馬光為了使皇帝不支持變法，避而不談變法增加了國家財政收入，然而宋神宗支持變法，正是由於看到變法確實增加了收人，所以變法在神宗時期雖困難重重卻得以繼續進行。
可是，王安石是一個富於幻想的不成功的改革家。他的行動遠不如言論那麼美妙。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並不說明司馬光完全正確。王安石提出了不成功的改革方案，司馬光反對這一方案，卻提不出更好的方案。
公平而論，王安石是我國封建社會的改革家。對於變法的失敗，王安石晚年時曾說：“得其人緩而謀之，則為大利；非其人急而成之，則為大害。” 簡而言之，非法弊而實為人弊也。在王安石看來，自己變法的主張是沒錯的，主要是下面的官吏在執行過程中出現了嚴重問題，從而導致了變法失敗。
王安石的改革，以增加國家收入為目的，以加重被剝削者的負擔為手段。他沒有對農民作出什麼讓步，沒有真正打擊大地主利益，也沒有支持中小地主利益。
這就決定了王安石變法必然失敗。
殊途同歸的兩個“拗相公”
王安石好想象，善辭令；司馬光拙於辯，務實際。二十來歲的宋神宗之所以聽王安石而不聽司馬光，原因之一即在於此。此二人有一點卻是共同的：固執、主觀、武斷。
司馬光批評王安石“執拗”，他自己也好不了多少。所以朱熹批評“溫公忠直而於事不甚通曉。如爭役法，七八年間直是爭此事，他只說不合令民出錢，其實不知民自便之。此是有甚大事，欲如此捨命爭。”司馬光與王安石之間不存在根本利害衝突，然而卻固執地爭鬥了多年。
1076年，王安石第二次被罷相，變法處於困境，一些新法名存實亡。1085年，宋神宗病死，不滿十歲的哲宗即位，太皇大後聽政，新法危在旦夕，司馬光被召人京，上臺執政。司馬光執政前，朝野寄以重望。
司馬文正公以高才全德，大得中外之望，士大夫識與不識，稱之曰‘君實’，下至閭閻匹夫匹婦，莫不能道司馬。故公之退十有餘年，而天下之人日冀其複用於朝。司馬溫公元豐末來京師，都人壘足聚觀，即以相公目之。
這些熱烈期盼司馬光重返朝政的記載，難免溢美誇張，但確實證明司馬光“屐道醇固”，老成持重。反變法者重新掌權，標誌著王安石變法的最後失敗。儘管廢除僅剩的青苗、免役、保甲等法是大勢所趨，但對司馬光來說，仍然是一次考驗。
可惜的是，司馬光越來越固執，這就促使他犯了最後的錯誤。如果說司馬光在反對變法時，尚且知道對於時政，應該“存其善而革其弊，”反對王安石“無大無小，盡變舊法以為新政也。” 那麼，此時的司馬光卻犯了與王安石相似的急躁病，他既不問新法是否尚有可取可改之處，更不問廢除新法需要時間，而是以“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及”的速度，將僅剩的新法，全部加以廢除了。
對於司馬光這種矯枉過正，連與司馬光站在一起的一些人，都不贊成。畢仲遊認為：
今遂廢青苗，罷市易，除役錢，去鹽法，凡號為財利而傷民者，一掃而更之，則向來用事於新法者必不喜矣。
範純仁更對司馬光說：
治道去其太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之；不然，滋為民病。設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
蘇軾也反對急於廢免役而復差役，並且勸告司馬光，“法相因則事易成，事有漸則民不驚。”然而，曾經認為王安石固執，自己多次建議“廣開言路”的司馬光，卻誰的話都聽不進去。唯有“奸臣蔡京知開封府，迎合溫公意，用五日限，盡改幾縣僱役為差役，至政事堂白溫公。公喜曰：‘使人人如待制(蔡京)，何患法之不行。’”
北宋奸臣蔡京畫像
司馬光在其暮年，忠誠可嘉，但偏執得令人可惱，而且一樣用人不當。司馬光批評王安石“用心太過，自信太厚” ，一旦自己上臺，卻落得殊途同歸，成了“拗相公”。
司馬光任宰相時，風燭殘年的王安石深為憂慮。當他聽到免役法被廢時，仰天長嘆：“此法終不可廢也!”有人告訴他，“近有指揮不得看《字說》。”王安石更加氣憤：“法度可改，文字亦不得作乎？”“是夜聞公繞床行至達旦，於屏上書司馬光三字凡數百。”司馬光確實也是太過分了。
幸而王安石死後，司馬光倒還稱道“介甫文章節義，過人處甚多，”而且建議對王安石“宜優加厚禮。”不久，作相一年來的司馬光也去世了。
從此，各領風騷之間的變法之爭，成了歷史。
結束語
歷史往往不如人們所希望的那樣簡單。司馬光與王安石生死相近，情深誼長，立場相同，在變法問題上，卻針鋒相對，水火不容。這既不是儒法之鬥，更不是路線之爭，不過是對朝政的想法、看法與治理方法不同而己。從歷史的角度來考察，王安石變法有得有失，司馬光反對變法有對有錯。失在王安石脫離現實，急功好利。錯在司馬光否定一切，又肯定了不該肯定的。
司馬光反對王安石變法，既不能證明他是守舊、頑固派，更不能斷定他是逆歷史潮流而動的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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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宋史》
《能改齋漫錄》
《宋人軟事彙編》
《宋朝事實類苑》
《三朝名臣言行錄》
《龍川略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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